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東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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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在清人所分的三門學問：義理、辭章、考據中，我最不擅長、最不喜歡的是義理，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所謂“哲學”。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不多的，我只不過覺得義理這玩意兒太玄秘，太抽象，恍兮惚兮，其中無象，頗有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味道。為稟賦所限，我喜歡能摸得著看得見的實打實的東西，那種有一千個哲學家就有一千條真理的情況，我的腦筋跟不上。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到了髦耋之年，竟然“老年忽發少年狂”，侈談起了東方文化，談起了東西方文化的同與異。實際上，這都是屬於義理的範疇內的東西，為我以前所不敢談、所不願談者。箇中原因，頗有可得而言之者。

我雖然專門從事語言考證以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但必然會與文化現象有所接觸。久而久之，我逐漸隱約感到東方文化確有其特點，東西文化確有其差異之處。適在這同時，我讀到了錢賓四（穆）先生的生平最後的一篇文章，我頓有所悟，立即寫成了一篇文章《“天人合一”新解》，就發表在本刊上。這篇頓悟之作，頗受到學術界（中外皆有）的關注。同時我又進一步閱讀和思考，又寫成了《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這時我對東西文化不同之處認得更具體更深入了。而閱讀的結果也越來越多地證實了自己的想法。例子太多，不能多舉。我只舉兩個，以概其餘。一個是古代的而且是外國的，這就是法國學者（原伊朗裔）阿里·瑪扎海里的《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這裡面講到，在伊斯蘭運動初期，在阿拉伯和波斯（今伊朗）一帶，流傳著一種說法：希臘人有一隻眼睛，而中國人則有兩隻眼睛。希臘人只有理論，而中國人有技術。中國人有技術，此話不假。但如果說中國沒有理論，則不符事實。這且不去講他。古希臘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國則是東方文化的代表。阿拉伯和波斯一帶的人，在那樣早的時候，就已經看出了東西文化的差異，真不能不令人欽佩其遠見卓識。

另一個例子是當前中國的。大數學家吳文俊教授在他為《九章算術》所寫的序中提到，在數學方面，中西是頗有不同的。西方古代從公理出發，而中國數學則從問題出發。連在自然科學的基礎的數學上，中西都有差異，遑論其他！我們不能不佩服吳文俊先生的遠見卓識。

上面兩個例子，一個是古代外國的，一個是當前中國自然科學的。這樣兩個例子都與我們今天的東西文化的討論或者爭論似無關聯，然而結論卻如此一致，你能說這是偶然的巧合嗎？這豈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其他真正與文化或中西文化有關的言論，比比皆是，中國有，外國也有。而且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關中西文化的大辯論是有過多次的；雖然都沒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結論，但中西文化之有差異，則系不容否定之事實。剩下的問題就是：中西文化之差異究竟何在這一個關鍵問題了。

上面敘述的過程，在不知不覺中，對我起了作用。它逐漸把我從搞考據的輕車熟路上吸引了出來，走到了另一條以前絕對想不到的侈談義理之學的道路上來。俗話說：“一瓶子醋不響，半瓶子醋晃盪。”在義理之學方面，我是一個“半瓶醋”，這是絲毫也無可懷疑的，但是我有一個好胡思亂想的天性，是優點？是缺點？姑置不論，反正我的“亂想”現在就一變而為“亂響”了。

我想到的問題很多，這幾年在許多文章中和座談會上，我都講到過。約略言之，可以有以下諸端，性質不同，但都與東西文化有某些關聯：第一，漢語語法的研究必須改弦更張。第二，《中國通史》必須重寫。第三，《中國文學史》必須重寫。第四，中國文藝理論必須使用中國國有的術語，採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斷方法，這樣才能在國際學壇上發出聲音。第五，中國美學研究必須根本“轉型”。第六，我認為，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則是綜合的。第七，西方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的“征服”手段是錯誤的；中國的“天人合一”的觀點是正確的。第八，西方的科學技術，在為世界人民謀福利的同時，產生了眾多的弊端甚至災害。現在如仍不懸崖勒馬，則人類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脅。第九，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一切還僅僅只能算是犖犖大者。你看，這些重重怪論，累累奇思，怎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我這個半瓶醋豈非過分狂妄不自量力了嗎？我決無意譁眾取寵，我多年的胡思亂想讓我不得不寫。不管別人如何駭怪，我則深信不疑。

在駭異聲中，贊同我的看法者有之，反對我的看法者有之，不知是贊同還是反對者亦有之。對於這些必然會出現的反應，我一律泰然處之。贊同者我當然會喜，反對者我決不會怒。我曾編選過兩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收入我主編的大型叢書《東方文化整合》中。我曾為該書寫過一篇序，說明了我的想法。我不稱此書為“辯論集”，也不稱之為“爭論集”，而只稱之為“議論集”，意思就是我在該書序中所說的：“我認為，居今而談21世紀，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文學創作問題，創作的就是‘暢想曲’。我們大家都不妨來暢想一下，以抒發思未來之幽情，共慶昇平。”我曾拿京劇《三岔口》來作比喻，在舞臺上，刀光劍影，發出森森的寒光，但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誰也碰不著誰，誰也用不著碰誰。這是一個有待於21世紀曆史程序來證明的歷史問題。在21世紀還沒有來臨的這一塊匾下，我們大家都是猜匾上字的近視眼，誰也不敢說匾上究竟是什麼字。

最近我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上發表了一篇短文《真理愈辨愈明嗎？》。這個題目就告訴人們，我是不相信真理越辨，或者越辯越明的。常見辯論者雙方，最初還能擺事實，講道理，尚能做到語有倫次。但是隨著辯論激烈程度的提高，個人意氣用事的情況也愈益顯著，終於辯到了最後，人身攻擊者有之，強詞奪理者有之，互相謾罵者有之，辯論至此，真理寧論！哪裡還談到越辯越明呢？

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先把我自己的看法鮮明地擺出來，然後收入贊成我的看法的文章，反對我的看法的文章，只要能蒐羅到，我也照收不誤。我的意思是讓讀者自己去辨曲直，明是非。讀者是有這個能力的。

我在這裡想順便澄清一個問題。在《西方不亮東方亮》那一篇發言中，我講到了，有人告訴我說有的學者認為，搞國學就是想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說文章就發表在《哲學研究》某一期上，言之鑿鑿，不由得我不信。我沒有去查閱《哲學研究》。如果上面沒有刊登過這樣的文章的話，我向《哲學研究》表示歉意。說句老實話，即使有人這樣主張，也只能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算不得“大逆不道”。每個人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別人阻擋不得，當然，我也有駭怪的權利，別人也阻擋不得。至於“西方不亮東方亮”那一個觀點，我仍然堅持不放。

“我與東方文化研究”，想要寫下去的話，還是大有話可說的，限於時間，先就寫這樣多吧。我還有兩點要補充或者說明一下。第一是一點希望，希望不同意我的看法的學者們，要多讀一點我寫的東西，不要看了我一篇文章，對其中的要領並不完全清楚，也許是我沒有完全說清楚，就立即反駁，或者要與我“商榷”。這有點失之過急，讓我讀了啼笑皆非。還有一點是，我的一些說法，看起來不管多麼新奇，都是先有人說過的。我決不敢立即到專利局去申請專利。希望某一些反對我的某一些看法的學者眼光放遠一點，書要多讀一點，不要急於把“榮譽”或者譴責都一股腦堆到我身上。

侈談東西方文化，已經頗有些年頭了，這違反我的天性，已如上述。但是既然已經走上了這一條路，我還要走下去的。特別是對東西文化之差異處，我彷彿害了“差異狂”，越看越多。沒有辦法，事實告訴我是這樣，我只有這樣相信，我這個“半瓶醋”晃盪了這樣許多年，醋是否減少了一點，或者增加了一點呢？我看不出。我只是相信，如果醋增加到了裝滿了瓶子，那就沒有晃盪的餘地，想晃盪也不會出聲。反之，如果醋減少到了一滴不剩，那麼，瓶子裡只剩下了空氣，同樣是不能出聲。我看而且也希望，我這個“半瓶醋”，永遠保留半瓶，給永遠晃盪下去提供條件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