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重逢準確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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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 王蘇辛

王蘇辛：我不是那種看過很多書的人，一般寫不下去的時候，就去看看書。我的閱讀只能從自己生髮，不知道你和閱讀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對此很好奇。

弋舟：我也老實說吧，有時候跟“看過很多書的人”聊，會是另一種難熬的困境，被裹挾在一種專門的語境中說話，其實是很費勁的，說完，搞不好會沮喪，像是又喝了場酒。酒我硬喝也喝得下去，但會是一個勉強的過程。

王蘇辛：我剛剛看到黃德海和李浩的對話，從他們的言談當中，我大概感覺，李浩或許是一個被閱讀趣味灌溉的作家。我可能沒有這個過程，我的閱讀是和成長結合在一起的。

弋舟：你可能大致說出了作家的兩種形態。德海和李浩都是朋友，兩個飽讀之士，坦率說，對那種方式的對話我現在開始有所保留。怎麼說呢，我自己差不多也是這麼一個來路，但我現在漸漸對自己感到了些許遺憾。被閱讀趣味灌溉有錯嗎？當然不，但現在我覺得，一個作家如此生長，似乎有些“人工”的虧欠，譬如被一把水壺伺弄出來的植物，總是不如櫛風沐雨來得更令人心動。在這個意義上，和成長結合起來的閱讀，在我的理解中，或者更具生命感吧，即便長得很蠻橫，也蠻橫得比較可愛。

王蘇辛：在某一段時間內，如果生活出現問題，我寫出的東西大概也會顯得缺乏耐心。剛才說的“寫不下去”，其實就是指這種狀況，我不知道怎麼把一些剛剛開始感受到的東西表達出來，這個時候我就會知道，可以開始新的閱讀了，或者必須去閱讀了。

弋舟：真不錯。在我的經驗裡，許多作家的閱讀是直接作用在創作上的，即時轉換。你的這種方式，沒準更符合閱讀的本意——讓閱讀先作用於生命，然後再轉化為寫作。

王蘇辛：我的理解是：一個作家，被閱讀趣味灌溉沒有錯，但這個閱讀趣味可能要適合自己。這就要求寫作的那個人隨時隨地都要了解自己，不僅瞭解自己的過去，更要了解自己在不同階段的面目，以及如何適應不同階段的自己。這樣說起來，被閱讀灌溉的作家，其實和那種與成長結合起來的閱讀、寫作者，仍是走在同樣的一條大路上，寫作最終是通向生命的——那就是在寫作中養成自己。你說的“專門的語境”是指文學概念或者某些理論嗎？還是僅僅指常識引起的陌生感，會讓你覺得無法儘快進入自己的話語體系？對你來說，是更喜歡單打獨鬥的狀態，還是和群體站在一起？

弋舟：這個“專門的語境”除了你說出的這些內容，更多的，我可能是在說一種感受，一種“端起來說話”的腔調，一種習焉不察的傲慢，還有隱隱自得的態度，等等吧。什麼是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呢？作為一個人，說人話，不就是我們那個根本的話語體系嗎？可我們有時候太把自己不當“人”了，時間長了，不知道別人什麼感覺，我是會有點兒煩，有點兒討厭那個不說人話的自己。當然，有誰會喜歡打群架呢？四處吆喝，虛張聲勢，那是懦夫的強項吧。

王蘇辛：說到“端起來說話”，倒讓我想起之前看你的小說，比如《等深》中茉莉和劉曉東的對話，會覺得人物有些累，他們馱著巨大的包袱在走，但是到了《隨園》，或者說整個《丙申故事集》中的小說，我發現你把人物身上那種比較顯眼的負累撤去了，而是將其融於整個環境之中。於是環境的改變也是人物改變的一部分，大的環境因為這些看似蕪雜的情緒和負累反倒多了一些層次感和活力，人物本身顯得整潔、明朗，小說的前路因此更覺開闊。

弋舟：文學之事就是這麼微妙，當我們反對什麼的時候，馬上又會覺得自己可能錯殺了什麼。仔細琢磨一下的話，你又會發覺，文學本來就是一件需要“端起來”的事，否則它幾無意義。這還是要分具體的語境和文字。老實說，這的確有點兒累人，我們都太過“知識化”了，我們“太文明”，“懂得的太多”了。你對我小說的閱讀感受，如果將之視為一個表揚的話，我只能將“進步”歸功於時間，現在寫得比以前“好”了那麼一點兒，這是時間之力，是生命本身的朝向。將人放置在環境裡，這事兒，也只有時間能教會我們——原本我們恐怕是沒有學好如何恰當地在世界中擺放我們。

王蘇辛：其實“好”的東西千姿百態，但和“自己”有關的好才動人心魄。所以我可能無法覺得這只是“時間之力”使然，而是擁有時間的人自主的選擇，是他們的心讓他們走向了自己的“信”。再回到你剛才那段話的前半截——文學是“端起來”的事物，但這個“端”仍然是作者呈現出的誠懇的自己，或者說有良心的自己，在這個基礎上，“端”才有“端”的價值，否則，或許就是偽飾。

弋舟：沒錯，這是大的原則。但在這個大原則之下，我們得始終警惕不要讓自己被“大”綁架。你的這些表述，我相信是誠懇之語，但它略微“雞湯化”了點兒，“偉光正”，顛撲不破並且天然地拒絕被否定。有時候，我覺得我們要避免這樣來表述，風險太大，聽懂了的沒問題，沒聽懂的，可能會是個誤導。而且，這樣說話還是輕易了一些，就像是在說晚上要比白天黑。

王蘇辛：你說“雞湯化”，我的理解是那段話使用的多是概括性語句，而這些東西，它們得遇到恰當的時機，遇到準確的事實，才能有它自身的意義。我剛才說到那些，其實是在你的小說中看到了這個東西，比如《隨園》中女主角整個旅途的微妙變化和對過去的檢索，以及《發聲笛》結尾中出現的Beyond《大地》的歌詞——“有一群樸素的少年，輕輕鬆鬆地走遠。”這樣的基調，讓我彷彿看到一個不再年輕的人和年輕時的自己重疊，而我之所以從這些小說中看到讓人愉悅的活力，恰恰就是因為這種重疊。說起來，《丙申故事集》裡的幾個小說不少地方都充滿這樣的“重逢感”，這是故意的嗎，還是這種和過去的重逢，讓你覺得恰是這些小說力量的所在？

弋舟：“遇到準確的事實”，這個句式太棒了，差不多可以用來做這個對話的題目。當一些似乎不言自明的理念“遇到準確的事實”時，它也許才能成立，否則，它也只能“不言自明”地閃閃發光。這也是我開始警惕一個小說家四處佈道的原因，你所佈的那個道，唯一需要遇到的是你寫下的作品，那是你的“準確”所在，是你永遠應該追逐的第一“事實”，否則真是有誇誇其談之嫌。而“遇到準確的事實”，同樣隱含了某種更為深刻的小說倫理，遇到，準確，事實，這三個詞，實在是充滿了力量，連綴起來，幾乎就是小說寫作的“硬道理”。這本集子取名為《丙申故事集》，本身就是在向時光和歲月致敬，那麼，與過去重逢，回溯與檢索，不就是時光的題中應有之義嗎？時光是有力量的嗎？嗯，這個倒是可以不證自明的。

王蘇辛：說起“時光”這個東西，在拿到《丙申故事集》的書稿時，有位同事出於對書名的好奇，讓我一定給她看看。她看了一部分之後說，這些故事讓她想到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太準確，但確實很有趣。因為我覺得《黃金時代》也是一個關於時光的作品，但不同的是，《黃金時代》是過去的時光，我們在它開始的時候就知道這是一個過去的故事（儘管裡面的情感是超越小說背景的），但《丙申故事集》不是，它裡面的每篇小說，都充滿濃烈的現場感，即使在回憶過去，那過去必然也已經是現在所認為的過去。這個“現在”或者說“現場感”，讓我好奇是你寫之前就想到的，還是寫著寫著，這種氣息才出來的？

弋舟：完全以一種“我奶奶……”的“過去時”來結構作品，可能不是我目前的寫作興趣。的確，這本集子裡的每一篇，都必須有“現在進行時”的時刻。這裡面並無優劣之分，也不僅僅是小說的技術性問題，它只是出於我這個寫小說的人的個人的願望，喏，我給自己制訂了一個計劃，在一年內寫出一本書，我給這本書取名為《丙申故事集》，已經是對自己的一個強迫，它只能在“這一年”完成，而“這一年”，當然是“現在進行時”的，如果我有意寫一本回憶錄，那我也許會取另外的書名了吧。它是一個跟自己較勁的產物，是個人趣味的產物，是“居於幽暗自己努力”的產物，當然，它也是時光玄奧之力的產物，是作為寫小說的我個人心情的產物。它所能呈現的，就是作為寫小說的我的“現在進行時”，它負責記錄我的丙申年。我想，這也許才是你所說的那個最大的“誠懇”和“有良心的自己”。在這份願望下，我對此刻身在的世界充滿熱情，哪怕厭棄它，也厭棄得深情而熱烈。

王蘇辛：我從這本小說集當中，讀到的是一群人的“過去+現在+未來”，這些人物儘管有相似性，但沒有重複。我從中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過去、現在甚至可能的未來，說起來，有件有趣的事情：一個年長的朋友看到我在朋友圈提到《隨園》，特地去看了一下，看完之後他說不相信我居然會喜歡這樣的小說。我大概理解他說的意思，但這恰是《隨園》，以及整個《丙申故事集》的生命力所在。它當中的這些人物看似互相有疏離有縫隙，但這縫隙恰讓這些小說的生長感更濃，彷彿閱讀的時候能從這個縫隙中體察自己和周圍的關聯。它寫的“我”不單單是某個處境中的“我”，而是它透過某個處境中的“我”，寫出了獨屬於這部分小說的“他”和“他們”，因此，這部小說集才如此動人。我的反射弧略有些長，剛才你說到那個題目，我覺得真的很棒。但我突然想到，似乎“重逢準確的事實”更適合。事實其實一直都在，作為那些想要看到更廣闊天地的人，我們隨時可能與它重逢，甚至隨時準備著與它重逢。

弋舟：這位年長的朋友是基於什麼來判斷你不會喜歡這樣的小說呢？回到你前面說過的話，“這個閱讀趣味可能要適合自己。這就要求寫作的那個人隨時隨地都要了解自己”，在我看來，我們的那個“自己”往往是面目模糊的，有時候，不是我們在根據自己的趣味來選擇閱讀，是閱讀在某一刻擊中了我們，讓我們的那個“自己”覺醒，“哎呀，我遇到了我！”這正是寫作與閱讀的秘密，它被我們尋找，也強力地尋找著我們，找到了，捕捉住，於是，我們的那個“自己”才如花綻放。這可能是一個發掘的過程，也可能是一個塑造的過程。發掘是因為我們原本就有，塑造是因為拜它所賜。那個寫作的人如何隨時隨地瞭解自己呢？喏，他只有隨時隨地地去閱讀和寫作。你那位年長的朋友，可能恰恰忽略了這種“時刻生長的閱讀趨勢”，他只看到自己對閱讀的控制，忽略了閱讀對自己那強大的改造，並且，如你所說，他還有可能割裂了自己與“他”和“他們”以及無窮的未知者之間的關係，不見他者，也難見自己。聽你的，這篇對話就叫“重逢準確的事實”吧。

王蘇辛：人是先遇到事實，再遇到自己。那位年長的朋友首先從他關心的那部分來看待這個小說，認為這是一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藝女青年的成長史，這中間有他關心的那部分社會性的變化，他根據這個緣由去理解這個小說，覺得應該是個我陌生的東西，我不理解那個時代怎麼能理解這樣的人物呢？上個月我碰到復旦大學的金理老師，我們都很喜歡《隨園》，但他喜歡的理由和我完全不一樣，他是從外向內的，我則是由內向外的。我喜歡的理由可以說非常單純，就是覺得女主角想的某些問題我也想過，這種想可能不需要同樣的經歷，但有著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也可以說，我透過這個小說遇到了自身的那部分事實，也正是這部分事實讓人有可能進入那些潛意識中有，但可能還未徹底揭開其面紗的世界，如此，閱讀有了意義，這個意義就像你前面說的那樣——我們遇到自己的“閱讀”，驚呼，“我遇到了我。”

弋舟：“沒有那樣的經歷，便無法理解那樣的作品”，這樣的認知方法，顯然很大程度地拉低了文學的意義，幾乎算是消解了文學存在的理由。如此說來，我們壓根沒法理解孫悟空跟賈寶玉。當然，儘可能多一些地給不同的閱讀者提供發現那個“自己”的可能，應該也是一個小說家的追求。見山見水，你得寫得有山有水。格非先生說這本集子寫得有“密度感”，在我理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的兌現。一次跟他聊天，他就說起過小說“密度”這個話題，他舉了一個非常貼切的例子：一把椅子，如果它的材質結實，是密度很好的木材，那麼，即便它打得不漂亮，價值也高於一把漂亮而薄脆的椅子。這個認識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尤其，它出自格非先生這樣一位曾經以“漂亮椅子”為能事的前輩之口。我覺得，此間確有真意。所以，這本集子我力求讓它結實一些，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就是讓它緊密地與現實關聯，讓它生長在現實的根基之中，於是，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過往乃至未來，年長的朋友、金理和你，都翩然而至。我得學會尊重鐵打的事物。動輒讓人坐著毯子飛起來，我現在不大熱衷了。

王蘇辛：格非老師那個比喻對小說敘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說家不可能把三維的世界壓扁來增加密度感，而只能寫出一層層遞進狀態的事實。要抵達如此結實和茁壯的密度感，可能需要“剝洋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與準確的事實重逢，甚至寫到後面，作者本人也會因為這個小說，明白了一些自己過去不甚明白的東西。如此，寫作也可以是閱讀，閱讀也可以是寫作，生活因為精神層次的遞進和輾轉，有了密度，我想，這或許是你說的尊重鐵打的事實的最大的意義。就像我讀《發聲笛》的結尾，發現你把小說的點落到人物青少年時期的樣子，那個唱著歌的人，身上充滿未經反省的荷爾蒙，但這樣的他，或許是目前的他人生如此這般的源頭。再說到小說之外，正是不斷的“回去”，不斷回到那個“樸素”少年，生而為人才不至於總是積累歉疚，而是用不斷的進步，來提煉出那個更好的自己。

弋舟：那當然是一個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我們的眼裡盛放得下更多的“事實”，需要我們有能力去“準確”地與之“重逢”。而且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必須暫時放棄自己既往那種無度地將世界“虛擬化”的習性——山就是山，是石頭和植被，不要再去條件反射一般將它比附為“一堆音符”什麼的。你所說的“層層遞進”和“剝洋蔥”，在我看來，就是邏輯的能力。不講邏輯難道不是更輕易一些嗎？儘管，那樣看起來似乎顯得高階一些。抓鐵有痕，輕盈或許才真的能夠輕盈。對“現在進行時”的重視與尊重，必定導致我們重視與尊重邏輯，因為，由此我們不得不去重視與尊重“現在進行時”的根由——它是如何這般與只能這般的。一群中年人，他們不是憑空活在丙申年裡的。而且，有了來路的對照，今天的諸般心事才更加讓人悵惘，那些個樸素的少年，才愈發顯得珍貴。於是一切都會有了“準確”的基點，讓我們能夠稍微可信一些地“提煉出那個更好的自己”。

王蘇辛：你說“層層遞進”和“剝洋蔥”在你看來就是邏輯的能力，我覺得還不止那麼簡單，可能還要看是“文字邏輯”還是“事實邏輯”。如果是後者，當然沒什麼可說的，但很多時候，前者的出現會像煙霧彈一樣，讓人誤以為自己轉過去了。《丙申故事集》中的邏輯當然是“事實邏輯”，也是基於此，我們兩個生活經歷和思想狀態不一樣的人，也能就一些共通的東西對話。看《丙申故事集》前後，我也看了一些其他不錯的小說，我發現《丙申故事集》和那些小說的好不太一樣，你似乎無意去呈現某一個飽滿的點，而著重在呈現事物的一整面，尤其是《隨園》，也包括《出警》等小說，都不是單獨在寫哪個人或者哪幾個人，而是儘可能呈現一個開啟的世界，閱讀者可以從這個世界中選擇一個自己的點進入。我很好奇：這樣去開啟世界的你，在前進時，如果不自覺遇到一堵堅硬的牆，是如何處理的？我指的不是小說技術，而是我感覺，很多小說出現的契機，或許來自那個讓作者心動的部分，但可能在前進時，這一切並非最初所想，一些原本不在計劃中的感覺也彷彿敏銳起來。你是如何面對那部分突然來臨的東西的，會為這種寫作時突然駕臨的東西改變自己眼前的寫作嗎？還是暫時將之放在一邊，繼續投入那個計劃中的世界？

弋舟：世界真的必須被拆分為“計劃中的世界”和被“一堵堅硬的牆”擋住的世界嗎？邏輯呢？是不是也真的非要開列出文字和事實的不同？我們做出一個判斷，一定要想清楚它正反的兩面嗎？當然，這些都沒錯，而且是我們的強項，習與性成，幾乎就是我們跟這個世界展開辯論的利器。但是對此，我真的有些疲憊了，那種沒來由的雄辯欲終於令我心生厭倦。更為關鍵的是，某種程度上講，這種“左右開弓的智力”，還會磨損我們行動的能力，讓我們喪失對直覺的信賴，陷入過度思辨的泥潭裡空轉著自己的道理。所以，現在我寫小說時，寧願讓自己更混沌一些，可能這樣的態度，反而如你所說，更有利於“呈現事物的一整面”。世界從來都是“一整面”，是我們的聰明勁兒把它搞成了碎片。我得讓自己恢復一下視力。一個嬰兒看待世界會那麼複雜嗎？糖是甜的，有幸福感，藥是苦的，令人難過，做出這些判斷時，他不會聰明伶俐地想到糖吃多了蛀牙，良藥苦口利於病。他不辯論，辯論對他而言跟不講理是一個意思。如果重新尊重世界的整全，我們的技術，我們的動機，就會都顯得沒那麼重要了。許多難題，也將迎刃而解。我們能夠對話，不是基於我們的分歧，是依賴那個“一整面”的世界對我們基本的籠罩。只有一個世界，你以這樣的心情去處理它，“突然”的東西就很難對你形成干擾，即便為之震驚，也會理解那是被“註定了的震驚”。

王蘇辛：世界確實是“一整面”，我們也始終被這“一整面”的世界籠罩，但如果這“一整面”世界對誰來說都是一樣的，我們寫作的意義又在哪裡？我們寫作的驅動又在哪裡？我們如何確認自己感受到的是獨一無二的？另外，一個嬰兒看待世界不會那麼複雜，但我們的眼光無論如何不會是嬰兒的對吧？“能嬰兒乎”是一個“能”的過程，這個過程，才是寫作的意義不是嗎？寫這個“能”，也才是“重逢”吧？

弋舟：這“一整面”如果對誰來講都是不一樣的，那我們的寫作就只能對自己發生意義，對他者必定無效。寫作的意義，今天在我看來，已經不再是將寫作者從世界上區別出來了——那就好像是得到了某種特權，被專門遴選了一樣，多狂妄。今天驅動著我的，也許正是那個讓我“與人類相同”的盼望，這是對於狂妄的矯正，是對無知的反省。我們當然是獨一無二的，這差不多不需要辨認，人性中自以為是的那一面從來都慫恿著我們自我的誇大，但這個獨一無二，能大過世界的獨一無二嗎？“重逢準確的事實”，也許就是勒令我們回到事實當中，歷練寫作者的所“能”，不要一往無前地虛妄下去、“複雜”下去。與事實準確地重逢，與本能準確地重逢，有益於我們抵抗虛無。當然，這個動機看起來本身就那麼虛無——因為我們差不多早已喪失了分辨事實的能力，我們“慣於愚蠢地將換喻當作發現，隱喻當作證據，把連篇廢話當作妙語連珠，把自己當作先知……”

王蘇辛：好感覺，但是跟哪些人相同呢？這裡是不是仍然有種驕傲？也許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處在這中間的人，或者說那些走在前面的人，是怎麼想的。甚至可以說，世界的獨一無二是由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人決定的。

弋舟：“走在最前面的人”一個巴掌可以數過來，他們已經成聖、封神。別想了，我們不在那個巴掌裡。這些問題太宏大，不是說思考它沒有意義，是說竭力去琢磨，會有倒向空想的風險。有時候我會想，我們的判斷壓根不值得說出來。

王蘇辛：在《丙申故事集》中，我時常感覺到人物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物的變化，讓小說的力量即使在文字結束之後依然有滾下去的可能。這幾個小說，《出警》讀下來更有劇情感，《隨園》則是嚴密、深邃，又如北風入骨。《發聲笛》、《但求杯水》和《巨型魚缸》，人物的內心看似沒有前面兩篇有跌宕感，整體風貌則更接近普通的日常。我比較好奇，儘管它們都包裹在“丙申故事集”這個書名之下，但都有各自的不同與側重點，彷彿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我閱讀的時候會覺得時而回到童年，時而又回到未來。即使像《隨園》這樣非常有密度的一篇，寫到後面，也感覺那個用力寫的人漸漸消失，轉而看見的是一片平原。

弋舟：寫作會有失控的時候，但集子裡的小說的確是我明確控制出來的結果——書名本身就是一個確據。我不想讓這本集子太過“奇崛”，但我又無法接受它徹底的平庸，於是“日常”是它的底色，在區域性上，竭力躍身而起，去夠向自以為可以企及的屋頂。這也是我寫作時的真實姿勢——我真的是寫一寫，就會自己在屋子裡跳著去摸摸天花板。但是，更多的時候，我只能日常地坐在電腦前。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一如你所說的一年四季，夏天不應該成為否定冬天的理由，而秋天也無法抹殺春天的價值。這才是我的丙申年，這才是世上的丙申年。如果說，我一定想透過這本集子表達什麼，那麼好吧，我想要表達的是自己對世界的服從。至於表達得怎樣，是否達標，這樣的問題本身就與服從的願望相悖，我想，所謂服從，就是接受結果，它一百分也罷，五十分也罷，我都服。不服你也沒法再過一遍丙申年。這樣的認識，就是我眼裡“準確的事實”。丙申年過完，我又長了一歲，誰都沒法兒罔顧這個事實，推翻這個影響，誰要是在這些問題上也跟我“知識分子化”地雄辯，我跟誰急。

王蘇辛：哈哈。沒有誰跟誰急，即使我們再怎麼努力“與人類相同”，每個人的生命都還是獨特的，是怎樣，就是怎樣。祝賀你在這個丙申年寫下了這本獨特的小說集。

2017年1月13日

丙申臘月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