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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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憶了嗎？我不甘心承認這個事實，但又不能不承認。我現在就是回憶多於前瞻。過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師友，現在卻頻來入夢。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筆名冬芬。胡也頻先生被國民黨通緝後離開了高中，再上國文課時，來了一位陌生的教員，個子不高，相貌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一隻手還似乎有點毛病，說話紹興口音頗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筆名我們卻是熟悉的。他翻譯過一本蘇聯小說：《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先生的一封長信，我們在報刊上讀過，現在收在《魯迅全集》中。因此，面孔雖然陌生，但神交卻已很久。這樣一來，大家處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課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講什麼現代文藝，也不宣傳革命，只是老老實實地講書，認真小心地改學生的作文。他也講文藝理論，卻不是弗裡茨，而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魯迅先生翻譯的。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別，往往只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四個字，意思自然是，我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絲毫不受約束，有絕對的寫作自由。

我就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願意寫的東西。我從小學經過初中到高中前半，寫的都是文言文；現在一旦改變，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適應。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話舊小說，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遍了，自己動手寫白話文，頗為得心應手，彷彿從來就寫白話文似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來自舊文學，從莊子、孟子、史記，中間經過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給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靈感。這些大家時代不同，風格迥異，但是卻有不少共同之處。根據我的歸納，可以歸為三點：第一，感情必須充沛真摯；第二，遣詞造句必須簡練、優美、生動；第三，整篇佈局必須緊湊、渾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是至關重要。後來讀了一些英國名家的散文，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我有時甚至想到，寫文章應當像譜樂曲一樣，有一個主旋律，輔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後照應，左右輔助，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在統一中有錯綜複雜，關鍵在於有節奏。總之，寫文章必須慘淡經營。自古以來，確有一些文章如行雲流水，彷彿是信手拈來，毫無斧鑿痕跡。但是那是長期慘淡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行雲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這些想法形成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並沒有清醒的意識。它也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也沒有清醒的意識。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我在“隨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奔母喪的悲痛心情的作文。感情真摯，自不待言。在謀篇佈局方面卻沒有意識到有什麼特殊之處。作文字發下來了，卻使我大吃一驚。董先生在作文字每一頁上面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註，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我真是如撥雲霧見青天：“這真是我寫的作文嗎？”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認。“我為什麼沒有感到有什麼節奏呢？”這也是事實，不容否認。我的苦心孤詣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卻為董先生和盤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從那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所謂“心血來潮”，則立即拿起筆來，寫點什麼。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積習難除，鍥而不捨。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高中畢業以後，到北京來唸了四年大學，又回到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然後在歐洲呆了將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國。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沒有同董秋芳老師透過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況。50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會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見到了董先生，看那樣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也非常激動。但是我平生有一個弱點：不善於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來也是如此。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揣著一把火，表面上卻頗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還有一個弱點，我曾多次提到過，這就是，我不喜歡拜訪人。這兩個弱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致命的後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的關係，看上去有點若即若離了。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董先生退休了，離開北京回到了老家紹興。這時候大概正處在十年浩劫期間，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顧不暇，沒有餘裕來想到董先生了。

又過一些時候，聽說董先生已經作古。乍聽之下，心裡震動得非常劇烈。霎時，心中幾十年的回憶、內疚、苦痛，驀地抖動起來。我深自怨艾，痛悔無已。然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看來我只能抱恨終天了。

我雖然研究佛教，但是從來不相信什麼生死輪迴，再世轉生。可是我現在真想相信一下。我自己屈指計算了一下，我這一輩子基本上是一個善人，壞事幹過一點，但並不影響我的功德。下一生，我不敢，也不願奢望轉生為天老爺，但我定能託生為人，不至走入畜生道。董先生當然能轉生為人，這不在話下。等我們兩個隔世相遇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兩個弱點經過地獄的磨鍊已經克服得相當徹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訪他，做一個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這一些都是可能的嗎？這不是幻想又是什麼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悵望青天，眼睛裡溢滿了淚水。

對陳寅恪先生的一點新認識

我忝列寅恪先生門下，自謂頗讀了一些先生的書，對先生的治學方法有一點了解，對先生的為人也有所瞭解，自己似乎真正能瞭解陳寅恪先生了。

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以前注意到，先生是考據大師，其造詣之深決不在乾嘉諸樸學大師之下。但是，有一點卻是乾嘉大師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寅恪先生決不像乾嘉大師那樣似乎只是為考證而考證，他在考證中寓有極深刻的思想性，比如他研究歷史十分重視民族關係，文化關係，對外文化交流的關係，以及家族和地域關係等等。讀了他的著作，決不會僅僅得到一點精確的歷史知識，而是會得到思想性和規律性極強的知識和認識，讓你有豁然開朗之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在這一點上是很突出的。梁任公先生思想活潑，極富創新能力，但是駁雜多變，不成體系。王靜安先生早期頗具一個哲學家、思想家的素質；但是，到了晚年，則一頭鑽入考據探討中，不復有任何思想色彩。趙元任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不在我討論範圍之內。總之，我認為在清華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是最具備一個思想家素質的人。至於先生是不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則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個問題。

最近讀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界》2000年第5期），極有創見，論證極能說服人。我恍然大悟，寅恪先生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我深信不疑。這種近在眼前的事，我在幾十年中竟沒有悟到，愧一己之愚魯，感慎之之啟迪。在內疚之餘，覺得自己對寅恪先生的認識，終於又近了一步，又不禁喜上眉梢了。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個詞兒是先生所撰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話，是讚美王靜安先生的。原來王靜安先生自沉後，陳先生哀痛備至，又是寫詩，又是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哀思。靜安先生自沉的原因，學者間意見頗不一致。依我個人的看法，原因並不複雜。他的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說得十分清楚。“事變”，指的是國民黨軍的北伐。王氏是一個大學者，一個大師，誰也不會有異辭。但是，心甘情願地充當末代皇帝溥儀小朝廷上的“上書房行走”，又寫詩讚美妖婆慈禧，實在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在政治上實在是非常落後，非常遲鈍的。陳寅恪先生把他的死因不說成是殉情，而是殉中國文化，說他是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說“文化神州表一身”，頗有拔高之嫌。我認為，能當得起這兩句話的只有陳先生本人。

我在這裡想附帶講一個小問題。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兩句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王觀堂先生流淚是很自然的。但是，寅恪先生三世愛國，結果卻是祖父被慈禧賜死，父親被慈禧斥逐，他對清代不會有什麼好感的，可是他何以也“泣數行”呢？他這眼淚是從哪裡流出來的呢？難道這就是他所說的“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嗎？

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講了一點我心裡想講的話。我認為，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根深蒂固的愛國心，這是由歷史環境所造成的，並不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有愛國的基因。一個是硬骨頭精神。中國歷史上出了許多錚錚鐵骨的知識分子，千載傳頌。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我過去對所謂“硬骨頭”就只能理解到這個水平。現在看來，是遠遠不夠了。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現代的、科學的說法，拿來用到我所說的“硬骨頭”上，恰如其分。

將近一年前，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目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前一句是歌頌寅格先生的愛國主義，後一句是讚美他的硬骨頭精神，頗獲得與會者的贊同。在發言中，我講到，建國以後，絕大部分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留學國外多年的高階知識分子在內，都是自覺自願地進行所謂“思想改造”，認真嚴肅地參加造神運動。我的兩位極可尊敬的老師，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術大師，也參加到這個龐大的造神隊伍中來。他們決不會有任何私心雜念，完全是一片赤誠。要說一點原因都沒有，那也是不對的。他們在舊社會呆過，在國外呆過，在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受到外人的歧視，心中充滿了鬱懣之氣，一旦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哪能不感激涕零呢？我在政治方面是後知後覺，我也著了迷似的參加造神活動，甚至失掉了最起碼的常識。人家說，一畝地能產五十萬斤糧食，我也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嘛！我膜拜在自己造的神腳下，甚至幻想以自己的性命來表達忠誠。結果被神打倒在地，差一點丟掉了小命。然而，在南方的陳寅恪先生卻依然愛國不輟，頭腦清醒，依舊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和我那兩位老師是真誠的，其他廣大的知識分子也是真誠的。可是這兩個“真誠”之間不有天地懸殊的差異嗎？何者為優？何者為劣？由聰明的讀者自己去判斷吧！我自己是感到羞愧的。中國歷史上，大知識分子著了迷，幹可笑的事情的先例，我現在還想不起來。

我主要論述的是寅恪先生的人生基本態度，也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似乎有點離了題，可是我認為，並沒有離。一個學者的基本人生態度怎麼能夠同他的學術思想截然分開呢？以陳先生的人生基本態度為切入口來求索他的學術思想，必能有新的收穫。但是，這個工作我不做了，請其他有志有識之士去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