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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已經到法院上班了。我心裡渾渾噩噩的，就像一場感情的宿醉。這個世界給我脆弱的心靈注入了太多種感受。就連窗外的天空彷彿也褪了色，一夜之間，對妻子生病的認知已經微妙地改變了我看待一切的目光。

也許我該感到一絲寬慰，因為艾莉森實際上並沒有在背地裡搞什麼陰謀，也沒有計劃著要跟保羅·德雷瑟私奔，而且不論情況有多麼糟糕，至少我們可以一起面對。但是，真相帶來的痛苦卻完全淹沒了這一絲寬慰。

我們曾面對的最大的健康危機就是我中彈的那一次。沒錯，當時確實是一片混亂、血腥可怕、觸目驚心。但說真的，那只是肉體上的傷口而已。用非常簡潔明瞭的牛頓物理學知識就能解釋得清楚：一顆子彈以一定的衝力射中了我，將自身的能量轉化到我的肉體上，在迅速衝出體外之前給肌肉和骨骼造成了傷害。甚至在我還沒意識到自己中彈之前，傷口就已經形成了。同樣地，康復過程也是非常機械的。整個治療過程完全沒有什麼神秘之處，雖然傷口很痛，但是我心裡知道，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因此不免鬆了一口氣。

這一回，情況要兇險得多。癌症就像一顆緩慢擊中人體的子彈，整個過程也許會持續數個月乃至數年。癌症與人體相撞只不過是一個開始，我們無從得知傷口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而且，最困難棘手的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在癌症面前，沒有定數，有的只是種種可能性。有的可能性還勉強可以承受，有的可能性卻完全無法想象。有的人會跑去研究一些圖表，覺得癌症患者能多活上五年或十年就不錯了，可我實在無法理解這種想法。後來，還是艾莉森嚴厲地教訓了我一番，提醒我我可是答應過要專心解決愛瑪的事的，我這才逼著自己振作起來。

距聽證會只剩下兩天了，我手下的職員都忙得不可開交。雖然我上班的時間還跟往常一樣，但等我到達內庭的時候，我卻是到得最遲的人了。我也做出一副忙著準備的樣子。

快到中午時，史密斯夫人打來了內線電話，我以為是被告方的辯護律師又對視覺輔助工具[1]的使用提出了疑問，或者是對於法庭的座位安排又產生了異議。然而，她說：“法官閣下，國會議員尼爾·吉思打電話找您。您現在方便通話嗎？”

尼爾·吉思。

聽到這個名字，我感到血壓都瞬間升高了。邁克爾·雅各布斯的新聞釋出會已經過去兩週了，而我呢，由於身陷絕望，不免生出了一種天真的幻想，居然以為那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當然，”我說，“把他的電話接進來吧。”

我在布雷克手下工作了好些年，雖然從未跟吉思打過交道，但對他早有耳聞。他可以說是國會全體435個立法者中最正經古板的一個，他見解敏銳、注重細節，是個技術官僚，可以在發言的過程中全憑記憶直接引用國會預算辦公室[2]的各項報告。我想起來，《華盛頓郵報》曾稱他是一個“厚臉皮的書呆子”。他對火車模型十分痴迷，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星際迷航》[3]愛好者，甚至還會說克林貢語[4]。不過，你要是因此就小覷他，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在史密斯夫人將電話接入時，我不禁屏住了呼吸。等我意識到之後，趕緊緩緩地出了一口氣。接著，吉思的聲音就從聽筒裡傳來了。

“上午好，桑普森法官。”他吐字清晰地說道。

“上午好，吉思議員。請問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我知道您很忙，我也很忙，所以我就直入正題了：關於您在‘美國訴斯卡夫朗案’中下達的判決，有一些爭議始終未能得到解決。我知道您週五那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聽證會，所以我覺得在那之前把問題處理了比較好。”

“好的。”我說。

“由於時間有限，直接與您取得聯絡是最為便捷的方式，希望您能理解。”

“當然，沒問題。”我故作鎮定地說，其實頭上已經開始冒汗了。

“太好了。您也知道，我的同事雅各布斯議員公開質疑了您對於斯卡夫朗先生做出的判決，這事兒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其實我明白，他這番熱心舉動並非全是為了呼籲司法正義，少說也有一部分是為了吸引新聞媒體的注意。因此，我沒有急於讓司法委員會介入此事，而是先聯絡了您的首席法官拜爾斯先生，想更好地瞭解一下他為何決定不再追究此事。於是，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與一位名叫凱斯·布魯姆的年輕人有關。”

他停頓了一下，等我說話。於是我便應了一聲：“嗯。”

“拜爾斯法官顯然覺得您講的這個故事非常動人，不過我想了解得更詳細一些。當然了，他不是當事人，所以並不清楚內情。於是，我便讓我手下的一名職員去查詢有關布魯姆的案子，您知道他查到什麼了嗎？”

“不知道。”我說，我感到自己已經踏入陷阱，動彈不得了。

“什麼都沒有。在特區的法院系統裡，根本就沒有凱斯·布魯姆的記錄，沒有認罪協議，也沒有審判結果。在您為富蘭克林議員工作的那段時間裡，特區的法院記錄中絲毫就沒有提到過一個叫凱斯·布魯姆的人。我們知道這件案子的內容不是保密的，因為您告訴拜爾斯法官說布魯姆先生當時已經不是未成年人了。於是，我的職員便進一步聯絡了特區的檢察署，結果他們那兒也沒有跟凱斯·布魯姆相關的記錄。”

“哦？”我裝作困惑的樣子。我的手方才一直放在桌子上，此刻把手拿開以後，我發現桌面上留下了一個汗溼的手印。

“所以我就聯絡您了。請問您是否有布魯姆先生的電話或電子郵箱？”

“呃，沒有。我們……我們已經很久沒聯絡了。我記得我也跟拜爾斯法官這麼說過。”

“我明白了。不過，您肯定能提供一些有用的資訊吧。比如他上的是哪所大學？或者他現在工作的地方是哪所高中？或者您是否能說出他家人的名字，可以透過他的家人找到他？我可以向您保證，這些資訊絕不會見諸媒體。我對於在電視新聞上露面是毫無興趣的，我只是想確認布魯姆先生的存在，並且考察一下他的經歷是否跟您向拜爾斯法官所描述的一樣。”

我拿著電話聽筒，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我拼命想編出點兒故事來擺脫困境，但是卻無能為力。不管我再捏造出什麼樣的謊言，一定會被輕易揭穿的，因為吉思會緊咬住這件事不放。而且，此刻我的大腦裡一片空白，連一句臨時搪塞的話都想不出來。

“您現在不說話，是因為根本就沒有凱斯·布魯姆這個人，對嗎？”吉思說。

我沒有回答。如果我告訴他實情，那麼我絕對沒法再保住帕爾格拉夫這個案子了。今天之內，這個案子就會被重新委派給另一位法官來負責。也就是說，此刻我要在自己的工作和女兒之間二者擇一，這根本就無須選擇，答案只有一個。可是，我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不論說什麼，都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桑普森法官，依我看現在有兩條路可走，”最後他說道，“一、您主動向我遞交辭呈，也許此事可以悄悄地了結；二、我將啟動對您的彈劾程式。”

“我……能給我幾天時間考慮一下嗎？下週一，下週一給您答覆。”

“抱歉，法官閣下，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再讓您負責阿波提根案了。我需要考慮聯邦司法體系的公眾威信。我建議您選擇第一條路，如果您願意主動辭職，那麼您必須要在阿波提根案的聽證會之前遞交辭呈。”

“我做不到。”

“好吧。您要知道，我會聯絡拜爾斯法官，並且將今天的談話內容告訴他。我會要求他立即召集巡迴上訴法院的司法委員會成員。當然，接下來怎麼做，就由他來決定了。但我會建議他在職權範圍之內盡一切可能停止你手頭所有案件的審理。”

我的請求變得卑微而急迫：“求求您，別這樣。”

“您說什麼？”

“我說，求求您，別對我這樣。求您別讓拜爾斯法官撤走我的案子。”

“我覺得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我不知道該怎麼對您解釋，但是我必須繼續審理案子，議員閣下。對我來說，這……這事關重大。”我的聲音在顫抖。

我知道這番話在吉思聽來跟我自己聽來是一樣的：可憐。

但顯然不值得被憐憫。

“抱歉，法官閣下，”他最後說道，“我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