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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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結束後班裡氣象一新，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大約有二十個畢業設計課題，旁邊註上難易程度，分為ABC等，我挑了一個日等的課題，找到指導老師談了一下。老師給我開了五六本參考書，我補辦了一個借書證，沒費什麼周折便在圖書館找到了那幾本書，然後帶回家去看。

由於平時沒有好好上課，學業幾乎沒有什麼建樹，所以只好閉門在家，照葫蘆畫瓢地開始編寫那個管理軟體，我選用了當時非常流行一年後便被"FOXBASE"淘汰掉的"DEBASEFOUR"來編寫，圖形方面用"MICROSOFTC"介面，東抄西仿，竟然十分有趣，很快便編出一個頗為花哨的資料庫，我父親給我找了一個他過去的同學，此人是計算機資料庫方面的權威，他借我五本摞起來足有半米高的資料庫程式例項，我把其中頗為複雜的查詢部分改頭換面地抄了進去。

一個月之後，我到機房花了一個星期時間把程式敲了進去，又調了半個月，居然做出了一個讓指導老師大為驚異的資料庫。完事之後己是4月初，接下來的時間是寫畢業論文，等待答辯，還有，就是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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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找工作我跑了七八個地方，不是工作太累就是報酬太低，眼見無法找到一個像樣的工作不免灰心，我乾脆回到家裡坐等學校分配，橫豎聽天由命。

華楊的情況大體上跟我差不多。

阿萊的運氣比我們要好，她找的第二家公司是個美國獨資的電訊公司，主考她的人是個澳大利亞的工程師，他跟阿萊聊了一通澳大利亞的袋鼠之後又聊了一部澳大利亞國產電影《鱷魚鄧迪》，之後收下她，從5月初開始上班試用，月薪三百美元。為此阿萊快樂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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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某一天開始，我在電話裡聽不到華楊的聲音了，這個情況持續了一個月左右，緊接著，華楊的父母也打電話來向我詢問華楊的情況，所以我當機立斷，一大早就直奔他和向培住的小屋。

我到那裡時是上午9點，門從外面鎖著，拉著窗簾，我爬到門上的透氣窗向裡張望，裡面亂成一團，被子有一半掉到地下，電飯煲的蓋子也沒蓋上，床上散亂地扔著一些衣服，有向培的，也有華楊的，五斗櫥的門開著，抽屜被拉出了一半，給人一種被陌生人闖進過的感覺，我正驚異間，忽聽背後有人大喝一聲："幹什麼的？什麼人？"

我被嚇了一跳，轉過身，從踩著的破板凳上跳下來，餘悸未消。卻見華楊的鄰居老太太臂上戴著一小截髒乎乎的紅箍，手握一根小竹竿，正滿腹狐疑地注視著我。

我問她華楊和向培的去向，她告訴我說，他們被警察抓走了。

我跑到派出所，填一張申請表，費了不少唇舌才得知，向培已經給轉走了，華楊沒有什麼事，因為態度不好，才多拘了幾天，警察抓向培時，他用刀扎他們，還好被一個片警手疾眼快給了他一拳，把他打暈了過去。

我給學校保衛處和團委各打了一個電話，叫他們快點來領人，然後進去看華楊，他坐在一個牆角里，耷拉著頭，兩腿岔開伸出老遠，手握成拳頭，裡面是一個釦子，他告訴我，那是最後從向培身上扯下來的。

我們一起靠著牆抽菸，等著學校來人，華楊的牛仔褲又髒又破，套頭衫上的"野孩子"三個字已連成了一片，偶爾一抬眼睛，目光充滿迷惘和悲哀，他一語不發地抽著煙，讓我覺得彷彿我打擾了他什麼似的。

我帶來的半包煙很快抽完了，我把空煙盒揉成一團扔到一邊，他忽然抬起頭，盯著那個空煙盒看，半天，他說：完了。

我看到他把頭埋在掌心裡，我覺得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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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阿萊發了第一月的工資，請同學和朋友吃了頓飯，給我買了一雙阿迪達斯運動鞋，為此每當我一進飯館就問服務員"有沒有軟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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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論文答辯透過，學校的分配下來了，輪到我是中日合資的華歌爾公司和西單商場。我在天天坐在計算機前畫乳罩內褲內衣和填庫存兩項工作面前權衡了一下。前者下流後者枯燥，於是哪裡都沒去。不久，我找到一份在中關村一個小公司的工作，沒問清楚是什麼就答應了下來，也是因為慌不擇路，事後才知道是一份非常可笑的工作——修理計算機。這是一份我所能找到的最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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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楊說過，人生最經常做的事情就是四處逃避。這是他的觀點，但我不這麼看，我覺得應該把四處逃避改成四處碰壁，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你必得東奔西走，忍辱負重，惶惶不安，即使運氣好可以苟且一時，來日也得迎接新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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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萊，我更願意就像我們第一次接觸時那樣，我的雙臂扶住你的肩膀，用我的額頭輕輕蹭你的額頭，一直到我們確認永遠相互需要對方才停下。

馭年來到的鐘聲是我一個人坐在家裡聽到的，當時我喝得大醉，用腳把電視機關掉，房間裡瀰漫著菸草和酒的怪味，地上扔滿了花生皮和各種食物的殘屑，床單皺皺巴巴，被子捲成一團兒，我形似大蝦，弓身曲背，頭髮又長又亂，忍受著從胃裡翻上來的一串串噁心，在那間早已物是人非的屋子裡熬過漫漫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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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變一下我的惡劣心情，我買了一個外地車本和一輛；日夏利，用去6萬多塊錢，車到手後，大修了一通，數數剩下的錢，不到兩萬元了。

我打電話找到華楊，一起開車兜風，正是嚴冬，我把暖風開到最大，門窗緊閉，哪有一點兜風的樣子！

華楊坐在我旁邊，不停地擺弄車裡的錄音機，一盤一盤地換磁帶，一盤磁帶最多聽一首歌，其餘的時間用來找歌，我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聽著一首首沒勁的歌。

華楊的工作幹得不太順心，據他說，他們經理看他總不順眼。

車開到左安門時，華楊對我說："哎，咱們去哪兒啊？"

我把速度放慢，趁機點上一支菸："你說吧。"

"不知道。"

"那我就瞎開了啊。"

"你本來不就是瞎開嗎？"

"想去天津嗎？"

"行，就去天津吧。"

"去天津幹什麼？"

"沒準兒到那兒就知道了。"

我把車開上京津高速公路，一腳踩下油門，車速慢慢地悠了起來，速度表指到一百三十公里時，車子有點發飄，錶針在一百三十附近不停地抖動，華楊把安全帶繫上了。

"還能再快嗎？"

我聽他這麼問我。

油門早已踩到底，車子像要散了似的，一輛白色的桑塔納被我們超過去了，接著超過了一輛黑色賓士，很快，賓士車就追了上來，把我們遠遠拋在後面，我看到車後尾燈閃爍，像是故意嘲笑我們，我踩住油門不放，車子發出轟鳴，我置之不理，但車子的速度已到極限，再也快不了了。

到天津後，我和華楊找了一個小酒吧坐下喝酒，冬天的啤酒喝得人很不舒服，酒吧空氣混濁，三兩個穿著難看制服的服務員在桌子間轉來轉去，華楊問我："記得咱們學校門前的那個小飯館嗎？"

我點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