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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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約翰·西格拉姆，來到日本的長崎去拜訪位於大浦天主教堂附近的鯉川內科醫院時，時間已是新世紀伊始的二〇〇一年的九月。

日思夜想的日本之行不巧趕上了九月份的連雨天，多少有些令人掃興。不過，坐在有軌電車裡，一邊聆聽拍打車頂的雨聲，一邊隔著窗玻璃悠然地眺望雨霧繚繞的長崎街景，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走出有軌電車的站臺，撐起雨傘，沿著石鋪的坡道拾階而上，走不多遠便到了鯉川醫院。醫院的門前栽植了松樹，往樹影裡一站，可以俯瞰到長崎漂亮街景的一角。

醫院是一所木結構的建築，刷著白漆。我推開帶有幾分歲月滄桑感的磨砂玻璃門，向諮詢臺裡的人說明了來意。不一會兒，從裡面走出一位年逾四十、一身白衣的醫生，用英語接待了我。我的來訪目的早就和院方商量妥了。

留著一撇小鬍子的中年醫生為我指派了一名護士作為陪同。她將帶我去的地方是建在醫院後院的日式配樓。

我穿上鞋，走出主樓，撐起傘，從醫院主樓的側面繞到後院。院子裡修建了小水池，令人賞心悅目。我們倆走在池邊的小徑上，其間，她用隻言片語的英文回答了我幾個問題。

踏著碎石小徑走到庭院的盡頭，從這裡可以更好地俯瞰長崎的街景。它的大街小巷在細雨霏霏之中顯得格外的清爽，叫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相信，這座城市曾經接受過綽號為“胖子”[1]的可怕的鈽彈的洗禮。

我被引到配樓的玄關。我脫掉鞋子，換上給我遞過來的拖鞋，走上板間[2]。經過了一段擦拭得一塵不染的走廊，我被領進左手邊的一間舒適的會客室裡。她將一把椅子指給我，隨後便退出去，步伐輕快地消失在走廊的深處。

會客室的牆面是用常見於日式茶室的那種淡黃色的牆土抹出來的，倘要說得日本味兒一些，我腳底下的應該叫榻榻米了，上面鋪著塊波斯地毯，地毯上擺放著罩了白布的沙發和茶几。房間的一角是壁龕，一隻插著南天竹的枝條和一些我所不知道名字的花的黑漆花瓶靜靜地擺在裡面。

一張放大了許多倍的黑白相片被裝進相框，掛在左側的牆上。照片中，一名身著日式浴衣的白人男子坐在躺椅一樣的沙發裡，他的身後站著一位同樣穿著浴衣的日本女人。男子在浴衣外面披了件褂子。兩個人都是一樣的清瘦，一樣的五官標緻。女子是個標準的瓜子臉美人兒，男子則顯得溫文爾雅。兩個人都在恬靜地笑著。

坐在房間裡，外面的雨聲傳進耳朵，沙沙啦啦，無休無止。我往走廊那邊望了一眼，透過並排的一溜兒窗玻璃，可以看到剛才一路走過的庭院和庭院盡頭坡腳之下的長崎的街道。

指給我坐的是一把單人椅，跟前是一張矮桌。左手邊放了一組雙人沙發，而矮桌的對面則留出了很大的一塊空地。我是被刻意安排在面向這一處空地的座位上的。

其中的緣由很快便揭曉了。一位老人現身了，他坐在輪椅裡，由護士推到了那個位置。每逢老人有訪客時，大概都是這樣的一種安排。

“我是保爾·高木。歡迎你，遠道而來的客人。”

老人用英語說著，顫顫巍巍地伸出一隻手來。我連忙站起來，屈身握住了他的手。

護士說了句“我去倒茶”，便又退回走廊裡。

這句日本話我倒是能聽懂，可是我的日語水平畢竟有限，僅能勉強應付幾句寒暄客套話而已。之所以我斗膽隻身前來，不帶翻譯，是因為我知道，在這家醫院裡有一位會講英語的保爾·高木。

“你請坐。旅途一定很勞頓吧？”

高木一面調校助聽器，一面說。

“倒是沒覺得累，討厭的是倒時差……”

我笑著回答。

“斯托雷切先生和葆拉，對吧？”

我指著牆上的黑白照片問道。高木點了點頭：

“那是我的妹妹。”他說，“照片裡的人看上去很安詳，一點也不像是在戰爭時期。可兩個人的內心卻都是風起雲湧的。照片是在端島[3]上的照相館裡拍的。”

老人的聲音有些含混不清。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關切地問我：

“我的聲音很難聽清楚吧，畢竟是上了歲數的人了。”

我把屁股往前挪了挪，向前探出身子。

“不礙事的，我只要留意聽就是了。”我說，“我也早就想來長崎看看了。藉著這次公幹的機會，正好讓我夙願得償，我這會兒高興還來不及呢。”

“這雨下得不是時候啊……”

高木說。

“是啊，是有點兒遺憾。”我說，“可這雨倒也挺招人喜歡的。”

“我的英語都快要忘記了，眼看著今年就奔九十六啦。”

高木說道。

“哦？那您可真是高壽啊！可您看著一點兒也不像啊。”

雖然我對此心知肚明，但嘴上還是恭維了一句。

“身子骨也越來越差了。趁著我還能像這樣聊天的時候和你見上一面，我感到很欣慰。”

老人淡然地說道。

護士端著茶盤走進了房間。她將茶杯放在我和老人的面前。

“醫院裡還有事做，我就不奉陪了。請二位慢聊。”

說完，她衝我鞠了個躬。她講的是日語，見我聽不大懂，老人便將這句話的意思用英文向我作了轉述。我向她點頭致意，對她為我領路表示了感謝。

“有關巴納德·科伊·斯托雷切先生的行蹤，在他祖國美國始終就是一個謎。美國人的看法是，他是在B－29飛到九州上空被擊落時戰死的。可是到了戰後，卻從日本方面的檔案中發現了有關他被俘獲的記載。然而，再也沒有任何資訊能顯示他成為戰俘以後的情況。由於他本人沒有向佔領軍報到，長期以來，在他本國就有一種猜測，認為他也許是負了傷，在日本的某個地方死去了。”

在我說這番話的時候，高木邊聽邊不時地點頭，一旦覺出哪裡聽得不甚真切，他便蹙起眉頭，稍稍探出上身。於是，我便儘量注意放緩語速，好讓他聽得輕鬆些。

“可就在去年，您接受了一家美國媒體的採訪，親口說斯托雷切先生在日本倖存了下來。您的話激起了斯托雷切先生遺屬們的強烈興趣，他們急切地想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過著怎樣的生活。由於發生了一些遺產上的問題，我這次被派到日本，就是為了對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的。”

聽完我的這些拋磚引玉的話，老人仰靠在輪椅背上，用他那塌陷的下巴對著我。他在對著天花板出神。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保持著這樣的姿勢，其間，我一直聆聽著外面的雨聲。

老人緩緩地收回視線，然後訥訥地開了口：

“說來話長啊。實在太長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了。”

接著，他的表情微微抽動了一下，彷彿在苦笑。

“可如果不說，這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就會從歷史上消失，好像不曾存在過一樣。況且，能講述這個故事的人恐怕只有我了。說起來，他還真是命運多舛。在戰後，巴納德用了很長的時間，親口對我講述了所有的來龍去脈。我都一字不落地聽了，那感覺只能用目瞪口呆來形容。以我的感受來說，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日本，他的人生一直都很不幸。

“戰爭，這都是戰爭造的孽啊。假如沒有愚蠢之至的戰爭，也就不會發生如此荒誕離奇的事情。正是戰爭和戰爭帶來的殘酷，把他那原本就脆弱的神經徹底摧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