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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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讀者一定還記得，在奎因先生的上一本偵探小說中，一位署名“J.J.McC.”的紳士寫了一篇序言。出版人當時並不知道奎因父子這位朋友的身份，現在仍然不知道。遵從作者的願望，“J.J.McC.”慨然再度執筆，為他的朋友的新小說撰寫序言。序言如下：

多年以來，我一直懷著濃厚的興趣關注著奎因父子的生活。他們有很多朋友，但我和這父子倆交往的時間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長。正因為如此，宣讀開場白這倒黴差事才落到了我的頭上，至少，埃勒裡是這麼斷言的。在古代戲劇中，宣讀開場白的往往是個古怪的預言者，他既要博取觀眾的歡心，又得滿臉堆笑地承受他們的無理取鬧。

不管怎樣，我將再次愉快地在一部現代謀殺偵探小說中扮演一位序言者。為什麼說“愉快”呢？原因有兩個。第一，奎因先生推出的第一部小說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而我多少也參與了那本書的出版發行工作；第二，我和奎因父子是老朋友了。不過，這種朋友有時也做得很辛苦。

我說“辛苦”，是因為我只是個凡人，在緊跟一名紐約警官繁忙生活節奏的同時，又得關注一個書蟲兼邏輯學家的思維活動情況，這其中的感受，大概也只有“辛苦”二字才能充分表達。理查德•奎因在紐約警察局幹了三十二年，也算是位老警官了。早在他退休前，我們倆就走得很近。他是個精悍的小矮個，兩鬢雖然有些斑白，但精力充沛，工作起來孜孜不倦。他熟悉案子，瞭解犯人，精通法律，但這些都不是什麼獨到之處。他之所以能從一堆平庸的警官中脫穎而出，靠的是辦案時展露出的過人膽識。儘管他堅決擁護兒子提出的那些更具啟迪性的破案方式，但不管怎麼說，他骨子裡仍是個講求實際的警察。奎因警官長期以來一直負責偵探處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偵探處創下了要案偵破記錄。迄今為止，在紐約市警務史上，該記錄仍保持著獨一無二的地位。當然了，奎因警官在工作中也有不順心的時候。他的上司有時為推行自己的某種理論或迎合新聞界的某種觀點，也曾奪過他的大權，親自對該部門進行全面改革。

埃勒裡•奎因經常感嘆其父的職業缺乏想象力，這一點，諸位或許也想象到了。他是個純粹的邏輯學家，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有夢想家與藝術家的氣質——惡徒們要是遇見他，那可真是死路一條。一切都逃不過隱藏在夾鼻眼鏡後的那雙眼睛；在他那敏銳思維的剖析下，惡棍們個個難逃厄運。在其父退休前，他的“終身事業”尚不惹眼。不過，他喜歡隨興所至地寫些偵探故事，或許，倒可以把這個愛好稱為“終身事業”。他的時間，絕大部分全都花在了學習上。他就像名學生，總在孜孜不倦地鑽研著各種知識。舅舅為他提供了一筆獨立資金，從而使他擺脫了社會寄生蟲的行列，過上了他所謂的“悠閒的知識分子生活”，這個定義倒是很有個性。埃勒裡•奎因是聽著謀殺與違法的故事長大成人的，在這種生活環境中，他自然而然地對犯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其天生的藝術家氣質又使他無法成為一名警察，因為他不能容忍警方那套按部就班的調查程式。

多年前的某一天，父子倆曾有過一次談話，當時，兩人闡述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探案觀點。那段談話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我之所以在此舊事重提，當然是因為它徹底展示了兩人性格上的差異——要想全面瞭解奎因父子，就必須知道這一差異。

當時，警官正在為我講解他的專業，埃勒裡坐在我們中間，懶洋洋地靠在椅子上。

“破案嘛，”老先生說道，“一般說來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在絕大部分案例中，作案人都是‘罪犯’——也就是那些經常違法的人。這些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有過犯罪記錄。

“在偵破這樣的案件時，警察們有許多事要做。按照通常的標準，辦案時必須收集相關的指紋記錄、私人照片及個人的全套檔案。另外，還要收集一些罪犯的特徵資料。目前，我們的偵探技術還不能和倫敦、維也納及柏林的警察相提並論，但至少，我們已經有了些基礎

“一個竊賊可能習慣於以某一特定方式撬門、撬鎖；一個搶劫犯作案時可能總戴著粗糙的自制面具；一個殺手可能總抽一種牌子的煙，而且喜歡隨手亂扔菸頭；一個流氓可能對女人有著某種變態的興趣；有些人習慣單獨作案，也有些人總要找人‘望風’有時，這些犯罪特徵與指紋一樣，是找到罪犯的確切線索。

“在普通人看來，這似乎很奇怪，”奎因警官掏出他的舊鼻菸盒，深深地吸了撮鼻菸——這已經成了他的積習——“罪犯竟會不斷重複相同的作案手段，留下相同的犯罪痕跡——總是抽同一牌子的煙；總愛隨手亂扔菸頭；總是戴著同樣的面具；襲擊婦女後，總愛舉行某種瘋狂的儀式。但他們忘記了，犯罪是罪犯們的職業，而每個行業都會在其從業者身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習慣印記。”

“順便告訴你一句，McC.，這位對心理學頗有研究的警察，”埃勒裡笑道，“對告密者的幫助也是來者不拒的。打個比方吧，就像是一隻小小的食蝨鳥，它站在犀牛的背上，預告著危險的來臨”

“我這就要談到這點了，”做父親的心平氣和地反擊道，“正如我一開始時說的那樣，在對付慣犯時，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已經習慣於依靠犯罪團伙中的‘告密者’和‘眼線’——他們還有一些更不堪入耳的名字——來偵破尋常案例，我兒子對這事一直就冷嘲熱諷。如果沒有眼線相助，案子可能積壓如山，這已經算不上是什麼秘密了。就像律師必須掌握正確的資料一樣，對於大城市的警察而言，眼線們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實這麼做也是有道理的——犯罪團伙的訊息網非常靈通，誰幹了什麼‘大買賣’，圈內人很快就會知道。我們只需找個‘眼線’，給他點甜頭，讓他把訊息透露出來。即便如此，事情也並非總是一帆風順，順便提一下”

“小兒科！”埃勒裡挑釁道，說完咧了咧嘴。

“我深信，”老警官沉住了氣，繼續說道，“如果眼線停止提供訊息，全球的警察局都將在六個月內關門。”

埃勒裡懶洋洋地駁斥道：“先生，您的話大部分都非常正確。正因為如此，您那百分之九十的案例調查在我眼中才顯得那麼平淡無趣，只有那剩下的百分之十還有些意思！

“每當遇到犯罪者並非慣犯的案例時，可憐的警探們往往就束手無策了，J.J.。”他轉過臉來，笑著對我說道，“因為在指紋檔案庫中根本找不到他的指紋；他的犯罪特徵，我們也一無所知。原因簡單得很：他以前從未犯過案。這麼個人一般是不屬於犯罪團伙的，因此，不管你怎麼盤問眼線，他都無法透露哪怕是一星半點的有用情況。

“我得說，除了案件基本情況及透過觀察與調查所發現的線索與相關情況外，你根本就找不到別的什麼了。”他轉著夾鼻眼鏡，接著說道，“顯然——我這麼說絕對不是對父親的老行當有什麼不敬之意——顯然，要將這種案犯逮捕歸案，確實是件令許多人頭痛的苦差事。不過，這倒解釋清楚了兩件事：其一，為何國內未破案例的百分比高得驚人；其二，我為什麼如此迷戀自己的業餘愛好。”

《法國粉末之謎》取材自奎因父子經手的一個早期案例——我曾說過，這是個真實的案子，在辦案過程中，埃勒裡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天才，其表現引人注目。他對弗倫奇一案的調查過程做了記錄——這是其屈指可數的務實習慣之一。案子偵破後，他圍繞案件實情寫了本書。當然了，為了使作品富有文學氣息，他對事實做了些渲染。

在我的勸說下，他對作品原稿進行了潤色。書出版時，用的是筆名，這是他推出的第二部小說——我那時就住在奎因父子在義大利購置的別墅裡。我還記得，埃勒裡當時已結婚成家，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老行當，那些舊卷宗都被他藏到了檔案櫃的最底層，只有當某位傲慢的朋友言語相激時，他才會同意讓這些發黃的手稿重見天日。

請諸位記住，奎因老警官在弗倫奇寓所調查案中雖未能大顯身手，但這並非他的錯。說句公道話，這完全得歸咎於在那亂哄哄的季節，他所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以及那位新上任的文職警督斯科特•韋爾斯對他的百般刁難。

在本文的結尾，我榮幸地告知諸位：在我寫這篇序文時，奎因一家仍待在他們的義大利山間小屋中；埃勒裡的兒子已開始蹣跚學步，而且還學會了以一種無邪的嚴肅神態喊“爺爺”；朱納的身體棒極了，最近還和一位頗具魅力的鄉村少女轟轟烈烈地談起了戀愛，他目前正在飽嘗著愛情的煎熬；警官還在為德國的幾家雜誌寫專題文章，有時，他也去歐洲各地的警察局走走；埃勒裡•奎因夫人近來偶染小恙，不過，現已康復；最後，還是說說埃勒裡本人吧，去年秋天，他去了趟紐約，回到風景如“明珠般璀璨”的羅馬後，簡直感恩戴德得不得了，甚至還表示說，根本就不在乎大洋彼岸的燈紅酒綠，但我對此表示懷疑。

文章至此，已是意興闌珊，謹獻上最誠摯的祝願，希望您也像我一樣，能充分感受這部《法國粉末之謎》帶來的樂趣。

J.J.McC.

1930年6月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