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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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別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生於何時，死於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於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聞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臺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臺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簷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往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神秘的“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裡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孫子卻也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我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雖然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振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透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振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10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象，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經久的疑懼和抗爭，讓我從小就開啟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揹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裡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裡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不過，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裡開學的。我覺得正月裡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裡藏著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捱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兩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孃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膠涼鞋和的確良，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佔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侮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裡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幹嗎。我說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是在課堂上！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蔣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復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反覆中我一再嚐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別老師寵愛的甜頭。

蔣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透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透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少不更事的我並不知道，我的努力並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兩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云云。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只有5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儘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復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車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資訊工程大學，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於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兩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