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與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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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長的手指，那個略駝的背，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後來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那時只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注視著這個人。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連母親的歌喉、美貌，都險些被他忽略掉。母親那時包攬了歌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說是她風頭足極了，一匹黑緞子樣的長髮，被她編成這樣、那樣，什麼佩飾都不用，卻冠冕似的華麗。有一些黃舊的相片，上面十八歲的母親，一襲揹帶工裝褲，一件白麻衫，眼睛驕傲天真，卻是有了一個人。

後來這個人是我的父親。聽來是這樣，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也在樂隊拉幾弓小提琴，或者去畫兩筆舞臺佈景。有時來了外國人，他還湊合做做翻譯。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臉紅了，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

在抄的工整的書稿中，夾了一張小紙籤：“我要嫁給你！”

她就真嫁給了他。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發現媽媽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膽怯，又有點拙劣。她把兩歲的我抱著，用一個舞臺化的姿勢，在房裡踱步。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拍著我，蕩氣迴腸地唱著舒伯特的《搖籃曲》，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裡邀來注重、認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哆、唻、咪”。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盤，右手拈一支筆，穿一件斑點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近走遠。要麼，她大聲朗讀普希金，把泡在閱讀中的父親驚得全身一緊，抬頭去找這個聲音，然後在厭煩和壓制厭煩的矛盾中，對她一笑。

她拿這一笑去維持下面的幾天，幾年，亦或半輩子的生活。維持那些沒有錢，也沒有尊嚴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親的薪水沒了，叫“凍結”。我們常吃一種黑黑的菜，只因為多放些豬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燒肉”。媽媽早已不上舞臺，身段粗壯得飛快，坐在一張小竹凳上，“吱呀”著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魚。小魚在父親有薪水的時候是我家貓吃的。她警告我們：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託人送給在鄉下“勞動改造”、一年沒音信的父親。

幾百條小魚被串起來，被鹽輕醃過，吊在屋簷下晾。最終小魚乾縮得成一片枯柳葉，媽媽在鍋裡放一點兒油，倒油之後，她舌頭飛快在瓶口繞一圈，抹布一樣。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麼時候已做得如此自如。總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來煎這些小魚。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裡，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沒覺了，起身站在廚房門口。

“小孩子大起來有的吃呢！”她發現我們，難為情地紅了臉，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準。“爸爸現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徵得我們原諒一樣，喃喃地說，帶信回來的人只說父親黑瘦了一些，她心裡的父親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我們明白那種酥、脆，連骨頭都可口。然而我們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父親回來後，只提過一回那些小魚。說，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後來他沒再提過小魚的事。看得出，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她誘導他講種種事，誘他講到吃，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幾年中，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存活下來，使他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媽媽圍繞著父親，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面前竭盡活潑。這時，己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是小姑娘的母親發窘。她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變化，也沒意識到父親的變化。

又有這個那個出版社邀他寫作了。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獵裝、皮夾克，在某個大飯店佔據一個房間。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只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我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

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這點我們早看出來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這天。我們也看得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

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點聲音也沒有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麼久，終於能歇口氣了。

哥哥這時走了進來，這屋的沉默讓他害怕。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絕不會幫著她死氣白賴地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

“他怎麼會吃好飯——住在那種大飯店裡？”她說。在幾小時內，這是她唯一的話。

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隻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初陽中，它們是純銀色。

父親從此沒回家。一天媽媽對我說：“我的探親假到了。”

我問她去探誰。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說“這還用問？！我知道他不會好好吃飯！”

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氣味。我們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麼好聞。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叫她別弄了！”他說，“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

我們卻都忍不下心對她這麼說。我並且陪她上了“探親”的路，提著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只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我們在一家廉價旅館下榻，媽媽說就暫時湊和，等找到父親……我心裡作痛：難道父親會請你去住他那個大飯店嗎？

四月，杭州雨特稠。頭兩天我們給憋在小旅館裡。等到透過各種狠聲惡氣的接線生找到父親的那個飯店，他已離開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誰也不知他的下一站，絕對無法追蹤下去。我對媽說：冒雨遊一遍西湖，就乘火車回家。

媽媽卻說她一定要住滿七天。看著我困惑並有些氣惱的臉，媽懼怕似的閃開眼睛，小姑娘認錯般地嘟噥：“鄰居、朋友都以為我見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待了七天……”她想造一個幻象，首先是讓自己，其次讓所有鄰居、朋友相信：丈夫還是她的，起碼目前是的；她和他度了這個一年一度僅有的七天探親假，像所有分居兩地的正常夫妻一樣。她不願讓自己和別人認識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願地在雨中的小旅館住滿了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電影院一遍又一遍去看同一個電影，就是在對門的小館吃一碗又一碗同樣的餛飩，然後堅持過完了她臆想中的與父親相聚的七天。

等上了火車，我發現行李中少了那個裝小魚的竹簍。我沒有提醒媽媽。它該是個最痛的提醒。亦或許，她有意將它遺失在哪個角落。

父親再婚後很幸福。媽媽見到我就問：“會做菜吧？”我當然明白她指誰，我說：“做得很好。爸爸也戒菸了……”她趕緊垂下頭就走開。無論說爸爸的新夫人好或不好，她都不敢再聽。

臨回北京，我見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廚房。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還是一堆小魚兒，我不阻止她，懶倚在晾臺上欣賞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將一條小魚鋪平在案上，拇指的指甲一推，去了鱗，再以一把小刀一剜，去了內臟。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這樁事了。竹凳叫疼一樣“吱呀”，她說：再有場“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罰到鄉下，低人九等，就沒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頭看我，怕我看見她眼裡還是那片無救的天真；還是小姑娘那張因非分之想而緋紅的臉。

我將一簍子烘熟的小魚捎到爸爸那裡。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桌上是繼母的國宴手藝。我對爸爸使了個眼色，將他熟識的竹簍擱在了一邊。他瞪了它一會兒，似乎也愁苦了一會兒，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父親肯定不會再吃這種貓食了。我眼裡盡是母親雕花般的剖魚動作。我本該將那簍小魚送給哪戶有貓的，只告訴媽媽是按她的做法做的：小魚水裡泡過，剁些青蔥，摻和豆瓣辣醬溫和地炒。

這天父親醉倒，當七八個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幾聲母親的名字。客人都問被叫的這個名字是誰，我自然吞聲。繼母善良美麗的眼裡，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