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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命的懷疑

我出版過一些書,談了美學、談過詩,寫了一些小說和散文,我想我最終的著作應該是一本懺悔錄。我相信,最好的文學是一本最誠實的自傳,目前我還沒有勇氣把它寫出來,但已經在醞釀,我也知道這會是我最重要的功課。我是要跳回去做一個和稀泥的人,去掩飾跳牆、記過的事件,還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這就是我的選擇了。

我想,臺灣應該是一個可以有距離的去對抗儒家文化傳統的地方,奈何我們既隔離在外,卻又以儒家正統文化自居,因為我們認為對岸破壞了儒家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去承接,事實上我們所揹負的包皮袱比對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時便發現,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孤獨感一下子就跑出來了,特立獨行的個人也出現了……好像,臺灣要發動在內心深層處的孤獨感革命更難了……

家庭、倫理的束縛之巨大,遠超於我們的想像。包皮括我自己,儘管說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歲的媽媽面前,我又變回了小孩子,哪敢談什麼自我?談什麼情慾孤獨?她照樣站在門口和鄰居聊我小時候尿床的糗事,講得我無地自容,她只是若無其事地說:「這有什麼不能說的?」

其實,我母親和許多母親一樣,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專門剪孩子的頭髮,比中學時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厲害,這一把看不見的剪

刀叫做「愛」或是「關心」。因為這把剪刀,母親成為我走向孤獨的最後一道關卡。

在我們的文化中,以「愛」、「關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對的,不允許相對的討論、懷疑——而沒有懷疑就無法萌生孤獨感,因為孤獨感就是生命對生命本身採取懷疑的態度。

我們活著真的有價值嗎?我不敢說。我也不敢說殺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義,魯迅寫的秋瑾殺生、捨身之後,其鮮血只是沾染了一顆饅頭,讓一個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這個了不起的文學家顛覆了儒家成仁、取義的觀念。

生命的意義

生命真的有意義嗎?儒家文化一定強調生命是有意義的,但對存在主義而言,存在是一種狀態,本質是存在以後慢慢找到的,沒有人可以決定你的本質,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義說「存在先於本質」,必須先意識到存在的孤獨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質。

在七○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存在主義是臺灣非常風行的哲學,不管是透過戲劇、透過文學。例如當時有一部戲劇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兩個人坐在荒原上,等待著一個叫做Godot(中文譯為果陀,Godot是從God演變而來,意指救世主)的人,等著等著,到戲劇結束都沒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蕪之中度過,神不會來,救世主

不會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沒有來。我們當時看了,都感動得不得了。

從小到大,我們都以為生命是有意義的,父母、老師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訴我們這件事,包皮括我自己在當了老師之後,都必須傳遞這個訊息,我不能反問學生說:「如果生命沒有意義,值得活嗎?」但我相信,我如果這麼問,我和這個學生的關係就不會是師生,而是朋友,我們會有很多話可以講。

如果你問我:「生命沒有意義,你還要活嗎?」我不敢回答。文學裡常常會呈現一個無意義的人,但是他活著;卡夫卡的《蛻變》用一個變成甲蟲的人,反問我們:如果有一天我們變成一隻昆蟲,或是如魯迅〈狂人日記〉所說人就是昆蟲,那麼這個生命有沒有意義?我想,有沒有可能生命的意義就是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義,當你開始尋找時,那個狀態才是意義。現代的文學顛覆了過去「生下來就有意義」的想法,開始無止盡地尋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終的答案,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陳凱歌的《黃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個荒涼的土地上,像土一樣,甚至一輩子連名字都沒有的人,他們努力地活著,努力地相信活著是有意義的,或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意義。然而,不管生命的意義為何,如果強把自己的意義加在別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義一定要自己去尋找。

如果嬰兒出世後,尚未接觸到母親前,就被注射一支針,結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義嗎?存在主義的小說家卡繆(AlbertCamus)有過同樣的疑惑,他在小說裡提出,如果嬰兒立刻死掉,他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他問的是生命非常底層的問題。

那個年代我們讀到這些書時,感到非常震撼,群體文化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會很痛,你看到所有的報導都是那麼荒謬,是誰惡意為之的嗎?不是,所以群體文化無法討論「荒謬」這個問題,而存在主義則把它視為重要的命題。

拋開結局的束縛

卡繆的《異鄉人》(Létranger)中,講述的是在法國發生的真實事件,Létranger這個字中文譯為「異鄉人」,其實就是孤獨者的意思。故事敘述法國青年對一個阿拉伯人開了六槍,被當成謀殺犯送進監牢,但所有的審判都與他開這六槍無關,而是舉證他在為母親守喪時沒有掉淚,在母親的喪禮上,他未依禮俗反而打了一個花俏的領帶,以及在母親喪禮後,他便帶女朋友到海邊度假,併發生性關係。諸此種種便成為他獲判死刑的罪證。

行刑前,神父來了,告訴他要做最後的禱告和懺悔,靈魂還有機會上天堂。這個青年罵了一句粗話,說:「我就是開了這六槍,不要說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翻這本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就會發現最後一章寫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車在黎明時出發,看見天上的星辰,他說他從未感覺到生命是如此飽滿,他忽然變成整部小說歌頌的英雄——從儒家和群體文化的角度來看,實在很難去認同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故事,這部小說在國外會得獎,但若是在國內,可能直至今日都無法獲得肯定,因為它的內容違背世俗的標準。

在國內不會有人以陳進興為主角,最後還把他寫成英雄,然而,小說的好或壞,不是結局的問題,而是生命形式的問題。這個形式裡的孤獨感、所有特立獨行的部分,會讓人性感到驚恐,應該有個小說家用文字去呈現他生命裡的點點滴滴。然而,我們不敢面對,我們甚至覺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獨面,人會變壞。

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大人會說:「這本小說不能看,看了會變壞。」我認為,對人性的無知才是使人變壞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憫。

在陳進興這則新聞裡,我印象最深的畫面,是他被槍斃後屍體送去摘取器官的過程,如果我要寫小說,大概會從這一段寫起。他對我而言,還是一個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與死亡的關係。我也要反駁群體文化中不知不覺的約束,使這些特立獨行的議題無疾而終。

我用「議題」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們總認為「主角」一定是個好人。記不記得小時候看的電影,常常會在最後結局時,出現一行字:這個人作惡多端,終難逃法網恢恢。後來我再去看這些電影,發現那個主角已經逃走了,只是在當時的觀念裡,不加上這一句結尾,觀眾不能接受,因為惡人要有惡報,好人要有好報。

如果我們用先入為主的善惡觀去要求文學作品要「文以載道」時,文學就會失去過程的描述,只剩下結局。我從小受的作文訓練就是如此,先有結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結局,例如過去連寫郊遊的文章,最後還是要想起中國大陸幾億個受苦受難、水深火熱的同胞。

先有結局,就不會有思考、推論的過程。當我自己在寫小說時,我便得對抗自己從小訓練出來「先有結局」的觀念,而是假設自己就是小說裡的人物。這是往後我寫作的一條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個人,而是整個臺灣在經歷這麼多事件後,足以成熟地讓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結局決定一切。

或許有人會說,現在小學生寫作文,已經不寫拯救大陸同胞的八股教條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懷疑。事實上,今日社會事件的報導,甚至在餐廳裡聽到的對話,都還是先有結局。一到選舉時更明顯,都是先有結局再蒐羅證據,如果真是這樣,人民的思考在哪裡?從過去到現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從一個權威的體制裡跳出來,覺得過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氣得跳腳,以為跳向另一個極端。可是你仔細看,他跳腳的方式和當年某個偉人去世時跳腳的姿態是一樣的,並沒有改變。他還是用同樣的情緒在跳腳、在哭,只是偶像換了另外一個東西而已。如果這樣的話,人民的思考在哪裡?

個體的獨立性應該表現在敢於跳脫大眾的語言、說出懷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結局或結論。我相信,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孤獨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說出不一樣的話,但要注意的是,這不是結局;如果你認為這是結局,就會以為「他只是

在作怪」,當你拋開結局的想法時,才能理解對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邏輯(logic)一詞源於希臘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從正面,我從反面,以後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見,思考便無由產生。我相信,好的文學要提供的就是一種「觸怒」。

孤獨是生命圓滿的開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裡,銷路比較好的都是一些較為溫柔敦厚者。我有溫柔敦厚的一面,例如會幫助晚上跳牆的學生回去,寫在小說裡就是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圓滿結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為孤獨的緣故》、《島嶼獨白》兩本作品,卻只獲得少數人的青睞——我很希望能與這些讀者交流,讓我更有自信維持自己的孤獨,因為我一直覺得,孤獨是生命圓滿的開始,沒有與自己獨處的經驗,不會懂得和別人相處。

所以,生命裡第一個愛戀的物件應該是自己,寫詩給自己,與自己對話,在一個空間裡安靜下來,聆聽自己的心跳與呼吸,我相信,這個生命走出去時不會慌張。相反地,一個在外面如無頭蒼蠅亂闖的生命,最怕孤獨。七○年代,我在法國時讀到一篇報導,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開啟電視、開啟收音機,他們也不看也不聽,只是要有個聲音、影像在旁邊;這篇報導在探討都市化後的

孤獨感,指出在工商社會裡的人們不敢面對自己。

我們也可以自我檢視一下,在沒有聲音的狀態下,你可以安靜多久?沒有電話、傳真,沒有電視、收音機,沒有電腦、沒有網路的環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嗎?

後來我再回到法國去,發現法國人使用電腦的情況不如臺灣的普遍,我想那篇報導及早提醒了人與自己、與他人相處的重要性。所以現在你到巴黎去,會覺得很驚訝,他們家裡沒有電視,很少人會一天二十四小時帶著手機。

有時候你會發現,速度與深遠似乎是衝突的,當你可以和自己對話,慢慢地儲蓄一種情感、醞釀一種情感時,你便不再孤獨;而當你不能這麼做時,永遠都在孤獨的狀態,你跑得愈快,孤獨追得愈緊,你將不斷找尋柏拉圖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卻總是覺得不對;即使最後終於找到「對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

「對的」另外一半需要時間相處,匆匆來去無法辨認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們往往會列出一堆條件來尋找符合的人,身高、體重、工作、薪水……,網路交友尤其明顯,只要輸入交友條件,便會跑出一長串的名單,可是感覺都不對。

凡所有你認為可以簡化的東西,其實都很難簡化,反而需要更多時間與空間。與自己對話,使這些外在的東西慢慢沉澱,你將會發現,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為你會從他們身上找到一部分與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東西,那時候你將更不孤獨,覺得生命更富有、更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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