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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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牆附近，長著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裡的樹蔭下休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從這裡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裡靜聽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裡來了。他舒適地在一張藤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到療養院的最初幾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態中，頭疼的症狀始終沒有消失。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複雜而罕見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診、聽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後又耐著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什麼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麼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溼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麼病，我壓根兒就沒見過他。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別的什麼更糟糕的病。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腦袋。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兒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麼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著，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幾分鐘，她已經挽著他的胳膊，一路上說著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裡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矇矓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氣，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兩隻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後是留著男孩髮式的頭，兩隻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著《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人？這算什麼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麼病呢。算了，我還是走吧。”於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已經抬起身子，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麼鑽到這兒來了，朵拉？”

一個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髮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麼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種態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後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後，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了扎爾基。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著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隨後，一男一女跳上了舞臺。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著身體，胯骨周圍繫著五顏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扎著領帶。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掛著許多布條。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後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著碎步，在舞臺上跳起了狐步舞。簡直難以想象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戴著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種下流猥褻的姿勢。保爾身後，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氣。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臺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別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扎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臺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暴發戶們從椅子後面發出一片噓聲，氣勢洶洶地指責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戲給攪黃了，真他媽的不像話！”

“整個歐洲都在跳啊！”

“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候，在“公社戰士”療養院來的一群觀眾裡，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把四個手指夾進嘴裡，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唿哨，別的人也群起響應。於是，臺上那一對寶貝像被風颳走似的不見了。報幕的小丑像一個機靈的堂倌，跑出來向觀眾宣佈，他們的歌舞班子馬上就走。

“一條大道朝天，夾起尾巴滾蛋，要是爺爺問你，就說到莫斯科看看！”一個穿療養衣的小夥子，在一片鬨笑聲中這樣喊著，把報幕人送下了舞臺。

保爾跑到前排，找到了扎爾基。他們在保爾房間裡坐了很久。扎爾基在一個專區的黨委會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爾基說。

“是嗎，你愛人是誰？”保爾驚奇地問。

扎爾基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兒去了呢？”保爾更加驚訝了，又問。

“上莫斯科了。被開除出黨以後，他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學習。聽說他恢復了黨籍。白搭！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當了造船廠副廠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們分散在各地，能夠碰到一起，談談過去的事，真叫人高興。”扎爾基說。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同她一起進來的還有幾個人。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關上了門。朵拉看了看扎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你的這位同志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把扎爾基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幾位同志。他們要給咱們講一講黨內最近的一些情況。我們決定在你屋裡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朵拉解釋說。

在場的人，除了保爾和扎爾基之外，幾乎全是老布林什維克。莫斯科市監委委員巴爾塔紹夫，矮墩墩的個子，五十上下年紀，過去在烏拉爾地區當翻砂工人，他先發言，聲音不大：“是的，有事實為證，出了新的反對派，我們原先就有預感，果然發生了。新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有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們狼狽為奸，相互打氣。如今這個各色反對派拼湊起來的大雜燴開始行動了。”

坦波夫來的檢察員插進來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我就對同志們說過：‘你們記住我的話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結親。’當時，季諾維也夫帶著一幫列寧格勒代表一個勁兒反對代表大會，托洛茨基一聲不吭，淨在一邊看熱鬧，心裡則在尋思：‘你們這幫狗崽子，因為‘十月革命的教訓’一直在攻擊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進了同一個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來都在跟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在各個轉折關頭都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是黨內異己派別，他們決不會背叛布林什維主義，決不會聽命於他們長期激烈批判過的人。

“結果怎麼樣呢？昨天的敵人、思想上的對頭今天成了朋友，因為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反對布林什維克黨中央，同誰聯合都行，犧牲自己的全部原則、放棄原先的立場也行。這些原則和立場如今在他們眼裡糞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結盟會使他們過去布林什維克的稱號蒙上恥辱，可這算得了什麼呢？

這個無原則的聯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聯盟。不論是現在還是那個時候，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亞於他們在十月武裝起義前的畏縮。這號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罵娘話。“呸，差點沒說出髒話來！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我還真沒見過。”坦波夫人結束了他的發言。

“一切跡象表明，最近期間這個聯合的反對派就會向黨發動進攻。這些不斷冒出來的小集團乾的就是一件事——製造混亂，破壞黨的統一。我不明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它們徹底了結。我們太放任太寬容他們了。依我看，應該把這些職業的搗亂分子和反對派一個一個通通清除出黨。我們在跟這些反黨分子的鬥爭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默默地聽完大家的發言，接著說：“朋友們，我們不能再耽擱，要趕緊回去。療養院多住兩天少住兩天無所謂，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守各自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