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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年經歷與登基之路

趙炅,原名趙匡義,生於後晉天福四年(939年11月2o日),為後周檢校司徒趙弘殷(後追封宋宣祖)與昭憲太后杜氏之第三子,宋太祖趙匡胤之胞弟。自幼在軍事貴族家庭環境中成長,深受家風薰陶,具備一定的政治與軍事素養。

趙炅在後周時期便已蔭補入仕,初任殿前祗候、供奉官都知,展現出卓越的行政能力與軍事才華。隨著宋朝建立,趙炅被拜為殿前都虞候,深得其兄趙匡胤的信任與器重。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起,趙炅長期擔任開封尹,執掌京畿重地,積累了豐富的治政經驗,同時地位日益顯赫。開寶六年(973年),趙炅受封晉王,地位越宰相,成為朝中權柄僅次於太祖的重要人物。

開寶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趙匡胤突然駕崩,留下未竟的統一大業與諸多待解的政治謎團。在這一關鍵時刻,趙炅迅接過了皇位,即位為宋朝第二位皇帝,宋朝開國後因避其兄趙匡胤名諱而改名“光義”,即位後又改名“炅”,改名為趙炅,開始了其長達二十一年的統治生涯。

二、一統江山,結束亂世

趙炅即位為宋太宗後,矢志不渝地繼承兄長趙匡胤的未竟之志,力圖徹底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實現國家的全面統一。他深知,統一不僅是恢復漢唐盛世疆域的必要步驟,更是穩固新生宋朝統治、提振民眾信心的關鍵舉措。

在對外政策上,趙炅採取積極攻勢,運用政治與軍事手段雙管齊下,對仍存的割據勢力施加壓力。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面對盤踞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王錢俶,趙炅施展高的外交手腕,一方面透過承諾優厚待遇、確保家族安全等方式誘使他們主動歸降;另一方面,適時展示軍事實力,警告頑抗將面臨的嚴重後果。在趙炅的強大壓力下,陳洪進與錢俶先後選擇納土歸附,宋朝順利接管了東南沿海的廣大地區,大大增強了其在該區域的控制力,同時也減少了南線的潛在威脅,為後續北伐掃清了障礙。

同年,趙炅決定直面北方最後的割據勢力——北漢。他深知北漢背後有遼朝的支援,但決心已定,親率大軍北上,直指太原。這場決戰異常激烈,雙方軍隊在城下展開殊死搏鬥。趙炅身先士卒,鼓舞士氣,經過連番激戰,宋軍逐漸佔據上風。北漢雖頑強抵抗,但在宋軍的持續猛攻下,終告不支。最終,北漢皇帝劉繼元被迫出降,歷時近半個世紀的五代十國分裂局面至此畫上句號。

三、北伐失利與守內虛外政策的確立

在初步完成國家統一,尤其是平定了北漢之後,趙炅即宋太宗,懷揣著恢復漢唐故土、收復被遼朝佔據的燕雲十六州之宏願,毅然決定揮師北上,起對遼的討伐。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他親率精銳之師,挾新勝之威,展開了氣勢磅礴的北伐之戰。初期,宋軍勢如破竹,連克數城,士氣高昂,似乎燕雲之地唾手可得。然而,戰局並未如預期般順利。在關鍵的高梁河之戰中,宋軍遭遇了遼軍的猛烈反撲。遼朝名將耶律休哥率部拼死抵抗,利用騎兵優勢,對宋軍形成包圍之勢。戰鬥異常慘烈,宋軍傷亡慘重,趙炅本人亦身中流矢,險些喪命。面對遼軍的強勢反擊,宋軍無法抵擋,被迫倉皇撤退,北伐以慘敗告終。

高梁河之戰的失利,猶如當頭棒喝,使趙炅深刻認識到現實與理想的差距,以及宋朝在軍事實力、特別是騎兵戰鬥力上的短板。痛定思痛,他開始反思並調整對外戰略。鑑於遼朝軍事力量的強大以及燕雲十六州短期內難以收復的事實,趙炅放棄了短期內大規模軍事擴張的企圖,轉而推行“守內虛外”的政策。這一政策的核心在於,將國家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內部的穩定與繁榮上,強化中央集權,整頓吏治,展經濟,繁榮文化,同時加強邊防建設,以防禦姿態應對外部威脅,而非主動出擊。

“守內虛外”政策的實施,標誌著宋朝對外戰略的重大轉變,由之前的積極進取轉為防禦保守。這一轉變對北宋的對外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它確保了國內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為經濟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使得北宋在科技、文化、藝術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人口增長,城市繁榮,開啟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宋朝盛世”;另一方面,它也導致了宋朝在軍事上長期處於被動防守的狀態,對北方強敵往往採取妥協與和談的策略,如澶淵之盟的簽訂,雖換來邊境的暫時安寧,但也暴露了宋朝在處理邊疆問題上的軟弱與無奈。

四、強化中央集權與“崇文抑武”之路

在內政治理上,趙炅,即宋太宗,秉持其兄趙匡胤“強幹弱枝”的原則,進一步深化中央集權體制。他深諳文化對於國家穩定與繁榮的重要性,特設崇文院,以官方之力推動文化事業的興盛。崇文院的設立,不僅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支援,更成為國家整理典籍、編纂文獻的重要機構。在趙炅的主持下,《太平御覽》等大型類書應運而生,這些巨著彙集古今知識,極大地豐富了國家的文化庫存,提升了民眾的文化素養,對宋代乃至後世學術文化的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趙炅敏銳洞察到科舉制度對於選拔人才、凝聚士人心向朝廷的關鍵作用,因而大幅度擴大科舉取士規模,為寒門學子提供了更多躋身仕途的機會。此舉不僅拓寬了人才來源,更在全社會範圍內營造了崇尚學問、以文治國的濃厚氛圍,為宋代文官制度的成熟與完善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趙炅明確提出並貫徹“崇文抑武”的治國方針,旨在防止武將勢力坐大,重蹈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覆轍。他透過設立樞密院,將調兵權與統兵權分離,有效地削弱了武將對軍隊的實際掌控力;推行更戍法,定期輪換駐防軍隊,防止將領長期盤踞一地,培植私人勢力;同時,加強對地方節度使的監管與約束,確保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這一系列舉措,成功地將軍隊指揮權牢牢掌握在文臣手中,構建起了以文官為核心的國家管理體系,從根本上扭轉了唐末以來武人擅權的局面。

五、晚年與身後評價

至道三年(997年),趙炅在位二十二年後駕崩,享年五十八歲。朝廷賜予其諡號“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後加諡為“至仁應運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廟號太宗,葬於河南鞏義市的永熙陵。

趙炅的一生,既是宋朝從初創走向穩定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重要階段。他在位期間,成功完成了兄長未竟的統一事業,結束了五代十國的亂世;確立“守內虛外”政策,調整對外戰略;大力推行“崇文抑武”,為宋朝文治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堅實基礎。儘管其北伐遼朝的軍事行動遭遇挫折,但其對內政的深度改革及對文治理念的堅持,無疑為宋朝的長遠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綜觀趙炅的一生,他是一位既有雄心壯志,又懂得審時度勢的君主。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他既勇於進取,又不失穩健,以其獨特的政治智慧和堅定的決心,塑造了一個嶄新的宋王朝,開啟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崇文抑武”時代,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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