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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政權卻輸了詩與美

我想,很多人都無法接受,我將革命者定義成為「某一種程度現實世界中的失敗者」吧。

《史記》裡有兩個個性迥異的人物:劉邦和項羽,你讀這兩個人的故事會發現,劉邦的部分真是沒什麼好讀的,甚至有點無聊。但劉邦真的是這麼乏善可陳嗎?不然,是作者司馬遷對他沒什麼興趣,因為他成功了。作為一個歷史的書寫者,司馬遷對於現世裡的成功者其實是不懷好感的,這裡面不完全是客觀的對錯問題,而是主觀的詩人的抉擇,他選擇了項羽作為美學的偶像。所以我們今天看《霸王別姬》,不管是電影或戲劇,都會為霸王在烏江自刎、與虞姬告別而感動,它根本就是一首詩。

我們不能確定歷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馬遷成功地營造了一個革命者美麗的結局和孤獨感,使得數千年來的人們都會懷念這個角色。

這是不是就是文學的職責?文學是不是去書寫一個孤獨者內心的荒涼,而使成功者或奪得政權的那個人感到害怕?因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贏了政權卻輸了詩與美。

我們從這個角度解讀《史記》,會發現司馬遷破格把項羽放在記載帝王故事的〈本紀〉中並且在最後「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將項羽與古代偉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

還是司馬遷寫項羽的生命告別形式,誠所謂「力拔山兮氣蓋世」,把項羽的性情都寫出來了,完全是一個美學的描述。

我想,劉邦在九泉之下讀到《史記》,恐怕也會遺憾,他贏得了江山,卻輸掉了歷史。後人怎麼讀《史記》也不會喜歡劉邦,卻會對項羽充滿革命孤獨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從嚴格的史學角度,我會對項羽的直實性格產生懷疑,但項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馬遷內心對孤獨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記》中所有動人的場景,都跟孤獨有關。

例如屈原,當他一切理想幻滅,決定要投汨羅江自盡前,「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復到一個詩人的角色,回到詩人的孤獨,然後漁父過來與他對話。我不禁懷疑誰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誰看到他和漁父說話?是漁父說出來的嗎?

然而,我們讀《史記》時不會去追究這個問題,因為美超越了真假。我們願意相信屈原就是「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個孤獨革命者的形象。

《史記》裡還有一個非常美的畫面,是關於荊軻。荊軻為了燕太子丹對他的知己之情,決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當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臨行之時--司馬遷真的非常善於書寫孤獨者的告別時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來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築」。這裡依據大陸作家張承志的考證,「築」是一種失傳的樂器,據說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樣的東西。高漸離把鉛灌注在築裡,拿築去

行刺秦始皇。

在告別時刻,高漸離擊築發出高亢的聲音,然後大家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這是生前的告別,人還活著卻是死亡的形式。

不論是項羽、屈原或是荊軻的告別畫面,都是讓我們看到一個革命者孤獨的出走,而他們全成為了美學的偶像。相對地,劉邦、楚懷王、秦始皇全都輸了。我們可以說,司馬遷是以《史記》對抗權力,取得權力的人,就失去美學的位置。這部書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響力,未必是在歷史上,更可能是因為一個人的性情和內在的堅持。

革命者等於失敗者?

因此再思考「什麼是革命孤獨?」的問題時,我會把革命者視為一個懷抱夢想,而夢想在現世裡無法完成的人。夢想越是無法完成,越具備詩的美學性,如果在現世裡夢想就能實現,那麼革命就會變成體制、變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這樣的年齡,回想大學裡詩社的朋友,畢業之後,此去艱難,每個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從政做官,也有人繼續在南部村落裡教書,相信他當年相信的夢想。有時候我會想,也許有一天我也要寫《史記》,那麼我的美學偶像會是誰?

一個社會裡,當人性的面向是豐富的時候,不會以現世的輸贏作為偶像選取的依據。就像《史記》裡,動人的都是現世裡的失敗者,項羽失敗了,屈原失敗了,荊軻失敗了,可是他們的失敗驚天動地。

《史記》裡還有另一種革命的孤獨,迥異於政治革命者,我要說的是卓文君。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新寡的女子遇到心儀的人,在社會道德體制的規範下,她是否有條件或被允許再談一次戀愛?這在今天都還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是在司馬遷的《史記》裡,司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沒有想到要遵守什麼體制禮教,只覺得她真是美,就寫了〈鳳求凰〉去歌頌她。霎時,卓文君被打動了,發現她還可以再去追求生命裡最值得追求的愛,但也因此,她必須對抗她的父親卓王孫。

卓王孫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兒,也不可能讓她嫁一個窮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禮教教訓卓文君,並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產一毛都不會給她。

我們提到革命的孤獨都會聯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難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禮教的革命。我將卓文君視為一個革命者,就是因為她聽到父親的威脅後,當場與父親決裂,和司馬相如私奔。最厲害的是私奔也不跑遠,就在爸爸家門口當鑪賣酒,直是把爸爸氣死了。《史記》裡還寫到:「相如身自著犢鼻禈」,「犢鼻禈」是有點像丁字褲的衣著,因為是賣酒的勞動階級了,穿著當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進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項羽、荊軻更難的。我們看到男性的革命者總會以決絕的姿態出走,情緒非常悲壯,得到許多人的認

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壯烈的氣氛,卻是加倍困難,因為綑綁在女性身上的枷鎖遠多於男性,當她要顛覆所有的禮教、道德加諸在她身上的束縛時,是一場偉大卻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覺得司馬遷真了不起,他為這個文化找到許多出口。今日我們還在議論一個女人的貞潔,表示我們都不如兩千年前的司馬遷。他沒有用道德議論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頌這個敢做敢當的女子,至於「敢做敢當」是對或錯,是她個人的事情,與他人無關。很多人說司馬相如最後還不是變了心,而嘲諷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當初」,可是我認為卓文君對她自己的選擇清清楚楚,這就是一個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擔的是政治的壓力、道德的壓力,都無怨無悔。

那麼,為什麼革命者都是失敗者?為什麼不把「革命者」這個角色給成功的人?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現世和權力,在現世和權力中,他無法再保有夢想。

我觀察當年在我家裡喝酒唱歌的朋友,當他變成政府高層之後,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於夢想,這個時候我們大概知道該和他保持一段距離了。其實我對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權力當中,人不見得完全沒有夢想,但他的夢想必須收斂,講得好聽一點,就是「務實」,講得難聽就是沒有夢想了,也不再是詩人了,更不會再高聲歌頌聶魯達的詩。

完成美學的詩需要孤獨感,可是現世的繁華難以保持孤獨感。所以我說「革命者」是現世的失敗者,因為他們沒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

的孤獨。

自己無法控制的狀態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古今中外許多令人懷念的革命者都是詩人。我想這是因為詩人一直在追求激情,當他發現寫詩不如革命激情時,他就去革命了。所以你可以感覺得到好多這一類的人,屈原是一個例子,他的詩寫得極好,〈九歌〉、〈離騷〉是用文字在寫詩,當詩人的孤獨發展到極致時則是用血淚寫詩,所以屈原和托爾斯泰一樣,寫得最好的一首詩,是他在最後出走前的告別。

近代有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汪精衛,他在十七、八歲時,夢想著中國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殺慈禧太后、刺殺五大臣,後來事洩被捕,在獄中寫了一首詩,末兩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年輕的頭就是要去革命,何必留在脖子上?何等豪氣。因為很多人欣賞他的詩,他被免除死刑,反而造成悲劇性的一生,他被釋放出來後走向現實政治,與他所有的夢想、所有的詩發生矛盾,他的革命孤獨也因此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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