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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我們說實話，”艾莉森盯著她說，“至於如何處理，我們以後再談。眼下最重要的是孩子們。你回答我，是不是有人花錢僱你去接孩子了？他們是不是威脅你或你的家人了？”

“您在說什麼？”賈斯蒂娜說。

艾莉森站在那兒，腰桿挺得筆直。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長長地呼了出來。“不好意思，”最後她說道，“我別無選擇。你被解僱了。我要你週末前搬離這裡。”

“可是，桑普森夫人，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以找一個離學校更近的公寓。我敢肯定空房間多的是。我不能再留你住在這間小屋了。”

“但是，求求您，請別這樣。我沒有……”她說著，突然轉向了我。她想錯了，我沒有能力幫她求情減刑。

“桑普森法官，您能不能……”

“抱歉，賈斯蒂娜。”我儘量用堅定的口氣說。

我跟艾莉森回到家裡，關了燈躺下睡覺。雖然我們之間的距離只有兩英尺，但感覺卻像隔了數千裡。

艾莉森沉沉地呼吸著，彷彿要開口說些什麼，但是卻又忍住了。最後，她說：“關於賈斯蒂娜的事，我很抱歉。”

我不清楚她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感到抱歉，是因為指責我想跟賈斯蒂娜上床，還是因為她把賈斯蒂娜趕了出去。但是，不管怎樣，我不會拒絕她的主動道歉。於是，我簡單地答應了一聲：“嗯。”

“假如我錯怪了她，我就太可恨了。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總是不可抑制地去想，我對她的看法是正確的。她如此可疑，我沒法忍受她繼續在我周圍生活。”

“嗯。”我又答應了一聲。

“等這樁事了結了，我們就把她請回來。”

“我覺得她不會願意回來了。”

“難道你認為我錯怪了她？”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認為了。”我坦誠地說。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明天她去上課的時候，我要到小屋去，找一些上面帶有她指紋和DNA的東西。”

“真是個好主意。”沒錯，這麼做真的一點兒都不傷人。

屋裡開了空調，冷風嗖嗖地吹著。我把蓋在身上的毯子拉高了一些。

接著，她說：“我……我很抱歉說了你想跟她上床的話。”

“多謝。”我沒好氣兒地答道。

她朝我翻了個身，只用了一個動作就把那看似兩英尺、實則千里的距離消滅了。她飛快地在我的嘴唇上印下了重重的一吻。

“你是一個好男人，斯科特·桑普森。能嫁給你，是我的幸運。雖然我已經快要被眼下的事情逼瘋了，但我依然愛你。”

“我也愛你。你要記得。”

我把一條手臂伸到她的身子底下，她將頭靠在我的胸前。我緊緊地摟住了她。這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需要與人親近。她那溫暖的體溫提醒我，面對危機，我不是在孤軍奮戰。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我放任自己享受這一刻，內心倍感珍惜。

這時，門鈴突然響了。

我的身體立即本能地做出了反應。我將艾莉森一把推開，迅速跳下床，跑向了朝著房子正面的愛瑪的臥室，透過窗戶向下張望。

外面一片漆黑。我用目光掃過前院，搜尋著外人入侵的蛛絲馬跡，但是卻什麼都沒有發現。

我離開房間時，艾莉森也跟了過來。

“外面有什麼情況嗎？”

“沒有。”說著，我轉身與她擦肩而過，快步走向走廊。“至少我什麼都沒看到。不過，為了安全起見，你還是到薩姆的房間去，把門反鎖，在我叫你之前不要出來。”

我能聽到她的腳步聲在我背後朝著薩姆的房間移動。我迅速下樓，沒再到客廳去張望門廊，而是直接轉動栓鎖，解開防盜鏈，開啟了大門。

我先是向外看，外面跟往常一樣，沒有什麼異常。還是一樣的玉蘭樹，一樣的庭院，一樣的車道。

然後，我立刻向下看。果然，地上又擺著一個家得寶的紙箱，跟上次的一模一樣，頂部用銀色的膠布封住了口。我把膠布扯下來，開啟紙箱。

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紙箱底部鋪滿了捲曲的金色頭髮。

那是愛瑪的頭髮。

我抬起手捂住嘴。他們把她的頭髮剃光了。我那可憐的、甜美的小女兒，被剃成了光頭。我知道，她肯定會拼命哭喊反抗，說不定他們是把她綁起來之後才剃掉頭髮的。

我雙手顫抖地從箱子裡拿起了一個白色信封，裡面是一張卡片紙，印著熟悉的黑體字：

今晚，你家裡來的人太多了。以後可不許搞聚會了，我們已經沒頭髮可割了。

我走到門廊一角，看向外面的黑夜。在我們家和大路之間的這片樹林裡，有成千上萬的藏身之處，也許寫信的人就躲在那裡。他們不是好奇的鄰居，而是監視我們的歹徒。我慢慢地轉身，準備回屋。

正在這時，我注意到，又有一個喂鳥器不見了。

[1] 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or PTSD）：指個體經歷、目睹或遭遇到一個或多個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實際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脅，或嚴重的受傷，或軀體完整性受到威脅後，所導致的個體延遲出現和持續存在的精神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