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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少婦的安詳，柔和，端麗現在在劇烈的陣痛裡變形成不可信的醜惡：你看她那遍體的筋絡都在她薄嫩的面板底裡暴漲著，可怕的青色與紫色，像受驚的水青蛇在田溝裡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額上像一顆顆的黃豆。她的四肢與身體猛烈的抽搐著，畸屈著，奮挺著，糾旋著，彷彿她墊著的席子是用針尖編成的，彷彿她的帳圍是用火焰織成的；
一個安詳的，鎮定的，端莊的，美麗的少婦，現在在絞痛的慘酷裡變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時緊緊的闔著，一時巨大的睜著，她那眼，原來像冬夜池潭裡反映著的明星，現在吐露著青黃色的兇焰，眼珠像是燒紅的炭火，對映出她靈魂最後的奮鬥，她的原來硃紅色的口唇，現在像是爐底的冷灰，她的口顫著，撅著，扭著，死神的熱烈的親吻不容許她一息的平安，她的發是散披著，橫在口邊，漫在胸前，像揪亂的麻絲，她的手指間緊抓著幾穗擰下來的亂髮；這母親在她生產的床上受罪：——
但她還不曾絕望，她的生命掙扎著血與肉與骨與肢體的纖微，在危崖的邊沿上，抵抗著，搏鬥著，死神的逼迫。
她還不曾放手，因為她知道（她的靈魂知道！）這苦痛不是無因的，因為她知道她的胎宮裡孕育著一點比她自己更偉大的生命的種子，包涵著一個比一切更永久的嬰兒；
因為她知道這苦痛是嬰兒要求出世的徵候，是種子在泥土裡爆裂成美麗的生命的訊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時機；因為她知道這忍耐是有結果的，在她劇痛的昏瞀中她彷彿聽著上帝准許人間祈禱的聲音，她彷彿聽著天使們讚美未來的光明的聲音；
因此她忍耐著，抵抗著，奮鬥著……她抵拼繃斷她統體的纖微，她要贖出在她那胎宮裡動盪著的生命，在她一個完全，美麗的嬰兒出世的盼望中，最銳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銳利最沉酣的快感……
這也許是無聊的希翼，但是誰不願意活命，就是到了絕望最後的邊沿，我們也還要妄想希望的手臂從黑暗裡伸出來挽著我們。我們不能不想望這痛苦的現在只是準備著一個更光榮的將來，我們要盼望一個潔白的肥胖的活潑的嬰兒出世！
新近有兩件事實，使我得到很深的感觸。讓我來說給你們聽聽。前幾時有一天俄國公使館掛旗，我也去看了。
我也想象到百數十年前法國革命時的狂熱，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亞牢獄時的瘋癲。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你們聽呀，在這呼聲里人類理想的火焰一直從地面上直衝破天頂，歷史上再沒有更重要更強烈的轉變的時期。卡萊爾（Carlyle）在他的法國革命史裡形容這件大事有三句名句，他說，《To describle this scene transcends the talent of mortals.After four hours of world—Bed’am it surrenders.The Bastille is down！》他說：“要形容這一景超過了凡人的力量。過了四小時的瘋狂他（那大牢）投降了。巴士梯亞是下了！”打破一個政治犯的牢獄不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這事實裡有一個象徵。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市民的攻擊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證。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法國人在百幾十年前猖狂的叫著。這叫聲還在人類的性靈裡蕩著。我們不好像聽見嗎，雖則隔著百幾十年光陰的曠野。如今兇惡的巴士梯亞又在我們的面前堵著；我們如其再不發瘋，他那牢門上的鐵釘，一個個都快刺透我們的心胸了！
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是我六月間伴著泰戈爾到日本時的感想。早七年我過太平洋時曾經到東京去玩過幾個鐘頭，我記得到上野公園去，上一座小山去下望東京的市場，只見連綿的高樓大廈，一派富盛繁華的景象。這回我又到上野去了，我又登山去望東京城了，那分別可太大了！房子，不錯，原是有的；但從前是幾層樓的高房，還有不少有名的建築，比如帝國劇場帝國大學等等，這次看見的，說也可憐，只是薄皮鬆板暫時支著應用的魚鱗似的屋子，白松松的像一個爛發的花頭，再沒有從前那樣富盛與繁華的氣象。十九的城子都是叫那大地震吞了去燒了去的。我們站著的地面平常看是再堅實不過的，但是等到他起興時小小的翻一個身，或是微微的張一張口，我們脆弱的文明與脆弱的生命就夠受。我們在中國的差不多是不能想著世界上，在醒著的不是夢裡的世界上，竟可以有那樣的大災難。我們中國人是在災難裡討生活的，水，旱，刀兵，盜劫，哪一樣沒有，但是我敢說我們所有的災難合起來也抵不上我們鄰居一年前遭受的大難。那事情的可怕，我敢說是超過了人類忍受力的止境。我們國內居然有人以日本人這次大災為可喜的，說他們活該，我真要請協和醫院大夫用X光檢查一下他們A幾位，究竟他們是有沒有心肝的。因為在可怕的運命的面前，我們人的全體只是一群在山裡逢著雷霆風雨時的綿羊，哪裡還能容什麼種族政治等等的偏見與意氣？我來說一點情形給你們聽聽，因為雖則你們在報上看過極詳細的記載，不曾親自察看過的總不免有多少距離的隔膜。我自己未到日本前與看過日本後，見解就完全的不同。你們試想假定我們今天在這裡集會，我講的，你們聽的，假如日本那把戲輪著我們頭上來時，要不了的搭的搭的搭的三秒鐘我與你們與講臺與屋子就永遠訣別了地面，像變戲法似的，影蹤都沒了。那是事實，橫濱有好幾所五六層高的大樓，全是在三四秒時間內整個兒與地面拉一個平，全沒了。你們知道聖書裡面形容天降大難的時候，不要說本來脆弱的人類完全放棄了一切的虛榮，就是最猛鷙的野獸與飛禽也會在剎時間變化了性質，老虎會來小貓似的挨著你躲著，利喙的鷹鷂會得躲入雞棚裡去窩著，比雞還要馴服。在那樣非常的變動時，他們也好似覺悟了這彼此同是生物的親屬關係，在天怒的跟著同是剝奪了抵抗力的小蟲子，這裡面就發生了同命運的同情。你們試想就東京一地說，二三百萬的人口，幾十百年辛勤的成績，突然的面對著最後審判的實在，就在今天我們回想起當時他們全城子像一個滾沸的油鍋時的情景，原來熱鬧的市場變成了光焰萬丈的火盆，在這裡麵人類最集中的心力與體力的成績全變了燃料，在這裡面藝術教育政治社會人的骨與肉與血都化成了灰燼，還有百十萬男女老小的哭嚷聲，這哭聲本體就可以搖動天地——我們不要說親身經歷，就是坐在椅子上想象這樣不可信的情景時，也不免覺得害怕不是？那可不是玩兒的事情。單隻描寫那樣的大變，恐怕只少就須要荷馬或是莎士比亞的天才。你們試想在那時候，假如你們親身經歷時，你的心理該是怎麼樣？你還恨你的仇人嗎？你還不饒恕你的朋友嗎？你還沾戀你個人的私利嗎？你還有欺哄人的機會嗎？你還有什麼希望嗎？你還不摟住你身旁的生物，管他是你的妻子，你的老子，你的聽差，你的媽，你的冤家，你的老媽子，你的貓，你的狗，把你靈魂裡還剩下的光明一齊放射出來，和著你同難的同胞在這普遍的黑暗裡來一個最後的結合嗎？
但運命的手段還不是那樣的簡單。他要是把你的一切都掃滅了，那倒也是一個痛快的結束；他可不然。他還讓你活著，他還有更苛刻的試驗給你。大難過了，你還喘著氣；你的家，你的財產，都變了你腳下的灰，你的愛A與妻與兒女的骨肉還有燒不爛的在火堆裡燃著，你沒有了一切；但太陽又在你的頭上光亮的照著，你還是好好的在平定的地面上站著，你疑心這一定是夢，可又不是夢，因為不久你就發現與你同難的人們，他們也一樣的疑心他們身受的是夢。可真不是夢；是真的。你還活著，你還喘著氣，你得重新來過，根本的完全的重新來過。除非是你自願放手，你的靈魂裡再沒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試驗的時候。這考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時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值多少，有多少價值。
我們鄰居日本人在災後的實際就是這樣。全完了，要來就得完全來過，盡你及身的力量不夠，加上你兒子的，你孫子的，你孫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孫子的努力也許可以重新撐起這份傢俬，但在這努力的經程中，誰也保不定天與地不再搗亂；你的幾十年只要他的幾秒鐘。問題所以是你幹不幹？就只甘脆的一句話，你幹不幹，是或否？同時也許無情的運命，扭著他那醜陋可怕的臉子在你的身旁冷笑，等著你最後的回話。你幹不幹，他彷彿也涎著他的怪臉問著你！
我們勇敢的鄰居們已經交了他們的考卷；他們回答了一個甘脆的幹字，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們不能不尊敬他們精神的人格。不等那大震災的火焰緩和下去，我們鄰居們第二次的奮鬥已經莊嚴的開始了。不等運命的殘酷的手臂鬆放，他們已經宣言他們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證明他們有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證明他們是有道德的與精神的準備的，有最堅強的毅力與忍耐力的，有內心潛在著的精力的，有充分的後備軍的，好比說，雖則前敵一起在炮火裡毀了，這只是給他們一個出馬的機會。他們不但不悲觀，不但不消極，不但不絕望，不但不矮著嗓子乞憐，不但不倒在地下等救，在他們看來這大災難，只是一個偉大的戟刺，偉大的鼓勵，偉大的靈感，一個應有的試驗，因此他們新來的態度只是雙倍的積極，雙倍的勇猛，雙倍的興奮，雙倍的有希望；他們彷彿是經過大戰的大將，戰陣愈急迫愈危險，戰鼓愈打得響亮，他的膽量愈大，往前衝的步子愈緊，必勝的決心愈強。這，我說，真是精神的勝利，一種道德的強制力，偉大的，難能的，可尊敬的，可佩服的。泰戈爾說的，國家的災難，個人的災難，都是一種試驗：除是災難的結果壓倒了你的意志與勇敢，那才是真的災難，因為你更沒有翻身的希望。
這也並不是說他們不感覺災難的實際的難受，他們也是人，他們雖勇，心究竟不是鐵打的。但他們表現他們痛苦的狀態是可注意的；他們不來零碎的呼叫，他們採用一種雄偉的莊嚴的儀式。此次震災的週年紀念時，他們選定一個時間，舉行他們全國的悲哀；在不知是幾秒或幾分鐘的期間內，他們全國的國民一致的靜默了，全國民的心靈在那短時間內融合在一陣懺悔的，祈禱的，普遍的肅靜裡（那是何等的悽偉！）；然後，一個訊號打破了全國的靜默，那千百萬人民又一致的高聲悲號，悲悼他們曾經遭受的慘運；在這一聲瀰漫的哀號裡，他們國民，不僅發洩了蓄積著的悲哀，這一聲長號，也表明他們一致重新來過的偉大的決心（這又是何等的悽偉！）。
這是教訓，我們最切題的教訓。我個人從這兩件事情——俄國革命與日本地震——感到極深刻的感想；一件是告訴我們什麼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犧牲，那表面紊亂的背後堅定的站著某種主義或是某種理想，激動人類潛伏著一種普遍的想望，為要達到那想望的境界，他們就不顧冒怎樣劇烈的險與難，拉倒已成的建設踏平現有的基礎，拋卻生活的習慣，嘗試最不可測量的路子。這是一種瘋癲，但是有目的的瘋癲；單獨的看，區域性的看，我們儘可以下種種非難與責備的批評，但全部的看，歷史的看時，那原來紛亂的就有了條理，原來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於在經程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殘暴的事實都有了他們相當的應有的位置，在這部大悲劇完成時，在這無形的理想“物化”成事實時，在人類歷史清理節賬時，所得便超過所出，贏餘至少是蓋得過損失的。我們現在自己的悲慘就在問題不集中，不清楚，不一貫；我們缺少——用一個現成的比喻——那一面半空裡升起來的彩色旗（我不是主張紅旗我不過比喻罷了！）使我們有眼睛能看的人都不由的不仰著頭望；缺少那青天裡的一個霹靂，使我們有耳朵能聽的不由的驚心。正因為缺乏這樣一個一貫的理想與標準（能夠表現我們潛在意識所想望的），我們有的那一部瘋癲性——歷史上所有的大運動都脫不了瘋癲性的成分——就沒有機會充分的外現，我們物質生活的累贅與沾戀，便有力量壓迫住我們精神性的奮鬥；不是我們天生不肯犧牲，也不是天生懦怯，我們在這時期內的確不曾尋著值得或是強迫我們犧牲的那件理想的大事，結果是精力的散漫，志氣的怠惰，苟且心理的普遍，悲觀主義的盛行，一切道德標準與一切價值的毀滅與埋葬。
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尤其是富有集合行為力的，他有向上的能力，但他也是最容易墮落的，在他眼前沒有正當的方向時，比如猛獸監禁在鐵籠子裡。在他的行為力沒有發展的機會時，他就會隨地躺了下來，管他是水潭是泥潭，過他不黑不白的豬奴的生活。這是最可慘的現象，最可悲的趨向。如其我們容忍這種狀態繼續存在時，那時每一對父母每次生下一個潔淨的小孩，只是為這卑劣的社會多添一個墮落的分子，那是莫大的褻瀆的罪業；所有的教育與訓練也就根本的失去了意義，我們還不如盼望一個大雷霆下來毀盡了這三江或四江流域的人類的痕跡！
再看日本人天災後的勇猛與毅力，我們就不由的不慚愧我們的窮，我們的乏，我們的寒傖。這精神的窮乏才是真可恥的，不是物質的窮乏。我們所受的苦難都還不是我們應有的試驗的本身，那還差得遠著哪；但是我們的醜態已經恰好與人家的從容成一個對照。我們的精神生活沒有充分的涵養，所以臨著稀小的紛擾便沒有了主意，像一個耗子似的，他的天才只是害怕，他的伎倆只是小偷；又因為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們合群生活的大網子就缺少最吃分量最經用的那幾條普遍的同情線，再加之原來的經緯已經到了完全破爛的狀態，這網子根本就沒有了聯結，不受外物侵損時已有潰散的可能，哪裡還能在時代的急流裡，撈起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說也奇怪，這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精神非但不曾供給我們社會一個鞏固的基礎，我們現在到了再不容隱諱的時候，誰知道發現我們的樁子，只是在黃河裡造橋，打在流沙裡的！
難怪悲觀主義變成了流行的時髦！但我們年輕人，我們的身體裡還有生命跳動，脈管裡多少還有鮮血的年輕人，卻不應當沾染這最致命的時髦，不應當學習那隨地躺得下去的豬，不應當學那苟且專家的耗子，現在時候逼迫了，再不容我們霎那的含糊。我們要負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來補織我們己經破爛的大網子，我們要在我們各個人的生活裡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微來合成強有力的繩索，我們應當發現那適當的象徵，像半空裡那面大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我們要修養我們精神的與道德的人格，預備忍受將來最難堪的試驗。簡單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在今天——過了今天就再沒有那一天了——宣佈我們對於生活基本的態度。是是還是否；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生道還是死道；是向上還是墮落？在我們年輕人一個字的答案上A掛著我們全社會的運命的決定。我盼望我至少可以代表大多數青年在這篇講演的末尾，高叫一聲——用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
“Everlasting y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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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運動</h3>
我這幾天是一個活現的Don Quixote，雖則前胸不曾裝起護心鏡，頭頂不曾插上雉雞毛，我的一頂闊邊的“面盆帽”，與一根漆黑鑠亮的手棍，鄉下人看了已經覺得新奇可笑；我也有我的Sancho Panza，他是一個角色，會憨笑，會說瘋話，會賭咒，會爬樹，會爬絕壁，會背《大學》，會騎牛，每回一到了鄉下或山上，他就賣弄他的可驚的學問，他什麼樹都認識，什麼草都有名兒。種稻種豆，養蠶栽桑，更不用說，他全知道，一講著就樂，一樂就開講，一開講就像他們田裡的瓜蔓，又細又長又曲折又綿延（他姓陸名字叫炳生或是丙申，但是人家都叫他魯濱遜）；這幾天我到四鄉去冒險，前面是我，後面就是他，我折了花枝，採了紅葉，或是撿了石塊（我們山上有浮石，擲在水裡會浮的石塊，你說奇不奇！）就讓他扛著，問路是他的分兒，他叫一聲大叔，鄉下人誰都願意與他答話；轟狗也是他的分兒，到鄉下去最怕是狗，它們全是不躲懶的保衛團，一見穿大褂子的它們就起疑心，迎著你嗥還算是文明的盤問，頂英雄的滿不開口望著你的身上直攻，那才麻煩。但是他有辦法，他會念降狗咒，據他說一念狗子就喪膽，事實上並不見得靈驗，或許狗子有秘密的破法也說不定，所以每回見了勁敵，他也免不了慌忙，他的長處就在與狗子對嗥，或是對罵，居然有的是王郎種，有時他罵上了勁，狗子倒軟化了。但是我終不成，望見了狗影子就心虛，我是淝水戰後的苻堅，稻草藤兒、竹籬笆，就夠我的恐慌，有時我也學Don Quixote那勁兒，舞起我手裡的梨花棒，喝一聲孽畜好大膽，看棒！果然有幾處大難讓我頂瀟灑的蒙過了。
我相信我們平常的臉子都是太像騾子——拉得太長；憂愁，想望，計算，猜忌，怨恨，懊悵，怕懼，都像魘魔似的壓在我們原來活潑自然的心靈上，我們在人叢中的笑臉大半是裝的，笑響大半是空的，這真是何苦來。所以每回我們脫離了煩惱打底的生活，接近了自然，對著那寬闊的天空，活動的流水，我們就覺得輕鬆得多，舒服得多。每回我見路旁的息涼亭中，挑重擔的鄉下人，放下他的擔子，坐在石凳上，從腰包裡掏出火刀、火石來，打出幾簇火星，點旺一杆老煙，綠田裡豆苗香的風一陣陣的吹過來，吹散他的煙氛，也吹燥了他眉額間的汗漬；我就感想到大自然調劑人生的影響；我自己就不知道曾經有多少自殺類的思想，消滅在青天裡，白雲間，或是像挑擔人的熱汗，都讓涼風吹散了。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但實際沒有這樣容易。即使你有機會在息涼亭子裡抽一杆潮菸，你抽完了煙，重擔子還是要挑的，前面誰也不知道還有多少路，誰也不知道還有沒有現成的息涼亭子，也許走不到第二個涼亭，你的精力已經到了止境，同時擔子的重量是刻刻加增的，你那時再懊悔你當初不應該嘗試這樣壓得死人的一個負擔，也就太遲了！
我這一時在鄉下，時常揣摩農民的生活，他們表面看來雖則是繼續的勞瘁，但內裡卻有一種涵蓄的樂趣，生活是原始的，樸素的，但這原始性就是他們的健康，樸素是他們幸福的保障，現代所謂文明人的文明與他們隔著一個不相傳達的氣圈，我們的爭競、煩惱、問題、消耗，等等，他們夢裡也不曾做過，我們的墮落、隱疾、罪惡、危險，等等，他們聽了也是不瞭解的，像是聽一個外國人的談話。上帝保佑世上再沒有懵懂的呆子想去改良，救渡，教育他們，那是間接的摧殘他們的平安，擾亂他們的平衡，抑塞他們的生機！
需要改良與教育與救渡的是我們過分文明的文明人，不是他們。需要急救，也需要根本調理的是我們的文明，二十世紀的文明，不是洪荒太古的風俗，人生從沒有受過現代這樣普遍的咒詛，從不曾經歷過現代這樣荒涼的恐怖，從不曾嘗味過現代這樣惡毒的痛苦，從不曾發現過現代這樣的厭世與懷疑。這是一個重候，醫生說的。
人生真是變了一個壓得死人的負擔，習慣與良心衝突，責任與個性衝突，教育與本能衝突，肉體與靈魂衝突，現實與理想衝突，此外社會、政治、宗教、道德、買賣、外交，都只是混沌，更不必說。這分明不是一塊青天，A陣涼風，一流清水，或是幾片白雲的影響所能治療與調劑的；更不宗教式的訓道，教育式的講演，政治式的宣傳所能補救與濟渡的。我們在這促狹的蕪穢的狴犴中，也許有時望得見一兩絲的陽光，或是像拜倫在Chilion那首詩裡描寫的，聽著清新的鳥歌，但這是嘲諷，不是慰安，是丹得拉士（Tantalus）的苦痛，不是上帝的恩寵；人生不一定是苦惱的地獄。我們的是例外的例外。在葡萄叢中高歌歡舞的一種提昂尼辛的癲狂（Dionysian madness），已經在時間的灰燼裡埋著，真生命活潑的血液的迴圈，已經被文明的毒質瘀住，我們彷彿是孤兒在黑夜的森林裡呼號生身的爹孃，光明與安慰都沒有絲毫的蹤跡，所以我們要求的——如其我們還有膽氣來要求——決不是部分的，片面的補苴。決不是消極的慰藉，決不是恇夫的改革，決不是傀儡的把戲？我們要求的是，“徹底的來過”；我們要為我們新的潔淨的靈魂造一個新的潔淨的軀體，要為我們新的潔淨的軀體造一個新的潔淨的靈魂；我們也要為這新的潔淨的靈魂與肉體造一個新的潔淨的生活——我們要求一個“完全的再生”。
我們不承認已成的一切，不承認一切的現實；不認承現有的社會、政治法律、家庭、宗教、娛樂、教育；不承認一切的主權與勢力。我們要一切都重新來過：不是在書桌上治理國家，或是在空枵的理論上重估價值，我們是要在生活上實行重新來過，我們是要回到自然的胎宮裡去重新吸收一番資養，但我們說不承認已成的一切是不受一切的束縛的意思，並不是與現實宣戰，那是最不經濟也太瑣碎的辦法；我們相信無限的青天與廣大的山林盡有我們青年男女翱翔自在的地域；我們不是要求篡取已成的世界，那是我們認為不可醫治的。我們也不是想來試驗新村或新社會，預備感化或是替舊社會做改良標本，那是十九世紀的迂儒的夢鄉，我們也不打算進去空費時間的；並且那是訓練童子軍的性質，犧牲了多數人供一個人的幻想的試驗的。我們的如其是一個運動，這決不是為青年的運動，而是青年自動的運動，青年自已的運動，只是一個自尋救渡的運動。
你說什麼，朋友，這就是怪誕的幻想，荒謬的夢不是？不錯，這也許是現代青年反抗物質文明的理想，而且我說多數的青年在理論上多表同情的；但是不忙，朋友，現有一個例項，我要順便說給你聽聽——如其你有耐心。
十一年前一個冬天在德國漢奴佛（Hanover）相近一個地方，叫做Cassel，有二千多人開了一個大會，討論他們運動的宗旨與對社會、政治、宗教問題的態度，自從那次大會以後這運動的勢力逐漸漲大，現在已經有一百多萬的青年男女加入——這就叫做Jegendbewegung“青年運動”，雖則德國以外很少人明白他們的性質，我想這不僅是德國人，也許是全歐洲的一個新生機。我們應得特別的注意。“西方文明的墮落只有一法可以挽救，就在繼起的時代產生新的精神與生命的勢力。”這是福士德博士說的話，他是這青年運動裡的一個領袖，他著一本書叫做Jugendseele，專論這運動的。
現在德國鄉間常有一大群的少年男子與女子，排著隊伍，彈著六絃琵琶唱歌，他們從這一鎮遊行到那一鎮，晚上就唱歌跳舞來交換他們的住宿，他們就是青年運動的遊行隊，外國人見了只當是童子軍性質的組織，或是一種新式的吉婆西（Gipsy），但這是僅見外表的話。
德國的青年運動是健康的年輕男女反抗現代的墮落與物質主義的革命運動，初起只是反抗家庭與學校的專權，但以後取得更哲理的涵義，更擴大反叛的範圍，簡直衝破了一切人為的限制，要赤裸裸的造成一種新生活。最初發起的是加爾菲暄（Karl Fischer of Steglitz），但不久便野火似的燒了開去，現在單是雜誌已有十多種，最初出的叫作Wandervogel。
這運動最主要的意義，是要青年人在生命裡尋得一個精神的中心（the spiritual center of life），一九一三年大會的銘語是“救渡在於自己教育”（Salvation liesin Self-Education）。“讓我們重新做人。讓我們脫離狹穿的腐敗的政治組織。讓我們拋棄近代科學專門的物質主義的小徑，讓我們拋棄無靈魂的知識鑽研。讓我們重新做活著的男子與女子。”他們並沒有改良什麼的方案，他們禁止一切有具體目的的運動；他們代表一種新發現的思路，他們旨意在於規復人生原有的精神的價直。“我們的大旨是在離卻墮落的文明，迴向自然的單純，離卻一切的外瞀，迴向內心的自由，離卻空虛的娛樂，迴向真純的歡欣，離卻自私主義，迴向友愛的精神，離卻一切懈弛的行為，迴向鄭重的自我的實現。我們尋求我們靈魂的安頓，要不愧於上帝，不愧於己，不愧於人，不愧於自然。”“我們即使存心救世，我們也得自已重新做人。”
這運動最顯著亦最可驚的結果是確實的產生了真的新青年，在人群中很容易指出，他們顯示一種生存的歡欣，自然的熱心，愛自然與樸素，愛田野生活。他們不飲酒（德國人原來差不多沒有不飲酒的），不吸菸，不沾城市的惡習。他們的娛樂是彈著琵琶或是拉著梵和玲唱歌，踏步遊行跳舞或集會討論宗教與哲理問題。跳舞最是他們的特色。往往有大群的遊行隊，徒步遊歷全省，到處歌舞，有時也邀本地人參加同樂——他們復活了可讚美的提昂尼辛的精神！
這樣偉大的運動不能不說是這魆魆的世界裡的一瀉清輝，不能不說是對現代苟且的厭世的生活（你們不曾到過柏林與維也納的不易想象）一個莊嚴的警告，不能不說是舊式社會已經蛀爛的根上重新爆出來的新生機，新萌芽；不能不說是全人類理想的青年的一個安慰，一個興奮，為他們開闢了一條新鮮的愉快的路徑；不能不說是一個新的潔淨的人生觀的產生。我們要知道在德國有幾十萬的青年男女，原來似乎命定做機械性的社會的終身奴隸，現在卻做了大自然的寵兒，在寬廣的天地間感覺新鮮的生命的跳動，原來只是屈伏在蠢拙的家庭與教育的桎梏下，現在卻從自然與生活本體接受直接的靈感，像小鹿似的活潑，野鳥似的歡欣，自然的教訓是潔淨與樸素與率真，這真是近代文明最缺乏的原素，他們不僅開發了各個人的個性，他們也恢復了德意志民族的古風，在他們的歌曲、舞蹈、遊戲、故事與禮貌中，在青年們的性靈中，古德意志的優美，自然的精神又取得了真純的解釋與標準。所以城市的生活的墮落，淫縱，耗費，奢侈，飾偽，以及危險與恐怖，不論他們傳染性怎樣的劇烈，再也沾不著潔淨的青年，道德家與宗教家的教訓只是消極的強勉的，他們的覺悟是自動的，自然的，根本的；這運動也產生了一種真純的友愛的情誼，在年輕的男子女子間，一種新來的大同的情感，不是原因於主義的激刺或黨規的強迫，而是健康的生活裡自然流露的乳酪，潔淨是他們的生活的纖微，愉快是營養。
我這一直的感想寫完了，從我自己的野遊蔓延到德國的青年運動，我想我再沒有加案語的必要，我只要重複一句濫語——民族的希望就在自覺的青年。
志摩，正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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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h3>
絕對的值得一聽的話，是從不曾經人口說過的；比較的值得一聽的話，都在偶然的低聲細語中；相對的不值得一聽的話，是有規律有組織的文字結構；絕對不值得一聽的話，是用不經修練，又粗又蠢的嗓音所發表的語言。比如：正式會集的演說，不論是運動女子參政或是宣傳色彩鮮明的主義；學校裡講臺上的演講，不論是山西鄉村裡訓閻閹聖人用民主主義的冬烘先生的法寶，或是穿了前紅後白道袍方巾的博士衣的瞎扯；或是充滿了煙士披裡純開口天父閉口阿門的講道——都是屬於我所說的最後的一類；都是無條件的根本的絕對的不值得一聽的話。歷代傳下來的經典，大部分的文學書，小部分的哲學書，都是末了第二類——相對的不值得一聽的話。至於相對的可聽的話，我說大概都在偶然的低聲細語中。例如真詩人夢境最深——詩人們除了做夢再沒有正當的職業——神魂還在祥雲縹緲之間那時候隨意吐露出來的零句斷片，英國大詩人宛茨渥士所謂在茶壺煮沸時嗤嗤的微音，最可以象徵入神的詩境——例如李太白的，“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或是開茨的“Then I shut her wild，wild eyes with kisses four”，你們知道宛茨渥士和雪萊他們不朽的詩歌，大都是在田野間，海灘邊，樹林裡，獨自徘徊著像離魂病似的自言自語的成績；法國的波特萊亞、凡爾侖他們精美無比妙句，很多是受了烈性的麻醉劑——大麻或是鴉片——影響的結果。這種話比較的很值得一聽。還有青年男女初次受了頑皮的小愛神箭傷以後，心跳肉顫面紅耳赤的在花蔭間，在課室內，或在月涼如洗的墓園裡，含著一包眼淚吞吐出來的——不問怎樣的不成片段，怎樣的違反文法——往往都是一顆顆稀有的珍珠，真情真理的凝晶。但諸君要聽明白了，我A值得一聽的話大都是在偶然的低聲和語中，不是說凡是低聲和語都值得一聽的，要不然外交廳屏風後的交頭接耳，家裡太太月底月初枕頭邊的小囉嗦，都有了詩的價值了！
絕對的值得一聽的話，是從不曾經人口道過的。整個的宇宙，只是不斷的創造；所有的生命，只是個性的表現。真訊息，真意義，內蘊在萬物的本質裡，好像一條大河，網路似的支流，隨地形的結構，四方錯綜著，由大而小，由小而微，由微而隱，由有形至無形，由可數至無限。但這看來極複雜的組織所表明的只是一個單純的意義，所表現的只是一體活潑的精神；這精神是完全的，整個的，實在的；唯其因為是完全整個實在而我們人的心力智力所能運用的語言文字，只是不完全非整個的，模擬的，象徵的工具，所以人類幾千年來文化的成績，也只是想猜透這大迷謎似是而非的各種的嘗試。人是好奇的動物；我們的心智，便是好奇心活動的表現。這心智的好奇性便是知識的起源。一部知識史，只是歷盡了九九八十一大難卻始終沒有望見極樂世界求到大藏真經的一部《西遊記》。說是快樂吧，明明是劫難相承的苦惱，苦惱中又分明有無限的安慰。我們各個人的一生便是人類全史的縮小，雖則不敢說我們都是尋求真理的合格者，但至少我們的胸中，在現在生命的出發時期，總應該培養一點尋求真理的誠心，點起一盞尋求真理的明燈，不至於在生命的道上只是暗中摸索，不至於盲目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什麼發現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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