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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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司裡就只有鍾老這麼一個朋友。鍾老死去以後，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間的聯絡。現在可以說公司跟他完全沒有關係了。下班時他仔細地把自己的辦公桌收拾清楚。下樓出門時，他還在鍾老的座位前站了一會兒。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後來走出大門，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門口，他覺得自己快要跟這個地方永別了。

事實上他第二天還來，第三天還來，第四天還來，一直到第六天他還來。

那天下午有幾個同事約好到鍾老的墓地去。他也參加。他們搭長途汽車去，也搭長途汽車回來。他們被人象裝沙丁魚似的塞在車子裡面。他幾乎連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腳懸在空中。一路上車子顛簸得厲害，車裡悶熱，空氣壞，他心裡很不好過，差一點要在車上嘔吐了。

鍾老就葬在時疫醫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塊小地方，墳上土已經幹了，還沒有長草，只放了一個紙花圈，是用紅、白、綠三色土花紙紮成的。上款寫“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寫“一中書局挽”。另外還有一個花圈綁在一個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卻是“弟方永成敬輓”，這是主任送的，也是紙紮的花圈。來不及立碑，就讓這兩個沒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著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這樣辦喪事，也太簡陋了，一共花不了幾個錢，”一個同事說。

“這已經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這兒，恐怕連這樣也辦不到，”另一個同事說。

“其實想得開一點，人死了，再怎樣，也沒有意思。還不如生前待得好一點，”第三個同事插嘴說。

“對，我就是這個意思。公司對我們活著的人也不過如是，何況死人！”第二個說話的人介面說。

沒有人跟汪文宣講話。他們好象都在避開他。他一個人站在一個角里，膽怯地望著他那個朋友的墳頭，好象他真害怕他們隨時都會把他趕走似的。

淚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現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麼花圈上寫著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錯了，那裡明明是“又安”兩個字。不，不是他看錯。他想到了另一個同樣的紙花圈，白紙條的上款的確寫著他的名字。他也會躺在這同樣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這同樣的荒涼的環境。

同事們都走了，他們回到城裡去了。他們臨走時並不喚他一聲。他一個人立在墓前不時左右觀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現在是來看他的簡陋的新居。

天空裡黑雲愈積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漸陰暗，後來連他也覺察出來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趕到長途汽車站去。他並沒有跑，但是到了車站，他已經滿頭大汗，氣喘得沒有辦法。他只等了半點多鐘就被人擠上了車子。在車上站了一點又二三十分鐘，才到了他住處的附近。本來汽車只走四十多分鐘，這次因為半途遇雨，雨太大，車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時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來。從這時起他便沒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發著低熱，淌著汗，不停地哮喘。他講話的時候喉嚨呼盧呼盧地響。他的胸部、喉嚨都痛得厲害。但是他並不常常發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讓小宣回家。在母親面前他的話更少了，看見母親對他流淚時，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斷了念。可是母親卻不肯放棄這個絕望的戰鬥。母親請了西醫來給他診病，西醫搖搖頭，表示他的病已經不是藥物所能治療的了。她只得又向張伯情求助，張伯情曾經帶給她一線希望，可是現在連張伯情也覺得沒有治癒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終於完全失去，現在他說話連自己也聽不見了。他第一次發現這種情形時，他傷心地哭了一場。這所謂哭也不過是眼淚暢流，哭出來他倒覺得心裡較為暢快。母親看見他在哭，過來問他為了什麼。他答不出聲，只有張開嘴用手指指著喉嚨。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夭，才憐愛地說：

“宣，你不要難過。……你是個好人……天應該有眼睛……”她的喉嚨暫時也啞了。

“媽，我不難過。你怎麼相信起天來了！”他想說卻說不出來，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搖搖頭，裝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會死的，”她說。

“我並不怕，人人都要死；不過留下你一個人受苦，我心裡很難過。小宣年紀又太小，……”他用力說，但是母親只聽見一點咻聲，她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可是那種掙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著他，一面打斷了他的話：

“你不要講話了，你好好休息罷。”她臉上的肌肉在搐動，眼裡裝滿了淚水。

他長長地嘆一聲，睜大淚眼，用求助的目光看著母親。

屋子裡異常悶熱，板壁好象隨時會燃燒起來似的。他把蓋在身上的一幅平價布床單也揭開了，從破舊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見了自己那個只有皮和骨頭的黃色胸膛。

這以後母親為他買了一個鈴子。喚人時他用鈴子代替他說話；請人做事時他求助於紙筆。這裡所謂人，其實就是母親一個，此外就難得有人到他的屋子裡來，除了醫生和郵差。但是郵差也不常來，因為小宣難得寫信，樹生的信也來得少了。樹生仍舊按月寄款來。款子已經動用了。過去一直在銀行裡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親陸續取了出來。還是母親開口向他要了存單以後去取的。現在為了兒子的生命，她什麼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給樹生去信。給樹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寫的，他不要母親代筆。他在每封信上都寫著：“我還好，我的健康逐漸在恢復，你不要為我擔心，”一類的話。給小宣的信，有時他寫，有時母親寫，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個孩子住在同學的家裡），好好唸書，溫習功課。母親的信裡話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講出真實的情形，並且她還暗暗地抱著一線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實的情形卻逐漸壞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他的內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爛，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親也看得出他在用緩慢的腳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親的心還是不能輕易放棄。她繼續給他吃藥，給他喝鮮牛奶和雞汁，她幫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為他做著一切連老媽子也不願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終於吃力地在紙上寫下了這樣的話：

“媽，你給我吃點毒藥，讓我快死。我不能看見你這樣受苦。我太痛苦。”

母親讀這張字條的時候，他眼淚汪汪地望著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個兒子，”她哭著說。

他又寫：“我遲早還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齊死，我也不要活了！”母親大聲哭著說，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筆，頭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熱增加他的痛苦。喧譁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亂為這個城市帶走了不少的人，這條街上常常有悽慘的哭聲。他躺著，成天地躺在床上，仰著，側著，伏著。他的心靜不下來，他從沒有能夠痛快地睡一刻鐘。

他不能夠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夠自由地坐起來。每次他給樹生寫信，總是懷著拚死的決心，忍受極大的痛苦，才能夠寫下四五行字。“我還好，我的身體可以支援下去，”他永遠這樣說。

“你何苦啊，我替你寫罷，”母親用了類似哀告的聲音說，也沒有用，在這件事上他不肯聽從母親的話。要是他不能親筆寫信，那麼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為什麼不讓她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