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語言孤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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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類似西方符號學的方法，把語言重新界定為「既精確又誤導的工具」，語言本來就是兩面的刀，存在一種弔詭，一方面在傳達，一方面在造成傳達的障礙。所以最好的文學就是在語言的精準度裡製造語言的曖昧。

這種曖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時到廟裡抽了一支籤，你很希望這支籤會告訴你應不應該繼續交往、或要不要投資，可是籤文絕不會告訴你應該、不應該，會或不會，而是給你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

我有一個學生做金屬工藝，好不容易存了點錢想開店，又怕血本無歸，就到廟裡求了一支籤，籤上寫著：「董永賣身葬父」，他想：「完了，賣身葬父是很慘的狀況。」他跑來告訴我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因為董永沒有錢埋葬父親，就插了一個草標跪在街上要賣身，後來感動天上的七仙女下凡來幫他，之後他榮華富貴，過著像神仙一樣的生活。那麼這支籤究竟是好或不好？

語言的曖昧性就在於此，它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既精確又誤導。

再談回到〈舌頭考〉，和〈熱死鸚鵡〉一樣都是沒有結局的小說。

回到中國以後，呂湘一面進行他有關舌頭與中國母系社會關聯的論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繼續深一步瞭解一根舌頭所可能在人的身上發生的複雜作用。

他有點驚訝於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帶兩公分寬的肌肉的急速擴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著墳起而且變成醬紅色的趨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難察覺的地步。

呂湘有點不安。他想起平反時那個語調溫和的稱讚他的幹事。他又無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討論會上自己的沒有離席是否落了什麼把柄。他變得有點神經質，走在東安大街上，一個人笑吟吟過來問路，呂湘像見了鬼一樣「哇」地一聲跳著跑開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點言不及義的報告，並沒有透露絲毫他從馬里茲別克教授那裡得來的啟發以及他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個人站在街角看著行人。

呂湘怪異的行為自然引起人們的議論，呼應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體文化無法容忍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因為他們猜他得了不治的愛滋病。

鄉里中無事的女人們便開始傳說呂湘因為長期單身，又上了趟美國，在旅館半推半就玩了一個妓女，染患了不治的愛滋病。而愛滋病的初步症狀就是喜歡站在街上看人，把病傳染給八字弱的人云雲。

我們不知道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但是已經沒有人敢靠近呂湘，只敢遠遠地對他指指點點。這是群體文化裡常見的現象，也是一個眾口鑠金的例證，語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鎔化金屬。

事實上呂湘還是頭腦清醒的，他從北京回到家鄉之後，一直記掛著全國人的左眼下那逐漸墳起而且發醬紅色的一條肌肉，沒辦法專心繼續有關舌頭與女性進化的研究。有一次他聽說鄉裡來了一個臺灣同胞訪問團，便也跟著大夥跑去看。鄉里的人因為怕被傳染愛滋病，都離他遠遠的。呂湘一人大搖大擺走到訪問團的巴士前，一個臺灣重要的來訪者看呂湘氣派不小，以為是高幹，便立刻搖著「臺灣同胞訪問團」的小叄角旗，快步趨前和呂湘握手，親切地叫道：「同志！」

不料，呂湘「啊！」的大叫一聲，直楞楞看著這位臺灣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會兒呂湘就倒地昏厥了。送醫不治，死時只有五十叄歲。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結局？

呂湘死後，「留下白髮的老孃，每天夜裡手執一把純鋼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聲聲剁著」，我小時候確實看過鄰人這麼做，媽媽說她在招魂，我不太確定，只記得這件事，就把它寫成了呂湘的母親。「一面剁一面罵道：『天殺的，回來，天殺的，回來。』據說，這是湖南鄉下一種招喚亡魂的方法。」

寫到這裡，會覺得有點哀傷。我常覺得自己寫小說時，就像在幕後操作布袋戲的人，操弄著好幾個角色，有時候覺得好笑，有時候覺

得難過。而當我寫到這裡時，我會想，呂湘的母親到底是愚昧還是動人？其實我分不出來。我想到小時候鄉間的習俗，是在很無奈的狀況下，用一種既像咒罵又像歌頌的方式詮釋生命。對呂湘的母親而言，她唯一的兒子死了，她的兒子走過文化大革命，又從美國回來，卻被村人傳言得了愛滋病，最後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揮動那一把純鋼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就留給讀者去填空了。

最後，故事還有一段結尾，與其說這是結局，不如說是個寓言吧！

呂湘的手稿也經由省裡的文聯整理，發現了他新近有關《舌頭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數十字，沒有什麼研究價值。為了紀念，便做為遺稿，刊登在一個不太有人看的文聯機關報上：

呂湘同志遺稿《舌頭考》：

這個種族連續墮落了五千年之後，終於遭到了懲罰，被諸神詛咒，遭遇了厄運。

厄運開始是從婦人和像婦人的男子們的口舌開始的‥‥

我想說的是一種語言的孤獨，當語言不具有溝通性時，語言才開始有溝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獨是不孤獨的開始，當懼怕孤獨而被孤獨驅使著去找不孤獨的原因時，是最孤獨的時候。同樣地，當語言具有不可溝通性的時候，也就是語言不再是以習慣的模式出現，不再如機關槍、如炒豆子一樣，而是一個聲音，承載著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思想的時候，才是語言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