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葉公超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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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本報1993年8月11日《文學》王辛笛師弟（恕我狂妄，以兄自居，辛笛在清華確實比我晚一級）的《葉公超先生二三事》，頓有所感，也想來湊湊熱鬧，談點公超先生的事兒。

但是，我對公超先生的看法，同辛笛頗有不同。因此，必須先說明幾句。在背後，甚至在死後議論老師的長短，有悖於中國傳統的尊師之道。不過，我個人覺得，我的議論，儘管難免有點苛求，卻完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滿了感情的。我為什麼這樣說呢？這裡要交代一點時代背景。

老清華人都知道，在30年代，清華大學同別的大學稍有不同，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有點“洋氣”。學生在校刊上常常用老師開點小玩笑，饒有風趣而無傷大雅。師不以為忤，生以此為樂。這樣做，不但沒有傷害了師生關係，好像更縮短了師生的距離，感情更融洽。

這樣說，有點空洞。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吳雨僧（宓）先生。他為人正直，古貌古心，但頗有一些“緋聞”。他有一首詩，一開始兩句是：“吳宓苦愛xxx（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驚聞。”當時不能寫出真姓名，但是從押韻上來看，真是呼之欲出。xxx者，毛彥文也。雨僧先生還有一組詩，名曰《空軒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詩之比較”課堂上發給我們的。據說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真假無所考。校刊上把第一首今譯為：

一見亞北貌似花，

順著秫秸往上爬。

單獨進攻忽失利，

跟蹤盯梢也挨刷。

下面三句忘了。最後一句是：

椎心泣血葉媽媽。

“亞北”者，歐陽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這一個今譯本在學生中傳誦，所以時隔六十年，我仍然能回憶起來。然而雨僧先生卻泰然處之。

第二個例子是俞平伯先生。他是著名的詩人、散文家、紅學專家。在清華時，我曾旁聽過他講唐宋詩詞的課。大家都知道，他家學淵源，是國學大師俞樾的孫子或曾孫，自己能寫詩，善填詞。他講詩詞當然很有吸引力。在課堂上他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閉上了眼睛，彷彿完全沉浸於詩詞的境界中，遺世而獨立。他驀地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在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了。昔者晉人見好山水，便連聲喚：“奈何！奈何！”仔細想來，這是最好的讚美方式。因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說上幾句“奈何！”更具有啟發意義。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與此等量齊觀。就是這位平伯先生，有一天忽然剃光了腦袋。這在當時學生和教授中都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於是轟動了全校。校刊上立即出現了俞先生出家當和尚的特大新聞。在眾目睽睽之下，平伯先生怡然自得，泰然處之。他光著個腦袋，仍然在課堂上高喊：“好！好！就是好！”

舉完了兩個例子，現在再談葉公超先生。

我在清華讀的是外國語言文學系。雖然專門化（specialized）是德文，不過表示我讀了一至四年德文；實際上仍以英文為主，教授不分中西講課都用英語，連德文課也不例外。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葉公超先生，用的課本是英國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公超先生很少著西裝，總是綢子長衫，冬天則是綢緞長袍或皮袍，下面是綢子棉褲，褲腿用絲帶繫緊，絲帶的顏色與褲子不同，往往是頗為鮮豔的，作蝴蝶結狀，隨著步履微微抖動翅膀，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非常“瀟灑”。先生的頭髮，有的時候梳得光可鑑人，有的時候又蓬鬆似秋後枯草。他顧盼自嬉，怡然自得。學生們竊竊私議：先生是在那裡學名士。

談到名士，中國分為真假兩類。“是真名士自風流”。什麼叫“真名士”呢？什麼又叫假名士呢？理論上不容易說清楚。我想，只要拿前面說到的俞平伯先生同葉公超先生一比，涇渭立即分明。大家一致的意見是，俞是真名士，而葉是假裝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後者則難免有想引起“轟動效應”之嫌。《世說新語》常以一句話或一件事，定人們的高下優劣。我們現在也從這一件事定兩位的高下。

我想就以此為起點來談公超先生的從政問題。辛笛說：“在舊日師友之間，我們常常為公超先生在抗戰期間由西南聯大棄教從政，深致惋嘆，既為他一肚皮學問可惜，也都認為他哪裡是個舊社會中做官的材料，卻就此斷送了他十三年教學的苜蓿生涯，這真是一個時代錯誤。”我的看法同辛笛大異其趣。根據我個人在同俞平伯先生對比中所得到的印象，我覺得，公超先生確是一個做官的材料。你能夠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樣子嗎？

說到學問，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聰明，英文非常好。在清華四年中，我同他接觸比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薦到《學文》上去發表的。他品評這篇文章時說：“你寫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識’（這是他的原話）。”我這篇散文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切都交給命運去安排吧！”這就被當時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辮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沒落的教授階級垂死的哀鳴。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費還要靠故鄉縣衙門津貼，我哪裡有資格代表什麼沒落的教授階級呢？

不管怎樣，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筆弄墨，年屆耄耋，仍樂此不疲。這給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點顏色，增添了點情趣，難道我能夠忘記嗎？在這裡我要感謝兩位老師：一個高中時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個就是葉公超先生。如果再加上一位的話，那就是鄭振鐸先生。

我繼承了“清華精神”寫了這篇短文。雖對公超先生似有不恭，實則我是滿懷深情地講出了六十年前的感覺。想公超先生在天之靈必不以為忤，而辛笛師弟更不會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