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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很好奇。”看著小法院的長凳上擠滿了看熱鬧的民眾，本·卡利說道，“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在週一早上無事可做，跑來看熱鬧。但我也必須得承認，他們這些人代表了不同階層不同的看法。你注意到那個開運動服飾店的女人沒有？就後排那一個，戴著一頂跟她紫紅色妝容或頭髮不搭配的黃色帽子。如果她把店交給那個叫格芙蕾的小女孩看管的話，今晚一定會發現店裡的零錢少了。那女孩十五歲的時候，我就接過她的案子，幫她逃脫罪名。她自打學會走路後就開始偷錢，一直到現在仍然還在偷。不能讓任何一個女人獨自看管收銀臺，相信我。還有那個叫安妮·博林的女人。這是我頭一回在法院看到她，不知道她怎麼能逃避這麼久才來。她姐姐一直在為她支付賬單，沒人知道她把錢真正花在哪兒了。或許是有人在勒索她吧，只是不知道是誰。我覺得有可能是白鹿酒館的亞瑟·沃利斯。他每週要支付三種不同的賬單，而且還有新的賬單出來，這僅靠一份酒館侍者的工資是遠遠不夠的。”

羅伯特任由卡利在那嘮叨，其實他一句話也沒聽進去。他只是很清楚，今天來法院的觀眾，不是平常出現在週一早上消磨時間的遊手好閒之人。經由神秘的米爾福德鎮的傳播渠道，訊息已經四處傳開了，他們是過來看夏普母女受審的。通常法院枯燥乏味的氛圍是那些穿著女人服飾的同性戀製造的，他們喋喋不休的閒談讓人昏昏欲睡。

他看到一張面孔，一張本該是懷有敵意的面孔，現在卻奇怪地充滿了友善，是韋恩太太，他上次見她還是在艾爾斯伯裡的梅多賽德巷，她當時就站在自己可愛的小花園裡。他無法把韋恩太太想象成一個敵人。他喜歡她、尊敬她，也因終將揭露的真相而提前為她感到抱歉。他想過去向她問好，但是現在棋局已經擺開，他們卻分屬不同顏色的棋子。

格蘭特到現在還沒出現，但哈勒姆已經到了，正在跟一位警官說話，就是流氓打砸鬧事那晚去過法蘭柴思的那位警官。

“你的偵探調查得怎麼樣了？”卡利在他喋喋不休的評論中停下來問道。

“還算順利，但現在的問題太複雜了。”羅伯特說，“簡直就是大海撈針。”

“一個小丫頭對抗整個世界。”本嘲笑道，“我正期待親眼瞧瞧這個粗俗的丫頭。我猜，在收到那麼多擁護者的來信、結婚的請求以及被比作聖女伯納黛特之後，她一定覺得鄉下的警察法庭這個競技場太小了，她有被邀請過登上舞臺嗎？”

“我不知道。”

“不管怎樣，我想她母親會阻止這些發生的。那邊穿棕色套裝的女人就是她母親，看上去是一個非常理智的女人，但真的無法想象她怎麼會有那樣一個女兒，像——哦，她是被收養的，不是嗎？真是個可怕的警告。我一直都很驚奇，人們對住同一屋簷下的人是多麼不瞭解啊。哈姆格林的一位婦人有個女兒，據那母親所說，女兒從沒有離開過她的視線，但有一天女兒一氣之下離開家再也沒回去，驚慌發狂的母親號哭著去警察局報案；後來警察發現，那個看起來從未離開過母親一個晚上的女孩已為人妻，而且還有一個孩子，她只不過是接回孩子去跟丈夫生活。如果你不相信本·卡利，可以去檢視警方的筆錄。嗯，還有，如果你對你的那個偵探不滿意的話，就告訴我一聲，我會給你介紹個非常不錯的偵探，並把他的地址給你。輪到我們的案子了。”

他遵從法官的指示站起來，同時還在繼續著自己的獨角戲，滔滔不絕地談論法官的臉色、大概的情緒以及昨天可能審理的案件。

法院依次受理了三個常規案件，那些慣犯老手顯然已經習慣了這種預料之中的法庭程式，羅伯特卻內心隱約期待有人說一句：“等一等，可不可以啊？”

接著他看到格蘭特悄悄進來，坐在記者席後面的觀眾席的一個座位上，他知道時間到了。

喊到她們的名字後，她們一起走了進來，在那個可惡的小長凳上坐下，而她們的神情就像是在教堂就座一樣自然。在他看來，真的就像是那樣：那平靜的表情、敏銳觀察的眼睛以及等待表演開始的態度。但是他忽然想到，如果琳姨此時此刻坐在夏普老太太的位子上，他會是什麼感覺。他第一次完全體會到，瑪麗恩是如何不得不忍受這種讓她母親受盡折磨的場面。即使巡回法庭宣判她們無罪，又有什麼能補償她們曾經忍受的種種呢？要讓貝蒂·凱恩受到什麼樣的懲罰，才算是罪有應得？

保守的羅伯特相信因果報應。他可能不會完全認同摩西（《聖經》故事中猶太人古代領袖——譯者注）的看法——並不總是能夠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他絕對同意吉爾伯特的說法：量罪判刑。他當然也不相信只要向牧師懺悔並保證改過自新，就能讓罪犯變成值得尊重的公民。“真正的罪犯，”他記起某天晚上，凱文對刑事改革長篇大論之後說的話，“有兩個亙古不變的特質，也正是這兩個特質讓罪犯之所以成為罪犯。那就是極度的愛慕虛榮和絕對的自私。二者不可分割、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他們的面板肌理之中。你也許會說這就像‘改變’一個人眼睛的顏色那樣荒謬。”

“但是，”有人提出反對，“也有一些愛慕虛榮和絕對自私的人並不是罪犯。”

“那只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把銀行當成犧牲品，”凱文指出，“多少書籍史料都嘗試給罪犯下定義，但其實它的定義非常簡單。罪犯就是將個人直接需求的滿足當作行為動機的人。你無法糾正他的利己主義，但你可以讓他認識到放縱於利己主義的後果是不值得的，或者一點兒都不值得。”

羅伯特記得，凱文關於監獄改革的想法，就是將罪犯放逐到一個刑事罪犯殖民地——一個孤島社群，在那裡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工作。凱文認為，這不是為了讓囚犯受益而進行的改革，這會讓看守有更好的生活，讓這個擁擠的小島，有更多的空間為善良的公民建房子和花園；更何況，大多數罪犯在這個世界上最恨的就是辛苦勞動，所以這會比現行刑罰更具威懾力，在凱文看來，現行刑罰並不比三流公共學校的懲罰性好到哪裡去。

看著被告席上的那兩人，羅伯特想到在“糟糕的舊時代”，只有犯罪的人才會戴上枷鎖示眾。而如今，卻是將未經審判的人押來示眾，而真正的罪犯卻直接隱藏到安全的陰影區。一定是哪裡出錯了。

夏普老太太戴著一頂黑色緞面平頂帽——就是《早間話題》報道她們事件的那天早上，她出現在他辦公室時戴的那頂帽子——看上去深具學術氣質、令人尊敬，但總感覺有些奇怪。瑪麗恩也戴著一頂帽子——他猜想，那並不是出於尊重法庭，而是為了讓自己免於遭受那些公眾注視的目光。那是一頂短簷鄉村毛氈帽，其傳統的款式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她平日自行其是的氣質，將她黑色的頭髮隱藏了起來，在那雙明亮的眼睛上投下一圈陰影，她看上去就跟平日在戶外暴曬的女人一樣黝黑。儘管羅伯特很喜歡她那烏黑的頭髮和明亮的雙眼，但他認為今天她應該看上去儘可能的“普通”，這對她們來說是件好事，那些充滿敵意的傢伙可能會因此減輕對她們的折磨。

接著，他看到了貝蒂·凱恩。

記者席上一片騷動，羅伯特知道她出庭了。通常記者席上只是常駐兩個無聊的報道實習生：一個來自《米爾福德廣告人》（每週五發行一次），另一個聯合代表了《諾頓快報》（每週二和週五發行）與《拉伯洛時報》以及支援這些報刊的其他人。然而，今天的記者席卻坐滿了人，而且並非是一些年輕無聊的面孔，這些人早已蓄勢待發，隨時準備享受這場法庭盛宴。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是為貝蒂·凱恩而來。

從上次看到她身穿深藍色校服站在法蘭柴思的起居室之後，羅伯特就再也沒有見過她，而現在他又再一次為她的青春年少和單純無辜感到驚訝。自從第一次看到她，接下來的幾周裡她在他腦海中儼然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把她視為墮落邪惡的東西，並認為是她造謠惑眾將兩個無辜的人送上被告席。而此時此刻，再次親眼看到貝蒂·凱恩本人，羅伯特很是疑惑不解。他知道這個女孩跟他腦海中的怪物是同一個人，但同時又很難相信。而如果他——自認為現在非常清楚貝蒂·凱恩的真實面目——在當面看到她時，都會有那樣的反應，那麼等到案件受理時，她這副小女孩般單純的魅力對那些善良的人們以及事情的真相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她今天穿的是便裝，不是校服。一套雲彩藍的休閒裝，讓人聯想到鄉間田野的藍色勿忘我小花、森林深處的裊裊炊煙、明麗素雅的風信子以及遠方美好的夏日，那是小心計劃過可以迷惑清醒冷靜之人判斷力的一身裝扮。她那頂款式清純簡單又顯示家教良好的帽子微微向後戴著，露出迷人的雙眉以及那雙相距很遠的大眼睛。甚至都沒有細想，羅伯特就認為韋恩太太沒有蓄意為今天的場合給她設計這身裝扮，但又恨恨地意識到，如果她整夜不睡來設計今天的著裝，恐怕會有更好的效果。

唸到她的名字後，她走向證人席，羅伯特偷偷瞥了一眼可以清楚看到她的那些人的表情。只有本·卡利是唯一一個例外——他饒有興趣地看著她，就像參觀博物館展覽一樣——而其他人都是同一種表情：一種深切的憐憫之情。他發現，那些婦女並沒那麼容易任由擺佈。那些已為人母的，顯然是憐憫她的年幼和無助，而那些稍年輕的，僅僅是過來看熱鬧，除了好奇之外也沒什麼情感。

“我——不——相——信！”她宣誓的時候，本壓低聲音說道，“你是說那個孩子失蹤了一個月？我不相信除了書本之外她還碰過什麼？”

“我會帶證人來證明的。”羅伯特喃喃自語，甚至連卡利這樣老於世故、憤世嫉俗之人也被迷惑了，羅伯特很是氣惱。

“你可以找來十個無可指責的證人，但仍然沒有一個陪審員會相信，而最終作出評判的是陪審團呀，我的朋友。”

沒錯，哪個陪審團會相信她有錯啊！

看著她講述自己的故事，羅伯特想起艾伯特對她的評價：“家教良好的女孩。”沒有人會把她當作成熟女人看待，但事實上她曾用冷靜嫻熟的手法吸引她選定的男人。

她嗓音很美，充滿青春活力，溫柔清脆，口音純正，又無任何矯揉造作之感。她就像模範證人般講述自己的故事，明確解釋所講述的每一點內容，亦沒有任何多餘的陳述。那些記者也都被她吸引，頻頻從速記簿上抬起頭來看她，法官顯然也是對她偏愛有加（祈禱上帝派些更堅定的人到巡回法庭吧）。警察們也都微微流露出憐憫的神情。整個法院都屏氣凝神，沒有任何動靜。

沒有一個女演員受到過如此捧場的接待。

任何一個人都能夠看出，她相當冷靜，而且看上去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引起的效果。她沒有做任何努力去強調某一點，或是明顯提出某個資訊。羅伯特自己倒是懷疑這種輕描淡寫是她蓄意的，而她也十分清楚這樣做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事實上，你縫補床單了嗎？”

“那晚我被鞭打得手指僵硬，但後來還是縫補了。”

她說這一句的時候就像是在說“我當時正忙著玩橋牌”那樣自然，這給她的故事增添了相當分量的真實性。

在她的自我辯護中也察覺不到勝利喜悅之感的任何跡象。她說了關於關押地點的這個那個，而且她所說的這個和那個都已經證實確實如此。但對於這一事實，她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快感。被問到能否辨認出被告席上的兩位婦人以及她們是否就是關押毆打她的女人的時候，她靜靜地嚴肅地看了她們片刻，然後說她能確認就是她們。

“您要質詢嗎，布萊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