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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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盤子一一卸下，然後是飲料，與此同時，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請求，我說：沒問題，我馬上給你送過來。除了兩小袋辣醬，你還要別的什麼？……便衣福茨看著我的側影，繼續打問著我非凡的曾經。十八歲的軍隊記者，二十五歲的女少校，這絕對不平凡吧？他這樣問道：即便在中國，這樣一個女人的經歷也屬於超常，對嗎？女領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見她的歉意笑容；她幫不了他的忙，因為這餐館的工友之間從來沒人談自己的曾經。如果到了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度，還不去改變或推翻自己的曾經，這遠走高飛還有什麼飛頭。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都不大喜歡自己的曾經，我們的背井離鄉證明了這一點。這份“不喜歡”微妙豐富，同理查·福茨是講不清的。女領位穿著粉紅長旗袍，亮晃晃假緞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點著選單上的一隻只招牌菜，連笑容都廉價起來。她比我大幾歲，還在大學做本科生，還要靠亮大腿掙口糧，她怎麼可能喜歡我的曾經。

我背轉身，麻利地將一個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錢小費抓過來，塞入圍裙中央的兜裡。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準著我，我肩上、背上，後腦勺都負載著一種奇特的壓力。我的肩膀單薄，上面曾挎過武器。

晚上下課時間是十點半。所有的同學都說要去學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樣，先是藉故有事，再是託辭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樣：跟著他們進了帶男性頭油氣味的這家酒吧。我硬不來面子上掛不住，等於告訴全體同學我多麼窮。如此之窮，他們也幫不上忙，你要他們怎麼辦。窮到這地步，就不合群了。這點我相當明白。因此我來是來了，卻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塊錢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這個班曾在學期剛開始時有過一個男同學，叫漢斯，一頭淺色頭髮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靜，從來不換襯衫。一次他向一個女同學借了六塊錢吃晚餐，從此再沒回到教室來上課。大家認為他窮得過火也自尊得過火。直到今天，一提漢斯人們還會哈哈地笑，為了赤貧和清高，漢斯把自己給放逐了。而我明白，漢斯若不放逐自己，這個集體也早將他逐了出去。那麼窮誰受得了？那麼窮不是對所有人都是個頗大的嘲諷嗎？

因而我對我的貧窮守口如瓶。

進入地鐵站已近午夜。儘管啤酒會上談的話題都很高雅，我對自己仍十分惱恨。我難道高雅得起？是什麼讓我跟著他們在酒吧裡高談闊論？是虛榮。可我虛榮得起嗎？

地鐵車廂裡只有三個人。我迅速在兩個旅伴中做了選擇，走到那個梳馬尾辮、穿一身黑的亞洲男子身邊坐下來。第三個人在我上車時朝我堆出一個很大的笑容，這不是什麼好事。在深夜十一點四十五分，我選擇一身黑衣的亞洲男子做我的旅伴，並不是認為他完全沒有危險。只能是兩害取其輕。

亞洲男子眼神遙遠，看著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極慢，細長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擊卻頗激烈。我從書包裡翻出巨大的筆記本和書，發現他敲擊的手指停止了，卻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這邊的忙碌打斷了，那些手指不耐煩地僵滯住，等著我忙完，它們好繼續剛才的敲擊。

順著那些細長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見一層淡得難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蒼白的面板下。當那笑意慢慢泛上他面孔的表層，向他的顴骨和眼角、甚至耳根聚集時，你仍舊不能確定那是個笑，只是個笑的許諾。這個時候他眨了一下眼，似乎打發掉那個令他發笑的荒唐念頭。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他這罕見的寧靜中存在著危險，內向的危險及他自身的危險。

我翻出書包裡的字典，迅速查出在課堂上記下的兩個生詞。我查字典一貫有這種按捺不住的急切響動。這響動在別人聽來大概十分亂心。他湖面般的寧靜側影動彈起來，向我轉過臉，濃黑的眉毛微微擰起。

我驚訝地發現，他蒼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長的鼻樑下，一副嚴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翹的下巴。我發現自己看他看得很細，連他右眼下面一顆很小的痣也看見了。看著看著，我笑了一下。我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三更半夜對著一張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麼意思？

他馬上還我一個笑。他笑起來露出一口女孩子的又小又齊的白牙齒。

我想，可以了。我馬上合上字典，拿起筆，剛剛查過的兩個生詞，忘得十分乾淨。我朝著筆記本眨巴著眼，咬著圓珠筆屁股。在課堂上我最膩味別人咬筆屁股。除了我之外，幾乎全班的人都會這一著。而這時我竟也犯這毛病，似乎要給這年輕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緊事要做；我做得這麼專注，根本顧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視線落到了我的筆記本上。我不願他看見紙面上的空白，便從嘴上抽下筆。現在他的目光焦距又在我的筆尖上了。而筆尖僅點下一個黑點，隨車廂晃動，黑點漸漸腫大。一分鐘過去、兩分鐘過去。我終於承認我並不打算寫什麼，我這套動作是虛擬，充滿表演性。我在表演給一個陌生的亞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來多麼有模有樣，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態。這個發現讓我大吃一驚：原來我的心竟這樣不老實！

忽然，我聽見一個聲音說：你做不出功課嗎？

我抬起頭，見他正看著我。

我笑笑。趕緊在紙上“刷刷刷”寫下一行字：親愛的安德烈……我頭也不抬地說：不，我在寫信。緊急中寫下這樣一行字是什麼意思？安德烈和我從來是不通訊的。

我們的對話就這樣撂下來。五分鐘後，我說：你的中文說得很好。

他說：你的也說得很好。

我笑起來。這笑聲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著，心裡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鐘過去，他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平常是不講中文的？

我說：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講中文。

我九歲來美國的。

從哪裡來的？

印尼。你呢？

從北京。他的手指又敲擊起來。手腕上有條細長的傷疤。他之所以危險，我似乎找到了根據。他已經又轉回臉去看窗外，但我很快發現他始終以玻璃的投影在觀察我，正如我對他乾的是同樣的事。

他問：你住哪裡？

艾文斯頓。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車了。他平穩地看著我，手指敲得更激烈。

你什麼意思？

你沒注意？你乘錯車了。艾文斯頓在你背後。他說。

這時車停在一個站臺上，我一看，他是正確的，我的確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車。這是向南走的車，終點是芝加哥有名的貧民區。那裡的夜晚遊蕩著許多孤獨的人，憑空罵著大街或一聲不響地狂怒，偶爾過路的人反而要夾著尾巴，忍氣吞聲，而正是人們對他們的躲避惹出他們滿心仇恨。那區域維繫著芝加哥的壞名聲和陰慘兇惡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