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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德米卡和娜塔亞乘陽光直射進房間的時候粉刷了公寓。他們常在粉刷的時候停下來做愛,因此多耗了些時間。娜塔亞把金髮紮成一束,包在頭巾裡,身上穿著件德米卡磨破領子的舊襯衫。但下身卻穿著條緊繃的短褲。每次看到娜塔亞踏上梯子的時候,德米卡總要情不自禁去吻她。德米卡經常拉下娜塔亞的短褲,過了沒多久,娜塔亞就乾脆只穿著件襯衫了。他們又做了更多次。

在娜塔亞的離婚手續還沒辦好之前,他們還無法結婚。為了體面,娜塔亞在德米卡的房子附近找了間小公寓,但事實上他們已經在德米卡的公寓裡展開了新生活。兩人按照娜塔亞的喜好調整了傢俱,買了張新沙發。他們漸漸養成了一些習慣:德米卡燒早飯,娜塔亞燒晚飯;德米卡幫娜塔亞擦鞋,娜塔亞幫德米卡熨襯衣;德米卡買肉,娜塔亞買魚。

他們再沒見過尼克,但娜塔亞和尼娜之間卻建立起了一種不遠不近的關係。此時,尼娜已經是普什諾伊元帥公開的情人,大多數週末,她在元帥的鄉間別墅舉辦宴會招待他的密友們,而他們大多數也帶著各自的情婦。德米卡不知道普什諾伊元帥是如何擺平公眾場合常出現在他左右的那位表情和藹的原配的。尼娜去鄉間別墅的時候,德米卡和娜塔亞就負責照看格里沙。起初沒有自己孩子的娜塔亞很緊張——尼克不喜歡孩子。但她很快就喜歡上了和德米卡有點相像的格里沙。這並不奇怪,娜塔亞也有大多數女人都有的母性本能。

德米卡和娜塔亞的私生活很快樂,但工作卻不是很順心。克里姆林宮的死硬派雖然暫時接受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的和解,但在柯西金和德米卡從布拉格回來之後,這些保守派卻開始破壞協定,施壓要粉碎杜布切克之改革的入侵。炎熱的莫斯科,在共產黨要員避暑的黑海別墅裡,兩派人馬的爭吵持續了整個六月和七月。

對德米卡來說,這不僅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格里沙和他將來生活在怎樣一個世界的問題。十五年後,格里沙要上大學,再過二十年他要參加工作,再過二十五年他也許就會有自己的孩子。蘇聯會不會建立起如同杜布切克那樣更具人性化的共產主義社會體系?還是會繼續堅持目前這種共產黨權威不可挑戰、民眾被克格勃殘酷壓制的暴政統治呢?

令人氣憤的是,蘇聯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卻是個隨風倒的騎牆派。德米卡很瞧不起勃列日涅夫。因為害怕站在失敗者一方,勃列日涅夫從不在確認哪方的意見會佔上風之前隨意做決定。他沒有遠見,沒有勇氣,沒有讓蘇聯變得更好的整體方案。勃列日涅夫算不上是個真正的領袖。

衝突在8月15日,星期四開始的政治局會議上達到了最高潮。和以往一樣,正式會議只是大員們聊聊天握握手,真正的鬥爭發生在政治局委員助理們的準備會上。

在陽光下,德米卡和葉夫根尼·菲利波夫在漆成黃白兩色的政治局大樓外面停著的車輛之間相遇了。“看看克格勃從布拉格發來的報告,”菲利波夫說,“反革命學生集會!公開談論反共的俱樂部!秘密的武器儲備!”

“這些事我一概不信,”德米卡說,“沒錯,的確有些改革的議論,但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危險被那些因失敗而退居二線的前領導人誇大了。”事實上,這些敏感的報告是採取強硬路線的克格勃頭子安德羅波夫為了迎合克里姆林宮的保守派一手炮製的。只是德米卡不傻,不會把真相大聲說出來。

德米卡有可靠的情報來源:他的雙胞胎妹妹坦尼婭就在布拉格。到了布拉格以後,坦尼婭除了發些立場含糊的文章給塔斯社之外,主要給德米卡和柯西金髮送一些反映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現狀的報告。她在報告中說,除了一些守舊的共產黨人以外,杜布切克是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眼中的大英雄。

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人們很難探知外部社會的真相。蘇聯領導人扯了數不清的謊。在蘇聯,幾乎所有檔案都信不得:農產品產量、對外政策的評估、警方對嫌疑犯的審問記錄,以及經濟上的預測分析。人們常私下裡說,報紙上唯一真實的版面是對電臺和電視臺節目的預報。

“我不知道形勢會怎樣發展。”週四夜裡,娜塔亞對德米卡說。娜塔亞仍然在為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工作。“來自華盛頓的訊號表明,如果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約翰遜總統什麼都不會做。他有太多國內的麻煩需要處理——黑人發起的騷亂,對政治人物的暗殺,越南戰爭的進退,已經接踵而至的總統選舉。”

他們結束了白天的粉刷,正坐在地板上一起喝啤酒。娜塔亞的前額有塊黃色的漆印,不知為何,德米卡產生了想馬上和她做愛的衝動。他不確定是現在就幹,還是等兩人洗完澡上床、娜塔亞說到“在我們結婚之前……”時再幹。

德米卡不想把話題引到結婚上。“你怎麼不說話了?”他問說完美國形勢的娜塔亞。

“我們應該談談孩子的問題。”

“我們應該在一整個夏天沒日沒夜地幹之前就考慮這個問題。”他們從來沒進行過避孕。

“是的,但你已經有個孩子了。”

“是我們有個孩子,格里沙是我們的孩子,你是他的繼母。”

“我很喜歡他,喜歡這個如此像你的孩子非常容易。可如果再多幾個孩子你會怎麼樣?”

德米卡知道,不知為何,娜塔亞正在為孩子的事情擔心。他要讓娜塔亞安下心。他放下啤酒,抱住娜塔亞。“我愛你,”他說,“我想和你一起生孩子。”

“感謝上帝,”娜塔亞說,“我已經懷孕了。”

坦尼婭發現,在布拉格很難買到報紙。這是杜布切克取消新聞審查的諷刺結果。過去,很少有人閱讀國有報紙上平淡又不真實的新聞報道。報紙開始說出真相以後,印出來的報紙又遠遠滿足不了群眾的需要。坦尼婭必須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報攤售空前搶到一份。

電視也開禁了。在現在的電視節目中,工人和學生可以質疑甚至批評政府部長。釋放的政治犯可以向當初把他們投入監獄的秘密警察當眾提問。所有賓館大堂的電視機旁幾乎都圍著如飢似渴看著電視上激辯的民眾。

同樣的場景發生在所有的咖啡館、工人餐廳和市政廳裡。被壓抑了二十多年的民眾突然間可以吐露心聲,暢所欲言了。

對自由的嚮往是很容易傳染的。坦尼婭開始相信過去的日子已經結束,不會再擔驚受怕了。她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是個還存在著秘密警察和實施酷刑的地下室的共產主義國家。

她隨身帶著瓦西里第一部小說的列印稿。

和第一次收到的短篇小說一樣,這部小說是在她離開莫斯科前不久一個不願透露來歷的陌生人在塔斯社辦公樓外的街上交給她的。和前一次相同,瓦西里的字又小又密——無疑是為了節省紙張。這篇小說有個諷刺性的標題:《自由人》。

坦尼婭把小說列印在航空信紙上。她做好了自己的行李被人開啟的心理準備。儘管坦尼婭是塔斯社的一名資深記者,但所住的旅館房間依然有被人翻個底朝天的可能,布拉格老城區分配給她的公寓也可能被搜查。但她自認找的隱藏處還不錯。儘管如此,她還是非常害怕。藏著的小說就像是隻燙手的山芋。坦尼婭希望儘快把小說交出去。

她和英國一份報紙駐布拉格的記者交上了朋友,時機成熟以後她對那位記者說:“我在倫敦認識一位擅長東歐小說翻譯的圖書編輯。她是羅利出版社的安娜·默裡。我想就捷克文學對她進行採訪。你能幫我給她帶個話嗎?”

這條線索可以追查到坦尼婭和安娜的關係,所以十分危險。但坦尼婭必須冒些險,在她看來,這是可以承受的風險。

兩週後英國記者對坦尼婭說:“安娜·默裡下週二來布拉格。我沒有你的電話號碼,所以不能讓她打電話給你,不過她會住在皇宮酒店。”

週二那天,坦尼婭給皇宮酒店去了個電話,留了個口信給安娜:“四點在揚·胡斯的紀念碑前和雅各布見面。”揚·胡斯是中世紀一位因堅持彌撒用本國語言而被教皇火刑燒死的哲學家。時至今日,他依然是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外國統治的象徵。他的紀念碑坐落於老城區的中心廣場。

各個賓館的秘密警察對西方來客特別感興趣,坦尼婭假定留在賓館的口信秘密警察都會檢查一遍,這意味著他們會到紀念碑監視,看看和安娜會面的是什麼人。因此坦尼婭不會出現在會面地點。坦尼婭會在安娜前往紀念碑的必經之路上攔住安娜,遞給她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老城區一家餐館的名字,以及“晚上八點鐘在雅各布預定的那桌見面”。

從賓館到餐館的路上,安娜仍然有被跟蹤的可能。不過這種可能性不大:秘密警察沒有足夠的人手跟著所有的外國人東奔西跑。但坦尼婭還是採取了預防措施。儘管天氣已經熱了,但她還是穿著件皮外套早早地來到了餐館。她沒有坐在預定的餐桌上,而是換了張桌子。安娜走進餐館以後,她馬上低下頭,偷看著安娜走到預定的餐桌邊直至最終坐下。

安娜明顯是個外國人。東歐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衣著有她那麼講究。安娜穿著一身與豐滿體型非常相配的深紅色套裝,另外還配了條顯然是從巴黎弄來的彩色圍巾。安娜長著很可能繼承自雅利安-猶太人混血母親的黑色頭髮和黑色眼睛。坦尼婭估計她應該快三十歲了,雖然青春不再,但安娜越來越漂亮了。

沒有人跟在安娜身後。坦尼婭等待了十五分鐘,觀察著新來的客人。安娜坐下以後叫了瓶匈牙利白葡萄酒,喝下了一小杯。在此期間有四個人走進餐館,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和一對正在約會的年輕人:看上去不會是警察。確定沒有危險以後,坦尼婭走到預定的那桌,把外套脫下放在椅背上,然後和安娜坐在一起。

“謝謝你能來。”坦尼婭說。

“不必謝,這是我的榮幸。”

“這一路很遠吧。”

“你給了我《凍傷》,為了你,走十倍的路也願意。”

“他又寫了本小說。”

安娜靠在椅子上,滿意地嘆了口氣。“我就希望你說這個來著,”她往坦尼婭的杯子裡倒白葡萄酒,“稿子在哪兒?”

“我藏起來了,離開餐館之前再交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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