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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布魯斯最後一次出門的那個晚上，我們坐在一起聊天，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竟是我們相處的最後一秒。當時，我一點預感都沒有。每年到了秋天，他都按照醫生的吩咐，到國外某個地方去過冬。這已是第三次了。他總不在家，對此我早已經習以為常了，而且總是在他不在家時替他料理家產。他第一次冬天外出時，我還在牛津讀書，他是否在家我當然覺得無所謂，但到了第二個冬天，我就回家安安穩穩地住下，整日足不出戶，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我對牛津的那種集體生活一點也不留戀，事實上，擺脫了那種生活，心裡倒覺得挺快活。

我一向都是隻願意待在家裡，哪兒也不想去。自從一歲半父母雙亡後來到這個家，除了先在哈羅，後又在牛津讀書外，我沒去過任何其他地方。安布魯斯十分憐惜我這個父母雙亡的小堂弟，就像對待其他孤苦伶仃、弱不禁風的幼小生命，像對待小貓小狗或是其他需要關懷的小動物一樣，用他獨有的那份寬厚，把我撫養成人。

我們這個家從一開始就有與眾不同之處。我還是三歲孩子的時候，我的保姆用毛刷子打了我的屁股，他就讓她捲鋪蓋走人。這件事我一點都記不得了，是他後來告訴我的。

“看到那個女人為了這麼丁點兒小事，用她那雙粗大的手打小孩，”他對我說，“我簡直氣得火冒三丈。小孩子不懂事，淘氣是難免的。她一點兒事理都不懂，實在是太蠢。從那以後，你做了錯事，都由我來教育你。”

我對此從未有過任何抱怨。絕不會有人比他更正直，更公正，更富有愛心，更善解人意。他教我學二十六個字母，每個字母都找出一句罵人話，我要學的字母就是這句話的第一個字母。他就是用這種再簡單不過的辦法教我學會了字母。要給每個字母都找到一句罵人的話，這著實讓他下了一番工夫，但他最終還是都找到了。同時他警告我說，這些罵人話可不能連起來說。

他待人處世一貫謙恭有禮，然而對女人卻總是很靦腆，充滿戒心，他認為女人是家裡的禍害，所以總是僱傭男僕。我們這個家族一直都是由我伯父原來的管家老斯考比掌管的。

也許他很古怪——西部人性格古怪盡人皆知——儘管他對女人看法獨特，教育孩子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但他絕不是一個怪人。鄰居們喜歡他，敬重他，佃戶也都愛戴他。在得風溼病之前，他常常冬天出去打獵，夏天則駕著那艘平時停泊在海灣裡的帆船去釣魚，有興致的時候也出去吃吃飯，在外面玩一玩。每個星期天，他都去做兩次禮拜，有時佈道時間過長，他會在我們家的教堂固定座位上看著我，面露一副苦相。他還極力影響我，讓我像他一樣有興趣種植一些稀有灌木。

“這是一種創造，”他常常這麼說，“就像其他創造一樣。有些人喜歡養點什麼，我倒喜歡看著從土裡長出東西來。不那麼費勁，結果卻更令人滿意。”

安布魯斯的話讓我的教父尼克大為震驚，赫伯特・帕斯科牧師，還有他的其他朋友們也都很吃驚，這些人過去常勸他安下心來，享受享受家中的歡樂，好好成個家，不要只知道侍弄那些杜鵑花。

“我已經有了接班人。”他總是揪著我的耳朵回答說，“為了他我是少活了二十年還是多活了二十年，就看我怎麼看了。再說，菲利普就是現成的繼承人，所以，不存在我是否盡到責任的問題，到時候他會替我做的。舒舒服服地坐一會兒吧，先生們，家裡沒有女人，我們可以穿著靴子把腳蹺到桌子上，痰就吐在地毯上好了。”

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做。安布魯斯非常挑剔。他之所以當著新來的牧師這樣說，完全只是為了尋開心。牧師是個可憐的妻管嚴，養了一大串女兒。安布魯斯坐在桌子的一邊朝我擠擠眼睛。

我現在依然記得他當時的樣子。他四仰八叉地半躺在沙發裡，上身略略有些前傾——我也從他那兒學來了這個習慣——看著牧師小心翼翼地為自己無濟於事地辯白著，他不出聲地笑起來，笑得渾身發抖。然而，他又惶恐傷了牧師的感情，本能地改變了談話的口吻，轉而談起一些讓牧師開心的話題。他是在盡全力讓牧師覺得舒服一些。我去了哈羅以後越發欣賞他的這種品質。假期實在過得太快。這期間，我不斷能感受到他的言談舉止以及和他相處與學校裡的那些同學和老師是多麼的不同，同學們調皮搗蛋，老師們冷酷刻板，簡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每當我準備坐車去倫敦時，總是臉色煞白，眼淚汪汪的，而他總會拍著我的肩膀對我說：“沒事，這是一種訓練，就像馴馬一樣。我們誰都逃不過這一天，這個假期過去了，下一個假期轉眼就到，到時候我就接你回來，就哪兒也不去了。我自己來訓練你。”

“訓練我什麼呢？”

“嗯，你是我的繼承人，不是嗎？這裡面是有學問的。”

於是，我就走了。馬車伕威靈頓趕車送我到波得敏坐去倫敦的車。我回過頭，最後看了一眼安布魯斯。他拄著手杖站在那兒，幾隻狗圍繞在他的身前身後。他眯縫著眼睛看著我，目光中充滿了對我確信無疑的理解。他一頭濃密的捲髮已漸漸變白。看到他向狗打了一聲呼哨，轉身走進房子，我只覺得喉頭一陣哽咽。馬車穿過門口的草場，駛出白色的院門，經過一片農舍，車輪壓在礫石路面上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馬車載著無可奈何的我向學校走去，向遠離安布魯斯的日子走去。

然而，他沒有顧及到自己的健康狀況，等我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學和大學學業，他卻要離去了。

“他們對我說，如果再待在這樣一個天天都下雨的地方過冬的話，我就得一直坐在輪椅上，再也別想站起來了。”他對我說，“我必須離開這裡，到一個陽光充沛的地方去過冬，西班牙或是埃及的海濱，或者是到地中海沿岸任何干燥溫暖的地方去過冬。我倒不是非去不可，但我要是成了瘸子，那就完蛋了。我出去還有一個好處，可以帶回來一些誰都沒有的花木。我們可以看著它們是如何鬼使神差地在康沃爾的土地上生長。”

冬去冬來，頭兩個冬天都是這樣過去的。他在外面過得挺好，我覺得他倒也不孤單。他回來的時候，天知道帶回來了多少種樹、灌木，還有花。那些植物真是形狀各異，色彩紛呈。其中，茶花是他最熱衷的，我們專門開闢了一個茶花園。不知是他特別精通園藝還是有什麼其他門路，反正這些花一直都長得很好，一株也沒死。

日復一日，到了第三個冬天，這次他決定去義大利，打算去看看佛羅倫薩和羅馬的一些花園。這兩個城市的冬天都不暖和，可這對他來說沒大要緊的，他並不在意，因為他聽說那裡雖然很冷，卻很乾燥，而且他也沒必要介意雨水多少。最後一個晚上，我們聊得很晚，他從來都是很晚才睡覺的，我們經常在書房裡坐到凌晨一兩點。有時說說話，偶爾一句話也不說。那晚我們倆伸展雙腿，烤著火，幾條狗蜷伏在我們腳邊。前面說了，我當時一點預感也沒有，可現在回想起來他倒像是有什麼預感似的，不時望我一眼，一副若有所思卻又十分茫然的神情，一會兒看看我，一會兒看看牆壁，看看那些熟悉的畫，一會兒又看看火，再看看蜷伏的狗。

“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突然迸出這麼一句。

“那我馬上收拾一下。”我趕緊說。

他搖了搖頭，笑笑說：“不用了，我只是隨便說說，咱們不能兩人一起離家幾個月，這是一種責任，知道嗎？一個莊園主的責任，不管別人是不是都這麼想，我是這樣一種想法。”

“我可以和你同行到羅馬，”我說，為自己的這個主意感到興奮，“要是天氣沒什麼不測的話，我能在聖誕節前趕回家。”

“不，”他慢聲細語地說，“不行的，我也就隨便那麼一說，再別往這上面想了。”

“你沒什麼感覺不好的吧？”我問他，“沒覺得哪處疼吧？”

“我的天，看你說哪兒去了，”他笑了起來，“你把我當什麼了，當病人？我都有好幾個月沒得風溼了。麻煩的是，菲利普，我對家實在過於迷戀了。你到了我這個年紀，或許也會有這種感受。”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視窗，拉開厚重的窗簾，凝視著窗外的草坪，靜默了好一陣。寂靜無聲的傍晚，穴鳥已經歸巢，貓頭鷹已不再啼叫。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們把小路都挖了，種上了草，現在屋前都是草地，”他說道，“如果草地一直延伸到斜坡那頭的馬廄旁，效果可能會更好。什麼時候你再把那些灌木處理掉，就可以一眼望到海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說，“幹嗎是我來處理，而不是你？”

他沒有馬上回答我的疑問。“一回事，”他最後說道，“這是一回事，沒什麼區別。你可得記著做啊。”

我的老夥伴當恩犬，這時抬起頭看著他，它已經看到了廳裡整理好的箱子，也嗅到了離別的氣息，它吃力地起身，走到安布魯斯身邊，垂著尾巴站在那兒。我輕聲喚它，它卻不過來。我在爐缸上磕了磕菸斗，鐘塔上的鐘噹噹地敲了幾下，僕人的房間裡傳來斯考比嘟嘟囔囔罵夥計的聲音。

“安布魯斯，”我忙說，“安布魯斯，讓我跟你一起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