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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婭·德沃爾金回到了莫斯科,但瓦西里·葉科夫沒有。

坦尼婭和瓦西里在馬雅可夫斯基廣場的詩歌朗誦會上被捕以後,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蘇行動和宣傳”罪,需要在西伯利亞的勞役營服刑兩年。坦尼婭感到很內疚:她是瓦西里的同犯,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坦尼婭猜測瓦西里判刑前受到過毆打和訊問,但坦尼婭還能自由地進行採訪活動,所以瓦西里肯定沒把她供出來。他也許拒絕開口。更有可能的是,他編造了一些克格勃覺得很難追查的同黨。

1963年春天,瓦西里的刑期滿了。如果他還活著——如果捱過了讓勞役營許多犯人喪生的寒冷、飢餓和疾病——他理應被釋放了。但讓坦尼婭感到不祥的是,瓦西里卻一直沒有出現。

犯人們通常每個月允許寄一封信、收一封信,寄出和收到的信都會受到嚴密的稽核。可瓦西里不能寫信給坦尼婭,因為那相當於把坦尼婭出賣給克格勃。因此坦尼婭對瓦西里的訊息一無所知。瓦西里的大多數朋友差不多也同樣如此。也許他會寫信給在列寧格勒的媽媽。但坦尼婭沒見過瓦西里的媽媽:認識坦尼婭的事,瓦西里甚至連母親都瞞著。

瓦西里曾是坦尼婭最親密的朋友。坦尼婭夜裡在床上輾轉反側,為瓦西里感到擔憂。瓦西里是病了還是死了?也許他被判了其他的罪名,刑期又延長了。坦尼婭被這種不確定性折磨,頭都疼了起來。

一天下午,她斗膽向上司達尼爾·安託諾夫提起了瓦西里。塔斯社的專題部辦公室又大又熱鬧。記者們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打電話,有的在看報紙,有的在參考閱覽室進進出出。如果話說得輕一點,應該不會有人聽到。她先繞了個彎子:“烏斯丁·波蒂安最後怎麼樣了?”瓦西里被捕時身上攜帶的《異議》刊載的正是持不同政見歌唱家烏斯丁·波蒂安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稿子是坦尼婭寫的。

“波蒂安死於肺炎。”達尼爾說。

坦尼婭知道這事。之所以假裝不知道是為了把話題引向瓦西里。“那天和我一同被捕的另一個作者名叫瓦西里·葉科夫。”她沉思著說,“你知道他的遭遇嗎?”

“那個電臺編輯被判了兩年。”

“那他一定獲釋了。”

“也許吧。我沒聽說他後來怎麼樣了。他不可能再做原來的工作,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坦尼婭確信瓦西里會回莫斯科。但她聳了聳肩,裝作不在意的樣子,轉身去打一篇有關於女性磚瓦匠的報道去了。

坦尼婭謹慎地向幾位有可能知道瓦西里是否回來了的朋友們打聽過,但答案都是一樣的:沒人聽說過任何事情。

之後的一天下午,坦尼婭得到了瓦西里的音訊。

工作了一天離開塔斯社大樓的時候,有個陌生人找坦尼婭搭訕。“是坦尼婭·德沃爾金嗎?”坦尼婭回頭一看,發現一個蒼白瘦弱、穿著髒衣服的男人在叫她。

“怎麼了?”坦尼婭有些驚奇:很難想象這麼一個男人有什麼事會找她。

“瓦西里·葉科夫救了我的命。”他說。

坦尼婭完全沒料到來人會提到瓦西里,一時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她的腦海裡產生了太多的問題:你怎麼會認識瓦西里?瓦西里是在何時何地救你的?你又為什麼來找我?

來人把一張紙大小的髒兮兮的信封塞進坦尼婭手裡,然後轉身就走。

坦尼婭好一會兒才鼓起勇氣。她意識到重中之重的只有一個問題。趁男人沒走遠,她大聲問:“瓦西里還活著嗎?”

陌生人停下腳步回頭看。這一停頓讓坦尼婭感到非常恐懼。男人告訴坦尼婭:“是的,他還活著。”這句話讓坦尼婭感到一陣釋然。

男人離開了。

“你等等!”坦尼婭大聲喊,但他卻加快了腳步,轉過街角消失了。

信封沒封。坦尼婭往信封裡看了看,看見信封裡的幾張紙上寫滿了熟悉的瓦西里的筆跡。她把紙拉出來一半,看見第一張紙上的標題為:

凍 傷

伊萬·庫茲涅佐夫

坦尼婭把信紙推回信封,朝公交車站走去。她既感到害怕,又感到興奮。俄語裡的伊萬·庫茲涅佐夫和德語裡的漢斯·施密特及法語裡的讓·拉法埃一樣,是個平平常常的假名。瓦西里一定是寫了一篇文章或一個故事。她迫不及待地想看,但同時又必須抗拒把這篇文章像個汙染源一樣扔得老遠的衝動,文章的內容必定很反動。

她把信封塞進挎包。坦尼婭上的那輛公共汽車擠滿了人——這時是下班的高峰時間——生怕有人可能在背後偷看,坦尼婭不能把信拿出來讀。她必須耐心地等到回家再看。

她想起了把信交給她的男人。他的衣著破爛,一副半飢不飽的樣子,健康狀況非常差,像個剛從牢裡放出來的人一樣戒備。他似乎急於交出信封,不願對坦尼婭多說什麼。但至少他解釋了自己為何要做這麼危險的事情。他這是在還債。“瓦西里救了我的命。”他說。坦尼婭又一次對瓦西里怎麼救了他的命好奇起來。

坦尼婭下了公共汽車,走向政府公寓。從古巴回來以後,她搬回了母親家。她沒理由擁有自己的房子,那也未免太奢侈了一些。

回家以後,坦尼婭和安雅說了幾句閒話,然後走進臥室坐在床上,開始看瓦西里寫的東西。

他的筆跡變了,字型更小,提筆更短,彎曲部分也沒有以前那樣華麗。坦尼婭不知道這意味著性格的改變還是紙張的短缺。

她看了起來。

暱稱索索的約瑟夫·伊萬諾維奇·馬斯洛夫在變質的食物到來時欣喜萬分。

看守往往會偷走大部分分配的食物拿出去賣。囚犯們只有早上的一點稀粥和晚上的蘿蔔湯可以吃。在溫度總是低於零度的西伯利亞,食物很少會變壞——但共產主義總能創造出奇蹟。當肉爬上了蛆,變得不那麼新鮮的時候,廚子會把這種肉扔在鍋裡,惹得囚犯們欣喜異常。索索狼吞虎嚥地喝下加了變質豬油的稀飯,希望能獲得更多的食物。

坦尼婭一陣噁心,但她必須繼續往下看。

隨著閱讀的深入,坦尼婭被瓦西里寫的小說深深地吸引住了。文章敘述了發生在持不同政見的文化人和沒受過教育的惡棍之間的故事。瓦西里的敘事方式簡單直接,非常具有感染力。監獄生活的殘忍被他刻畫得惟妙惟肖。但文章裡有的不僅僅是敘事。也許是因為有著電臺工作的經驗,瓦西里深知如何將小說寫得生動,坦尼婭的興趣隨著小說的進展而一步步被調動起來。

小說中描述的勞役營在西伯利亞松葉林裡,獄囚們的勞動就是砍樹。沒有安全防範措施,沒有保護性的衣物和裝置,事故經常會發生。文章裡有這麼一段,惡棍被鋸子傷了胳膊上的動脈,文化人用止血帶幫他綁住胳膊,救了惡棍一命。瓦西里就是這樣救了從西伯利亞到莫斯科的那位送信者嗎?

坦尼婭把這篇文章讀了兩遍。這就像是在和瓦西里面對面交談:小說裡的語句極似他倆成百上千次的討論和爭吵,文章裡有趣、戲劇化和諷刺的段落常常讓她會心一笑。失去瓦西里讓坦尼婭覺得非常痛苦。

現在她知道瓦西里還活著。她必須查明瓦西里為什麼沒有回到莫斯科。文章中沒有任何關於瓦西里的線索。但有個人可以知道蘇聯發生的幾乎一切事情——她哥哥德米卡。

坦尼婭把文章放在床頭櫃的抽屜裡。她走出臥室對安雅說:“我有事找德米卡——很快就回來。”說完她坐上電梯,下到德米卡住的那一層。

德米卡懷有九個月身孕的妻子尼娜開啟門。“你看上去很不錯。”坦尼婭說。

這話說得很不實在。尼娜已經過了人們常說的孕婦看上去體型非常“豐碩”的那個階段,她身形龐大,乳房下垂,肚子緊繃,長滿雀斑的面板蒼白,紅棕色的頭髮油膩膩的,看上去老得不像個二十九歲的人。“進來吧。”她用疲憊的聲音說。

德米卡正在看電視新聞。他關掉電視,親吻了一下坦尼婭,然後給她倒了杯啤酒。

尼娜的母親瑪莎坐火車從彼爾姆過來照顧她生孩子。瑪莎個子很小,臉上滿是皺紋,穿著黑衣黑褲,對女兒能住上這麼漂亮的房子明顯非常驕傲。坦尼婭原本以為尼娜的母親是位教師,所以剛看到農村婦女一樣的瑪莎時略微有點吃驚,後來她才瞭解到瑪莎只是在村裡的學校做些清掃方面的工作。尼娜有意拔高了父母的地位——在坦尼婭看來,這種做法其實並不鮮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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