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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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文藝營開幕式上的講演

我稱自己為“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之一員，自然是帶點戲言意味的。這其中有我的幾許苦惱和幾許樂趣。我想，像我這樣遊散於祖國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華語寫作的人，會體味我的苦樂參半的，感受。

所謂“遊牧”無非是指我們從地理到心理的社會位置：既遊離於母語主流，又處於別族文化的邊緣。遊牧部落自古至今是從不被別族文化徹底認同，因此也從不被異種文化徹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從而出現自己的更新和演變，以求得最適當的生存形式。這裡生存形式決定我們在文學中的表達風格，決定我們的語言——帶有異國風情的中國語言。

像所有遊牧民族一樣，我們馱著無形的文化負載，從離開祖國海岸線的那一時刻起，就開始了永不會停駐的跋涉（一種無形的苦旅，一種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權也不可能徹底消除的離情別緒），於是，我們的語言有了獨特的聲調、語氣。

對於我來說，沒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講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遷移——這個似乎永遠未完成，有時己翻越了幾個世紀的遷移過程使我們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故事可說。然而述說故事的語言決定它是否有聽眾，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語語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語語境，即在人類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擁有儘可能大的聽眾群。我們與第二故鄉（我們所移居的國度）的人們共享同一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他們有著相似的生存經驗，這似乎是我們文學創作的優勢，使我們筆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為易被認同（而不像許多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讀者對這些故事的審美首先要具備對大陸半個世紀來的歷史知識，包括對頻繁發生的政治運動所發生的特殊環境與語言之知識）。這種語言習慣甚至比方言或術語更難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國的流亡作家普寧、那波可夫，猶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語語境之外，以母語寫作。參照這些作家，我們這些中國文學的“遊牧者”們並沒有躋身於那個更為環球性的文學“遊牧部落”中去。同樣，似乎更為不幸的是，我們在中國本土的文壇上，也只有一個近乎虛設的位置。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對於中國讀者是遙遠的，是不切題的。他們對我們的語言感到別具風情，但這語言所砌築的故事僅使他們好奇，整體上是隻能類屬中國文學的一個少數民族，並不能進入主流。這似乎又讓我們感到劣勢的處境。

在海外生活、學習了八年，使我認識到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是次要的。漢學界外的文學讀者對於中國文學，幾乎是無知的。這當然與翻譯者們有很大關係，甚至也可以歸結到我們漢文字的特性。西方語言學家認為中國語言是視覺的，而其他所有語言都是聽覺的。因此中國語言文字是人類語言發展的一個例外。漢字的意象性造成審美物件視覺上的快感其實是最強烈的（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些文字本身給人的意象是極其影象的）。中國文字的特別屬性使我們在把中國文字傳導給世界時有著巨大困難。儘管我們所描寫的生活經驗是世界認識的（不像中國大陸的作家，若想他的故事被懂得，必須作大量的歷史背景介紹，必定對一定的時代用語作註解），我們語言卻不能透過翻譯來得到理想的全球性流通。我們語言中所含的情感與思想，中文字身所具有的無限豐富的表達，都成了無法變通，因此無法產生能量的電流。每每想到此，我總感到我們這個文學遊牧民族面臨的挑戰非常的大。

這挑戰包括尋找到更具環球意識的敘述角度，尋找到能夠全世界流通的寫作方式和語言。前二者是容易做到的，但後者卻需要長期的探索和實踐。我們生活在兩種，甚至多種語言的環境中，我們在聆聽和閱讀別種語言的過程中，應更有意識地體驗別種語言的表達方式、描述方式，從而在華文中尋找出最精確、最令人心領神會的表述語言。一旦找到或創作出這樣的中國文學語言，才不會在翻譯過程中流失大量的中國文字之美麗、之含蓄、之生命。

我們的文字和語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輕的。五四運動之後才開始普及的文學語言（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革命）仍有巨大的成長和發展空間。我們在文字創作中對中國語言的求索、錘鍊，都在催化它的成熟。大眾的語言是不斷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斷被其他語言所影響、所浸潤，但大眾語言的進化是自然所至，是無意識的，而文學工作者們，如我們這樣用祖傳文字來創造當代語言之藝術的人，對中國語言的開掘與更新，則應是有意識的。

晉末的符堅，在千萬大軍被謝安擊退後，後裔們漸漸流亡到藏、羌交雜之地。他們傳承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詩使他們在遊牧過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變得無形卻無限。那歌唱對別民族久遠的感染，以及對自己文化基因的遺傳，使之成為不滅的生命。那畢竟是太古老太悲傷的遊牧形式。我們在祖國海岸線之外擁有了土地和天空，我們以自己的文字寫著自己的往事與今事，寫著夢想與現實，文學便是我們這個“遊牧民族”代代相傳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