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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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醫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從醫療保險公司的名冊上找到的。丹尼斯這個姓聽來有點雅，跟一個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絲”發音接近（索爾·貝樓①小說中的一個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認定丹尼斯醫生做我的家庭醫生了。其實“常務”醫生更接近他職責的性質。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給他診，由他診出大概之後，再把你交到各科專家手裡。專家是至“專”的，五臟六腑，從頭到腳，從骨髓到皮表，好幾十個行業的分工，名稱也各是各，醫腳氣的專家也有很長的希臘文的專門名稱。當然是不止治腳氣，踝骨以下的都歸他關照。並且美國人對腳氣的看法也較為積極、正面，叫它“運動員腳”。比如肥的不叫肥胖，叫超重。據說商店裡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較為鼓舞人心：特大號“XXL”不再往前頭加“X”了，而是把大得無以復加的形體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樂意做我自己）。在各種思潮都領先的柏克萊（美國唯一的勞工黨當政的市），對各種殘疾的稱謂更是祛除歧視的意味，比如一個駝背不可以叫他駝子，而叫他“被脊椎挑戰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擴充套件向社會，若誰道德敗壞，他便是“被倫理道德挑戰的人”，這樣便排除了任何成見，表現了柏克萊人的新概念和開明。

①：索爾·貝樓（SaulBwllow），猶太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還來說我的醫生丹尼斯。我只憑他姓氏給我的良好印象而選擇了他。一陣我失眠惡化，我來到他的診所。他和其他五個醫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築外體，看去這個醫生的小集體在時尚和審美上是十分老實的。走進去，護士請我到丹尼斯的一間檢查室裡等候。屋裡基本是禿的，沒有裝飾。看來丹尼斯醫生有個細膩名字的同時還有個求實精神。

我坐在那兒等丹尼斯醫生的出現。不覺也就順便想象他的模樣、性情，一定是位細緻而溫存的男性，中年，卻未超重。總之是很“常務”的醫生，有種主婦的周到入微，安詳體貼；總之是溫文爾雅，同丹尼斯這姓氏不差太遠的……正想得緊張，門“砰”地開啟，一個拄雙柺的老爺子在門口站立，一條腿裹著粗大的石膏，腳也被繃帶纏得很大一坨。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於是石膏、繃帶、兩隻加金屬的木拐，連同那灰濛濛的耷拉著的白大褂使這老爺子每一動作都拖泥帶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醫生的另一位候診者了，便立刻站起，騰椅子給他。卻聽一個大嗓門說：“我們哪裡不對勁？”這大嗓門竟屬於這老頭兒。他看看有七十好幾，聽聽卻不老不殘。我一時愣著，掛一個無利無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麼就成了“我們”。

老頭兒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調整好了，空出一隻手，伸給我：“丹尼斯。”

我這個很會見風使舵的人居然會如此失教養的木訥，令我事後很悔。我儘量以柏克萊的“無歧視”精神來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於失望過度而沒了力氣。他像是根本沒看見我隨時有可能找藉口溜走，然後馬上打電話請保險公司把我從丹尼斯老頭的監護下挪出來。隨便誰，愛誰是誰，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衝突和沮喪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問。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種雜技平衡鶴立著，把我的回答記錄下來。在一本黃顏色帶格的信紙上畫著字，為將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寫得大而疏鬆。很快就寫下去半個本子。其間他告訴我他如何出了車禍，手術如何完美。然後他強調地說：“你知道嗎？我是個退休軍醫。”原來他的大嗓門和大動作都是軍旅作風。

我不自覺地對老醫生感興趣起來。因為我也是個退伍上尉，也因為他怎麼看怎麼不像個醫治別人的人。不多久問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說：“睡不著覺？”我說失眠有十來年了。他立刻問：“想過自殺嗎？”我連忙搖頭，心想，真想過也不能告訴你。

老醫生認為不想自殺就是不大要緊的失眠。他說：“我給你個處方吧——睡覺前做愛。”

可以想象我當時的神色。我像看著個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愛是最好的催眠藥。”他聲音響得馬路對面也聽見了。像是給大兵訓話，要不就像議員拉選票的演說。

我壓著羞惱，保持臉部平靜，別讓人覺著我見識太短，連“做愛”作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國的頭幾年主要練一個本事：對任何詞彙、行為、概念都藏起大驚小怪的樣子。我認為對無論怎樣怪誕奇異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國式的“好樣兒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夠當代、不夠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當我從“自殺”和“做愛”兩個詞的精神餘震中復原時，見老軍醫已經在做結束就診的打點了。他合上筆記，把兩根柺杖在胳肢窩下襬舒服，大聲叫我到前臺去結賬並約定下次就診時間，他還挺自信，他這麼處理我，還坦坦地等著“下回”。

我忙追問：“你給我開的藥呢？”

他說：“我不是給你開了‘做愛’嗎？”

我的好脾氣撐不下去了，險些對他說：你還該回大兵營去，假如他們還收留你的話。我簡潔有力地說：“我來看你，是為了得到醫治，最起碼是得到好點的安眠藥。”

“沒門兒！”他說，“我不會給你開安眠藥。越好的安眠藥越壞。”

我說，沒有藥我今天是不會走的。既然我們都在軍營裡混過，我也就不考究語氣了。美國俗話：“做任何事都有一個正確方法和一個錯誤方法，還有用來區別對和錯的“軍隊方法”。我就用這軍隊方法從丹尼斯那裡逼來十顆藥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實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聲音雖依舊粗重，眼睛卻是自家姥爺式的，擔憂而心疼地瞅著我。他其實在說這樣的潛語：“你要乖點，曉得好歹，孩子。”

後來我先生去他那裡做例行體檢，回來就說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檢時他自言自語地說“你該為你的運氣而高興。我手指頭特細，遠近聞名的細——好多人慕名而來請我做肛檢呢！”

在一次朋友聚會時，碰巧有個醫生，他聽說丹尼斯任我們的家庭醫生時，說：“啊，他還活著！”

但我覺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賣老的出口粗魯，在治病上還是無可挑剔的。只是他對安眠藥的軍閥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著他說半天有關他孫子孫女的趣聞，才討得幾顆藥片。他總說：“安眠藥不是糖豆兒，你給我記清了。”

我還是決定辭掉丹尼斯。之後我投奔過兩三個家庭醫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進入舊金山的“失眠中心”。給我診斷的失眠專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學家）對我一面搖頭一面說：“假如你那些家庭醫生在給你開安眠藥時不那麼慷慨，你的失眠不會惡化到今天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藥上對我的嬌縱，是這病的真正誘因之一，是醫生們圖在我這裡找點清靜，圖省事，也就是不夠負責使然。

我這才頓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給我一張安眠藥處方時，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開啟醫生名冊，卻不見他的名字了。我不知這回他從哪個意義上退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