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五四運動六十週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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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田間來信：“‘五·四’六十週年快到，《河北文藝》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題目由您自己決定……”

讀到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運動的六十週年。六十年前的事情彷彿還在眼前，那個時候我還是十五歲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歲的“老朽”了。六十年，應該有多大的變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樣懷著強烈的感情反對封建專制的流毒，反對各種形式的包辦婚姻，希望看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舉著兩面大旗：科學與民主，喊著口號前進。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和我同時代的許多青年都是這樣，雖然我們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們的英雄事蹟撥開了我們緊閉著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了新的天地。可以說，他們挽救了我們。

不管怎樣，歷史總是篡改不了的。我得為我們那一代青年說一句公道話。不論他們出身如何，我們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出路，不是個人的出路。在“四害”橫行最黑暗的日子裡，我之所以不感覺到灰心絕望，只是因為我回顧了自己六七十年間走過的道路，個人的功過是非看得清楚，不僅我自己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不曾完全忘記，連別人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也大致記得。“四人幫”要把我一筆勾銷，給我下種種結論，我自己也寫了不少徹底否定自己的“思想彙報”和“檢查”。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別人所宣傳的一切，我的確否定自己，準備從頭做起，認真改造，“脫胎換骨，從新作人”。後來發覺自己受了騙，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時間的空虛。這是最大的幻滅。這個時期我本來可以走上自殺的道路，但是我的愛人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深厚的感情牽繫著我的心。而且我還有各種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頭腦又冷靜下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即使受到“遊鬥”，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發言的人。漸漸地我的頭腦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極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個非常的時期，鬥爭十分尖銳複雜，而且殘酷，人人都給捲了進去，每個人都經受了考驗，什麼事都給推上了頂峰，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給逼上了這樣一條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不能靠販賣別人下的“結論”和從別處搬來的“警句”過日子，今天我回頭看十一年中間自己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幼稚，實在愚蠢。但當時卻不是這樣看法。今天有人喜歡錶示自己一貫正確，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貫正確。我不大相信。我因為自己受了騙，出了醜，倒反而敢於挺起胸來“獨立思考”，講一點心裡的老實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穫，“四人幫”之流販賣的那批“左”的貨色全部展覽出來，它們的確是封建專制的破爛貨，除了商標，哪裡有一點點革命的氣味！林彪、“四人幫”以及什麼“這個人”、“那個人”用封建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來反對並不曾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把種種“出土文物”喬裝打扮硬要人相信這是社會主義。他們為了推行他們所謂的“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不知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帶著無法治好的內傷迎接五四運動的六十週年，我慶幸自己逃過了那位來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顧背後血跡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來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麼來安慰死者、鼓勵生者呢？說實話，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也沒有完成實現民主的任務。一直到今天，我和人們接觸、談話，也看不出多少科學的精神，人們習慣了講大話、講空話、講廢話，只要長官點頭，一切都沒有問題。

難道真的就沒有問題嗎？我手邊還有不少年輕讀者的來信，控訴包辦婚姻的罪惡，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還應當大反封建，今天還應當高舉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前進。上一代沒有完成的任務下一代一定能夠完成。我說過，現在是“四·五”運動英雄們的時代，在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託著我們的希望。過去沒有解決的問題將由他們來解決。四個現代化的宏圖也將由他們努力來實現。我們要愛護他們。願他們吸取過去的教訓，願他們不要再走我們走過的彎路，願他們取得徹底的勝利！……

我在《河北文藝》上發表文章，這將是第二次。前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當時刊物的名字是《河北文學》。那一次是遠千里同志來信約稿。當時我在黃山度夏，寫了一個短篇《飛吧，英雄的小嘎嘶！》，給他寄去。

我在一九六〇年第三次全國文代會上認識了遠千里同志。大會閉幕以後我全家去北戴河小住，幾次見到遠千里同志，就相熟了。有一次我十歲的兒子暈車，不巧吐了他一身，我們非常抱歉，可是他沒有露出半點厭煩的樣子。離開北戴河，我還在北京一個旅館的飯廳裡遇見他一次。我們在一起開會，他身體不大好，講話不多。以後他寄給我一本他的詩集《三唱集》。十幾年沒有同他通訊，也不知道他的近況。去年五、六月在北京出席文聯全委擴大會議，我也沒有見到他。後來在《人民文學》九月號上讀到孫犁同志的《遠的懷念》，才知道他“終於輕擲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二月十七日，他的“平反昭雪追悼會”在石家莊舉行，他的骨灰有了適當的安放地方。他“無負於國家民族，無負於人民大眾”<sup>[2]，可以毫無遺憾地閉上了眼睛。但是這樣“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sup>[3]是任何反動勢力所摧毀不了的，他要永遠徘徊在人間。

3月13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2]均引自《遠的懷念》。

[3]均引自《遠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