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唐初權相房玄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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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概覽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是我國唐朝初年的著名政治家、宰相及史學家，其籍貫存在不同記載，一說為齊州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或章丘市相公莊鎮房莊村），另一說為陝西蒲城縣。房玄齡乃隋朝官員房彥謙之子，出身於世家大族清河房氏。

二、早年經歷與仕途起步

房玄齡自幼便展現出異乎常人的才智與學識。他繼承了家族良好的教育傳統，不僅精研儒家經典，且在文學藝術領域造詣頗深，尤其是詩詞創作與書法技藝，可謂文采斐然，筆走龍蛇。在當時科舉制度下，房玄齡於少年時期就透過嚴格的進士科考試，這充分體現了他的學術修養和綜合能力，從而踏上仕途，最初受命為羽騎尉，不久轉任隰城縣尉，負責地方治安事務。

隋朝末年，天災人禍頻，社會秩序瀕臨崩潰，各地起義烽火連天，朝廷統治風雨飄搖。面對此種亂世格局，房玄齡以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堅定的抱負選擇投身於新興力量之中。大業十三年（617年），他毅然決然地投靠了當時聲望日益高漲的秦王李世民。這一抉擇，既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揭示了他對時局深刻理解後的果斷行動。

在李世民帳下，房玄齡憑藉其卓越的智謀與識人之明脫穎而出。他不僅積極協助秦王策劃戰役，而且在每一次戰事勝利後，當其他人忙於爭奪財物之時，房玄齡卻致力於蒐羅和舉薦各地的優秀人才，這些人才後來大多成為唐朝建國與貞觀之治的中流砥柱。他的這一舉措，不僅增強了秦王府的實力，更為未來的唐朝政府儲備了寶貴的人力資源。

三、秦王府的得力謀士

秦王府時期，房玄齡展現出了凡的戰略思維和識人之明，他的目光並不侷限於眼前的戰利品，而是投向了更長遠的國家建設和人才儲備。

每次秦王府成功擊敗各路割據勢力後，眾將士往往熱衷於瓜分戰利品，追求金銀財寶，然而房玄齡卻有著迥然不同的關注點。他深知人才是決定國家興衰的關鍵，因此在戰亂之餘，他親自奔赴各地，遍訪那些隱匿民間或在其他陣營中未被重視的賢才良將。他的足跡踏遍了戰火紛飛的土地，無論是在破敗的城池，還是在偏僻的鄉野，都可能留下他尋找人才的身影。

房玄齡善於現並挖掘人才的潛力，不論對方身份高低，只要有真才實學，他都會竭力推薦給秦王李世民。諸如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等眾多後來成為唐朝開國元勳的人物，很多都是經由房玄齡的引薦和提拔得以嶄露頭角，他們對唐朝的建立和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四、“玄武門之變”與貞觀盛世

武德九年生了決定性的“玄武門之變”，這場宮廷政變直接改寫了唐朝的權力格局，也塑造了房玄齡一生中最關鍵的角色定位。彼時，唐高祖李淵的幾個兒子之間圍繞皇位繼承問題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尤其是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衝突達到了白熱化狀態。房玄齡作為秦王府的核心幕僚，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精準的政治判斷，深度參與到這場政變的策劃之中。

房玄齡在李世民身邊長期效力，他深知李世民的雄才偉略和治國才能，堅信只有李世民能夠引領唐朝走向繁榮昌盛。在玄武門之變前，房玄齡與杜如晦等人一同為李世民出謀劃策，秘密籌備，確保了政變計劃的周密實施。在那決定命運的一天，李世民成功斬殺了自己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徹底掃除了通往皇位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政變成功後，李世民順利登上帝位，即唐太宗李世民。作為對其突出貢獻的嘉獎與信任，房玄齡被封為梁國公，隨即被任命為中書令，進入中央決策層的核心。房玄齡在其位上充分揮了行政才幹，積極推動了一系列有利於國家穩定和展的政策。隨著貞觀之治的開啟，房玄齡的職位進一步得到提升，他先後升任尚書左僕射和司空，成為唐朝初期最重要的宰輔大臣之一，執掌朝政長達二十多年。

五、治國理政與文化貢獻

房玄齡在貞觀年間的表現堪稱典範，他的行政手腕和政策規劃對貞觀之治的成功構建起了基石作用。他與杜如晦的配合被譽為“房謀杜斷”，生動描繪了他們在決策過程中的互補與高效。房玄齡擅長運籌帷幄，深思熟慮，其策略佈局往往著眼全域性，預見未來；而杜如晦則是快刀斬亂麻，善於把握時機，及時作出決斷。兩人攜手，將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國理想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和制度，為唐朝早期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在行政管理方面，房玄齡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則，著手改革和最佳化政府機構，強調“量才授職”、“任官惟賢”、“務省官員”，透過對中央官員的嚴格篩選和合理配置，確保了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他主導了對國家典章制度的修訂和完善，特別是法律體系的改革，使得唐律相比前朝更加完備且適應時代需要，有力地推動了法制建設的進步。

此外，房玄齡在文化建設領域的貢獻同樣顯著。他親自組織並主持編纂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修訂的斷代史——《晉書》，這部著作詳盡記述了兩晉時期的歷史沿革和社會變遷，不僅填補了此前史料不足的空白，更對後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參考依據，極大地豐富了唐代乃至整個中華歷史文獻寶庫。

六、選賢任能與人才戰略

房玄齡在貞觀年間的用人之道，充分展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與人文關懷。他深知治理國家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而是依賴於廣納賢才、人盡其才的大局觀。房玄齡並不拘泥於尋求全能型的人才，相反，他慧眼識珠，尤其擅長現和利用每個人的特長與優勢，讓各種專長之人各得其所，各展其能。

在選拔和任用官員時，房玄齡倡導務實與公正，主張不論出身貴賤，唯才是舉，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大創舉。他積極推行政治清廉，鼓勵直言敢諫，對那些敢於進言、勇於擔當的官員予以提拔重用，同時對那些貪腐無能者堅決查處，從而營造了一個清明公正的用人環境。

房玄齡還特別重視人才培養和梯隊建設，他認為人才的成長需要時間和鍛鍊，因此積極推動年輕官員的選拔和使用，鼓勵他們參與重要政務，給予充分的信任和施展才華的空間。這種開放包容、因材施教的用人策略，激了廣大官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使貞觀年間出現了許多傑出的文臣武將，如魏徵、尉遲敬德、李靖等，他們各自在各自的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合力推動了唐朝初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繁榮。

七、身後榮耀與歷史評價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七月癸卯日，房玄齡病逝，終年六十九歲。唐太宗追贈其為太尉，賜諡號“文昭”，將其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足見其在唐初政壇上的崇高地位。歷史上，房玄齡被評價為“唐代賢相之”，其在政治上的卓著成就與人格魅力均得到了後世的高度讚揚。

綜上所述，房玄齡憑藉其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寬廣的人才胸懷，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傑出政治家，其在唐初政局穩定與社會展方面的貢獻不可磨滅，其個人品質與執政風格更是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