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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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那年，我去了雲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個群山環繞的小平原，有翠綠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裡，天空湛藍湛藍的，真是美極了。我是兵團戰士，穿著洗白了的軍衣，自以為很神氣，胸前口袋裡裝著紅寶書，在地頭休息時給老鄉們念報紙。我從不和女同學談話，以免動搖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幾年我乾的事情就像水漏過篩子一樣，全從記憶裡漏出去啦。但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卻使我終生難忘，印象是那麼鮮明，一切宛如昨日。

事情發生在那年春天。隊裡有個慣例，農忙時一天要給牛喂兩頓紅糖稀飯，要不牛就會累垮。那一天，教導員從營部來，正好看見我的朋友大許提了桶稀飯去餵牛。他一見瞪起眼來就喊：“給牛喝稀飯！哪個公子哥兒乾的事兒！”

他等著大許跑到他面前來認罪。可是大許偏不理他。教導員喊一聲沒人理，又直著脖子吼起來：“誰幹的？”

大許走過去說：“我提來的稀飯。耕牛都要喂稀飯，不然牛要垮的。”

教導員斜著眼打量了他一番，衝他大喝一聲：“牛吃稀飯！人吃什麼？你給我哪兒來的送哪兒去！”

大許被他濺了一臉唾沫星子，不由得發怒：“哪兒來的？那邊大鍋熬的，一頭牛一桶。”

教導員大怒：“你放屁！拿糧食餵牛就是要改！把桶提到伙房去！給人喝！”

大許冷笑一聲：“人不能喝啦，教導員。桶裡我撒了尿啦。”

大許沒撒謊。牛就是愛喝人尿。我猜這是為了補充鹽分，另外據說尿素牛可以吸收。因此，我們在沒人的地方常常撒尿給牛喝，有時就撒到牛食桶裡。教導員以為大許是拿他開心，伸手就揪大許的領子，要把他提溜走。大許當然要掙扎，兩人撕扯起來。教導員大罵：“你這流氓！二流子！”大許回嘴：“你知道個屁！你就會瞎喳喳！”

後來，別人把他們勸開了。教導員怒氣不息，堅持要開大許的批判會，隊長百般解釋，他執意不聽。直到隊長急了，衝著他大叫：“教導員同志！你這麼搞我們怎麼做工作！我要向團黨委彙報。”教導員這才軟下來。可是晚點名時他又說：“你們隊，拿大米餵牛！我批評以後還有人和我頂起來，好嘛！有兩下子嘛！這叫什麼？這叫無政府主義！”老職工在下邊直嗤他：“他是怎麼搞的，餵牛的飼料糧是上面發下來的嘛！”“咱們的牛都瘦成一把骨頭了，還要犁地，他孃的不犁地的還要吃四十二斤大米哩。”

從此以後，教導員見了大許總斜著眼。他知道大許出身不好，背地裡常罵他狗崽子。後來就三天兩頭往我們隊裡跑，想找大許的碴兒。我發現他來意不善，常在背地裡關照大許：“教導員要整你啦。”大許並不害怕，說：“我幹我的工作，他整得著嗎？”

碴兒到底還是給教導員找著了。那年秋收時，大許的腳扎傷了，雨後地裡潮溼，隊裡照顧他在場上幹活。幾千斤稻穀上了場，需要留人翻曬，於是又派了我和一個女同學邢紅。

早上霧氣消了以後，我們開啟麻袋，把半溼的稻穀倒出來，攤在場上，這活直到中午才幹完。下午我們到場上時，她已經在那兒了。她洗了頭，長髮披在肩上，在樹蔭底下盤腿坐著，笑嘻嘻地看著小鳥飛，好像很感興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穀翻一遍，可是她對我說：“別翻了！五分鐘以前我剛翻過一遍。”

於是我們倆也到樹蔭裡坐下。我對大許說：“我看你什麼時候還是去找教導員談談，他可能對你有誤解，談了就解開了。”

大許回答得很乾脆：“我不去！”

我說：“還是去談談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說說。”這時我聽見哧哧的響，原來是她在鼻子裡哼哼。她說：“沒意思。幹嗎讓大許去討饒？”

我白了她一眼，覺得她瞎搭碴兒。她覺察出來，就笑了笑，走開了。

大許低著頭半天不說話，忽然，他抬起頭來大叫一聲：“不好！來雨了！”

我一看，果然，烏雲已經起來半天高了。我們趕緊去收稻穀。她不見了。我就喊：“邢紅！邢紅！來了雨了！”

她在遠處答應：“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從河邊拉來一頭牛。我們給牛架上個刮板，用牛拉著把稻穀堆起來果然快得多，一會兒就把谷堆撮起來一多半。風來了，雨馬上就到，偏巧這會兒牛一撅尾巴。她趕快把牛尾巴按住說：“這個該死的！”她笑起來了。我連忙把牛趕到一邊去，讓它拉了一脬牛糞。這一弄實在耽誤工夫。等我們堆好谷堆，雨點子已經劈里啪啦地打了下來。當時有一塊蓋谷堆的席子不合適，反正那席子已經爛了半邊，大許就拿鐮刀削下一塊來，然後蓋上防水布。剛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們跑到涼棚裡躲雨，大許還拿著那塊席片呢。我說：“扔了吧。”他說：“留著可以補籮筐。”忽然邢紅彎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後直起腰來在大許肩上拍了一下說：“你看這兒！”

我們一看，席子上粘著一角人像。壞了，那會兒根本沒有別人的像。大許嚇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畫像揭下來捧在手裡看。

這塊席原來一定是草屋裡打隔斷的。我說：“怎麼辦？另一半在谷堆裡呢。天晴以後開啟就該被別人看見了。大許，你快報告去吧。”

她說：“報告說是誰搞壞的呢？”

我沒吭聲。大許說：“當然是我。”

邢紅說：“你瞎說，不是你。教導員正要整你呢，說是我好啦。”

大許不幹，他是個誠實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條妙計來：“要是人家看見了，問是誰弄的，就說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不知道誰幹的，這樣就誰也不用承認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時，那片席子就被上場攤稻穀的人發現了，而且教導員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趕了來，逼問我們這是誰弄的。我們當然說記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罷甘休！他把我們挨個逼問了一通，讓我們仔細講一遍當天下午的活動，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講，尤其是蓋席子的過程，要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講。不知他們感覺怎麼樣，反正在教導員逼我的時候，我覺得手心出冷汗，舌根發硬，說起話來結結巴巴。我講完了以後他盯住我說：“你熱愛毛主席嗎？”

我說：“熱愛。”

“好。你再講一遍，是誰用刀削下席子的那個角的？”

“記不清了。真的記不清，也許席子本來就缺一角。”

他瞪起眼來說：“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來是不缺角的，一個缺角的也沒有。你再想想。”

我流著冷汗說：“我不記得有誰拿過刀。也許是折了以後撕的？”

他眼睛發出亮光：“對，對，是誰？”

“不記得是誰，我沒看見。”

他冷笑著看著我。

他走了，我一個人坐在屋裡，忽然心狂跳起來。也許這真是犯罪行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嗎？我對得起毛主席嗎？一想到這個，我的心臟都要凍結了。

正在這時，我又聽到教導員在隔壁房間裡咆哮：“就是你乾的！你這個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寬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來是在審問大許！

教導員吼了半天，大許沒理他。他把大許轟走了，又把邢紅叫了去，對她也像對我一樣說了一氣。邢紅回答得很乾脆：“我記不清是誰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導員說：“你再想想。”

她說：“實在想不起來。要是你一定要找個承擔責任的人，就說是我撕的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