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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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舊的石樁，斑斑點點一臉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軟地垂下來，時而在風中微微飄兩飄。

“噯，金有嫂，飯吃過沒有?”

她抬頭一看，不覺慌了手腳。是王同志向這邊走了過來，還有一個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著制服。她向來一看見王同志就發慌，使他也覺得不安，怕她應對失當。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體，“噯!吃過了。”她含笑答應著。“你也吃過飯了，王同志?”

他並沒有聽見她說了些什麼，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過去，大聲說：“好極了!好極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張張走進大讓，嚷著：“王同志來了!”

譚老大與譚大娘滿面笑容迎了出來。王同志把他同來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紹給他們。“這是顧岡同志，”他說。“顧岡同志是上海來的，來研究我們這裡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們住在一起，過一樣的生活。”

他們笑嘻嘻地和顧岡招呼。顧岡有三十來歲的年紀，瘦長身材。戴著黑框眼鏡，眼鏡框再加上他的濃黑的眉毛，彷彿犯了重。他的棉製服是上等的青嗶嘰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彷彿他沒有穿慣解放裝，有點周身不合褶。他向他們解釋，說他是文聯派下來的一個電影編導，下鄉體驗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個民兵小張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務員，挑著顧岡的行李，氣喘喘地從後面趕了上來。顧岡似乎覺得他在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極力爭奪，想把行李搶下來，自己搬進去。小張同志又不肯放棄，兩人一路扭打著，挑擔子的腳步歪斜，幾次差一點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間，譚老大家裡也曾經住過知識份子，所以他們也習慣了，相當鎮靜。他們很小心，決不敢向客人道歉，說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說“同志是上海下來的?”一向習慣總是說“由城裡下來”，但那是錯誤，彷彿表示城市的地位比鄉村高。

他們領客人去看他們擱磨盤與農具的一間房。可以把這些東西搬出去，把門卸下來做鋪板，架兩隻板凳上。顧同志說好極了。然後他們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賞他們抽籤抽到的那隻深藍色花瓶，是他們分到的地方的東西。

經王同志要求，譚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來。金根是勞模，他老婆又是最近“還鄉生產”的，很能代表現在一般的新氣象。顧岡對他們的印象很深。這些農村婦女倒是的確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譚大娘說的話最多。別人大都只是含著微笑，喃喃地說兩聲“現在鄉下好嘍!”或者“現在兩樣嘍!”譚大娘總是中氣很足地高叫著：“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們哪有今天呀?”她永遠在“毛主席”後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樣，顯得特別親熱敬重。

顧岡可以看出來，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覽品，也許他讓他住在她家裡，就是為了這原因。王同志臨走的時候，顧岡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種寬容的口吻說起那老婦人：“她倒是有一樁——說話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經和他提起過這裡的冬學，建議叫他去教書，可以和群眾多一些接觸。現在他又說：“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來陪你到識字班去，給你介紹介紹。

他又詳細解釋識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聽他說起來，簡直彷彿顧岡現在要和鎮上的小學生們輪流擔任的這份工作，是全國最偉大最艱鉅的工作。顧岡心時想，這王同志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家。王的黨齡也很長，而且據他自己說，從前在蘇北還有過實際戰鬥經驗。他實在應當有一個較好的位置。為什麼到現在還是在這窮鄉僻壤做一個村幹部呢?也許是因為黨內派系的鬥爭，使他鬱郁不得志。甚至於他也許曾經跟某一個被毛澤樂“清”掉了的中堅份子。如果是那樣，那他就是個危險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顧岡因此謹慎了起來，態度也冷淡了許多。王同志一個人走回去，他住在區公所裡，區公所就是從前的武聖廟。他離開了顧岡以後，方才自己覺得，剛才他說了很多的話，關於他的過去……在日本人佔領期間作地下工作，後來風聲緊了，又學到蘇北去參加新四軍。他本來並沒有打算提起這些——對一個初次見面的人，何必告訴人家這些話。“英雄不道當年勇。”難道他已經成了嘮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憶裡。自己想覺得很難過。大概是因為顧岡對他的態度裡彷彿帶著點輕視，使他不由得要誇耀自己的過去，“也讓他知道知道我從前的歷史。”他最討厭顧岡和他說起國內新聞的時候，那神氣就像是以為他除了當地村莊裡的事情之外，一無所知。

他從來沒聽見過這顧岡的名字。但是從文聯負責人寫的那封介紹信的口氣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後才加入他們的陣營的。

“我自己算算，為黨服務不止二十年了，永遠在鬥爭的核心裡，”王同志對自己說，“現在倒在這裡招待這投機份子，還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這麼一個不要臉的機會主義者，膽小如鼠的知識份子，統治階級的走狗，搖身一變，也前進起來了，還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應當濫發脾氣，對於顧岡的估計也不一定正確，但是心裡總覺得鬱塞得厲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廟裡的時候，有兩個農民在他的辦公室等候著，有些什麼糾紛要等著他解決。那也許會使他胸中悶氣稍微疏散些。他很會對付農民。做一件自己善於做的事，那總是相當愉快的。而且在農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們使他感覺到他是龐大的機器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輪齒，而不是一個過時的工具，被丟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裡。

他平常總是從早忙到晚，沒有片的閒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無事可做。他回到廟裡之後，在他的寫字檯前面坐了一會，無聊得很，又站起來，揹著手踱到外面去。小張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門前一隻薄團上，在那裡剝蒜。破舊的薄團，藍布綻開來，露出裡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張同志洗了衣服，在那裡雕花檻上穿了一根繩子晾著。淡淡的一塊日影，照在那慘紅的廟牆上，一動也不動。

王同志忽然想起來，他似乎永遠是住在廟裡，在那些寬廣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裡；被逐出的神道彷彿陰魂不散，仍舊幢幢來往著。他從前和沙明結婚的時候，也是住在廟裡。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從前的事，馬上就會想起她來，那似乎是最容易記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見到她，是有一次幹部開大會。他在蘇北的新四軍裡——那時候他就用著現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幹部都集中在一個小縣城裡上大課，借一個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裡，搬到蕪湖去了。那陰黑的大廳，豎著一根根青石柱子，風颼颼的，有點像戶外的黃昏。大家都坐在磚的地下聽演講，各人記筆記，膝蓋上頂著一本拍紙簿。演講照例是以喊口號作為結束。大家一律站起來跟著喊，“毛主席萬歲!”同時把帽子紛紛毛到空中去，用盡力氣，能丟多高就丟多高。但是帽子落下來的時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頂。大家正手忙腳亂滿地搶帽子，演講的人倒已經又高高豎起一隻手臂，嘶啞也跟著往上一提。“史達林萬歲!”他高叫著

“史達林萬歲!”大家跟著一聲吶喊，一隻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飛上天去。

散會以後，王霖注意到一個女幹部手裡拿著帽子站在那裡，很為難的樣子。她搭錯了一個帽子。她年紀非常輕。別的女幹部的頭髮都是剪短了，油膩膩地披在面頰上，她卻是梳了兩隻辮子，盤在頭頂上，藏在帽子時面，完全看不見。所以平時一眼看上去，會把她當作一個男孩子，尤其因為她那清的沒有血色的臉，兩隻眼睛分得很開，是一個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現在沒戴帽子，露出辮子來，就完全像一個女學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顯得身材纖弱。

王霖把自己頭上的一頂汙舊的帽子摘下來，拿在手裡翻過來看了看，顯然是他自己的。實在不好意思走上去問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來了。有好幾個男幹部都拿著帽子去問她，但是沒有一個是她的。後來有一個人發現有一頂帽子高棲在一根屋樑上。一個姓俞的青年馬上設法弄了一舊梯子來，爬上去替她拿了下來。王霖離開會場的時候，俞同志還站在那裡和她說話。王霖雖然明知道俞同志職位太低，還沒有結婚的資格，但是並不因此就覺得安心。

“剛才鬧丟了帽子的那個是誰?”他彷彿很不耐煩地問另一個幹部。“真是笑話!”

“我沒有看見過她。是新來的——怎麼，你對他有意思?”“別胡說!”

飯後，他又試著問另一個人。“那梳辮子的那個——她的愛人是不是姓陳?”

“她沒結過婚吧?你是說沙明是不是?她來了還不到一年，在電訊組，沒結婚。”

“大概我認錯了!”他喃喃地說：“還當她是陳同志的愛人。”

女幹部都在合作社裡過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談話。

這裡也按照普通店堂的佈置，一邊擺著一排紅木椅子，兩張椅子夾著一隻茶几。他坐了下來，背後後牆上掛著紅紙對聯，祝賀合作社開張之喜。

“這該是好兆頭!”王霖想：“在一個合作社裡向她求婚。這應當是我們在革命崗位上終生合作的開始。”

清晨的陽光從門外射進來，照亮了他腳邊的一筐筐的米與赤豆，灰撲撲的蘑菇與木耳，還有大片的筍衣，發出那乾枯的微甜的氣味。女幹部們在櫃檯上大聲談講著，捲起她們的鋪蓋。她們昨天晚上還睡在櫃檯上。

然後他看見沙明匆匆地向他走來。王霖自我介紹了一下。“我想跟你談談!”他說。她微笑著坐了下來，顯然是準備著接受批評。後來她苦訴他，她當時以為他一定是為了她打辮子的事，來向她提意見，因為她兩根辮子已經引起了許多批評。

“我聽見說你還沒有結婚，”王霖說。“我也沒有。我提義我們向組織上請求結婚，你認為怎麼樣?”

她倒很鎮靜，他想。當然她彷彿是有一點詫異。我微笑著回答：“考慮考慮吧!”

“在我這一方面，是沒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我已經決定了。”

她仍舊微笑著說：“這是很嚴重的一個步驟，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他沒有逼迫她馬上決定。在陽光中看見她，使他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她像一張泛了黃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樣年輕，而是褪了色的。他彷彿覺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變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