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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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很小，一扇窗也沒有。比我寒傖的公寓裡那間浴室還小。一隻日光燈被四面白牆反射，光線過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長方形口子，室內的人能否得到足夠空氣就看它的了。你別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樣，對這間八平方米審訊室的頭一個條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這個門，還有門外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個四通八達的大辦公室，在那裡你馬上會失去東南西北。即使你走運，找到了出路，你也會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間明亮寬敞的大廳，公正而森嚴，架子擺得很大，掛著星條旗和聯邦調查局的徽記。你最遠能逃到那裡。再遠，大廳門口那個彪形衛士就會馬上翻臉，叫你“站住！舉起手來！”他會拔出手槍，叫你“到牆根那兒去！”然後槍口逼著你後腦勺，空閒的那隻手便上來抄你身。那個場面比較沒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面人物。從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裡那監視器鏡頭裡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寧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著陸這塊國度的中國人。在鏡頭裡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致混得過去：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著最省錢的髮式——披肩長髮。不過，你別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麼簡單。

我看了看手錶，十點半。那麼就是十點二十分。我的表總比正確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xx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它的扶手上包著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劃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乾的。什麼都幹得出來的手，堅硬骯髒的指甲在上面刻劃，同時是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面或許將添上我的指甲割劃。我的手也什麼都幹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裡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麼破綻。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標緻的小夥子，頭髮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帶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點魂飛魄散。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淨，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不過，你別忘了你在哪裡。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別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於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顯得異常整齊。你別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別偵探”。更準確的稱號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別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我目送他抱著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鐘後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掛到衣架上了。我辦公室裡。”

我說：“謝謝你。”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鬆了鬆黃地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裡熱得不像話。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裡要穿件毛背心。有什麼必要？夏天這屋裡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裡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著的年輕的笑。他開啟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它，兩個小臂壓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輕輕彈動。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這段沉默並不長，頂多幾十秒鐘，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麼會請你到這裡來。”他略略偏著臉。他讓我感到，他非常喜歡自己正做的這樁事。他彈著手指說：“要我，我就會很好奇。”他開始從這樁事裡得到娛樂。

“我的確很好奇。”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斯匹林和一個針線盒。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叛賣了他？還是他叛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理查說。他穩穩地看著我，身體卻不很老實。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樣個角度，他的目光始終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麼關係？”

“朋友。”你以為呢？當然不只“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係。”

我看著他，說：“噢。”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係多種多樣，通姦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面色有了些焦慮。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著彆扭。

我想了想：說：“嗯。”我能說什麼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我曾花出去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我將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麼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從天花板的鏡頭裡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係？”

“嗯。”我怎麼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麼相干？“我不知道你對中文裡‘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