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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如何?”他瞪大了眼睛反問我。

“我能請問您的尊姓大名嗎?”

“不,你不能!”他斷然地說。

這種處境顯然很尷尬。但是,最好的方式往往正是直截了當。

“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在什麼地方?”我問道。

他吃驚地望著我。

“你把她怎麼樣了?你為什麼要追蹤她?回答我!”我說。

這個傢伙怒吼一聲,如同一隻兇猛的老虎似的向我撲來。我經歷過很多打鬥,都能扛得住。但是這個人手如鐵鉗,瘋如魔鬼。他用手死死地卡住我的喉嚨,差點兒讓我失去知覺。這時從對面街的一家酒店裡衝出一個身穿藍色工作服、滿臉鬍鬚的工人,手拿短棍,一棍打在向我行兇的那傢伙的小臂上,他這才鬆了手。這傢伙突然愣住了,怒不可遏。接著,他怒吼一聲,離我而去,走進我剛去過的那家小別墅。我轉身向幫助我的人致謝,他就站在我旁邊的路上。

“華生,”他說,“你把事情搞砸了!我看你最好還是和我一起坐今晚的快車回倫敦吧。”

一小時後,穿著往常的衣服,恢復本來面貌的歇洛克·福爾摩斯靜坐在我飯店的房間裡。他解釋說,他能夠突然出現,其實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覺得他能離開倫敦了,所以就決定趕到我旅程的下一站將我截住,而下一站很明顯。所以他就化裝成一個工人在酒店裡等我露面。

“親愛的華生,你的調查工作做得始終如一,不簡單哪,”他說,“我一時之間還想不到你的疏忽之處。你行動的全部目的就是到處發警報,但是卻沒有任何發現。”

“如果換成你,也許並不比我強多少。”我委屈地說。

“不是‘也許’。我已經幹得比你強了。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就和你住在同一個飯店裡。我們能肯定,想要調查得更有成果,他就是起點。”

一張名片放在托盤上被送了進來。隨後進來一個人,就是剛剛在街上和我打架的那個歹徒。他看見我,顯得很吃驚。

“這是怎麼回事,福爾摩斯先生?”他問道,“我接到你的通知,就來了。可是他是幹什麼的?”

“這是我的老朋友兼同行華生醫生。他在協助我們破案。”

這個陌生人趕緊伸出一隻曬得很黑的大手,誠懇地道歉。

“但願我沒有傷到你。你剛才說我傷害了她,我就火了。說實話,這幾天我是不應負責任的。我的神經如同電線一樣。可是我仍然無法理解這種處境,福爾摩斯先生,我首先想要知道的就是你們是如何打聽到我的?”

“我和弗朗西斯女士的家庭女教師杜布妮小姐進行了聯絡。”

“就是戴一頂頭巾式女帽的老蘇姍·杜布妮嗎?我記得她。”

“她也記得你。就是在前幾天——當時你覺得最好是到南美去。”

“啊,我的事你全知道。我想我不需要再隱瞞什麼了。我可以發誓,福爾摩斯先生,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男人對女人的愛可以像我對弗朗西斯女士那樣真心。我是個野小子,我承認,但我並不壞。她的心如同白雪一樣潔白。她絕對不能忍受絲毫的粗魯。因此,當她聽說我做過的事,她就不理我了。可是她愛我——這正是奇怪的地方,她是那樣愛我,就是因為我,她才一直保持獨身。幾年之後,我在巴伯頓發了財。這時,我想我也許可以找到她,感動她。因為我聽說她仍然沒有結婚。我在洛桑找到她,並且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想她衰弱了,但是她的意志始終很堅定,當我第二次去找她的時候,她就離開洛桑了。我又追隨她來到巴登,後來,我聽說她的女僕住在這裡。我是一個粗野的人,剛脫離粗野的生活不久,所以當華生醫生質問我的時候,我立即就火了。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告訴我,弗朗西斯女士現在到底怎麼樣?”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瞭解,”福爾摩斯用非常嚴肅的語氣說,“你在倫敦的住址呢,格林先生?”

“到蘭姆飯店就能找到我。”

“我勸你回到那裡去,不要去任何地方,這樣如果有事我們可以找到你,好嗎?我不想讓你空想,但你要相信,只要能夠保證弗朗西斯女士的安全,哪怕只是一絲一毫,只要我們能做到,我們一定去做。至於其他的話,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了。這是我的名片。華生,你整理一下行裝,我去拍電報給赫德森太太,請她明天七點半鐘為我們準備一頓美餐。”

當我們回到貝克街的住所時,一封電報已經在等著我們了。福爾摩斯看了電報非常高興。他把電報扔給我。上面寫著“有缺口或被撕裂過”,拍電報的地點是巴登。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全部,”福爾摩斯回答,“你還記得吧,我曾經問過你一個看起來與本案無關的問題——那位傳教士左耳的樣子。你沒有回覆我。”

“我那時已離開巴登,沒辦法詢問。”

“對。就因為這樣,我將一封內容相同的信寄給了英國飯店的經理。這是他的回信。”

“這能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的對手是一個十分狡猾、十分危險的人,親愛的華生。牧師施萊辛格博士是南美的傳教士。他的真名是亨利·彼特斯,在澳大利亞這個年輕的國家裡,有很多道貌岸然的人物,而他就是其中最無恥的一個流氓。他最拿手的本領就是利用孤身婦女對宗教的感情來誘騙她們。那個他所謂的妻子其實是個英國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助手。我從他的行為特點以及他的身體特徵中看破了他的身份——1889年在阿德萊德的一家沙龍里曾經發生過一場格鬥,他在這場格鬥中傷得很厲害,這證明了我的懷疑。這位可憐的女士竟然落到這一對惡貫滿盈的惡魔夫妻手中。華生,她完全可能已經死了,即使沒死,也被他們軟禁起來了,所以沒辦法給杜布妮小姐和別的朋友寫信,她根本就沒去倫敦,這一點是可能的,或者已經離開了倫敦。但是第一種可能未必成立,因為歐洲大陸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登記制度,外國人很難對大陸警察耍花招。第二種情況也不可能,因為這幫流氓不可能找到一個可以輕易地將一個活人扣押起來的地方。我的直覺告訴我,她現在就在倫敦,只是目前我無法斷定她在什麼地方,因此只好採取當前的步驟,吃我們的飯,然後養足精神,耐心等待。晚上,我會順便到蘇格蘭場去找我們的老朋友雷斯垂德聊一聊。”

即使是正規警察,或者是福爾摩斯的高效率的小組,都很難揭露這一秘密。因為在倫敦的茫茫人海中,我們沒有關於這三個人的一點兒線索,彷彿他們根本就不存在一樣。登廣告試過了,不行。線索也追過了,沒有收穫,對施萊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進行了推斷,還是無濟於事。對他的老同夥實行監視,可是他們根本沒有去找他。就這樣過了一個星期,事情忽然出現了轉機,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頓當鋪裡,有人將一個西班牙的老式銀耳環典當了。典當耳環的人個子高大,臉颳得很光,一副教士模樣。據瞭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沒有人注意觀察他的耳朵,但從得到的情況來看,這個人就是施萊辛格。

我們那個住在蘭姆飯店的“蠻子”朋友,為了得到進展,已經來了三次了。第三次來的時候,離這一新發現的時間還不足一小時。因為焦慮,他似乎在逐漸瘦弱下去。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服顯得越來越肥大了。他總是哀求著:“我可不可以乾點兒什麼啊?”最後,福爾摩斯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

“他已經在典當首飾了。現在,我們應當把他抓起來。”

“這是不是說弗朗西斯女士已經遇害了?”

福爾摩斯十分嚴肅地搖搖頭。

“也許他們把她看管起來了。很清楚的是,如果放走了她,他們就是自尋死路。我們要作好準備,可能會出現最壞的情況。”

“我能做點兒什麼?”

“那些人不認識你吧?”

“不認識。”

“此後他還可能會去找別的當鋪。那時,我們只能又從頭開始了。另一方面,他得到的價錢很公道,所以他們沒問他什麼,假如他急需現錢的話,可能還會到波汶頓的當鋪去。我寫張條子,你去交給他們,他們就會讓你在店裡等候。假如這個傢伙再出現,你一定要盯住,跟到他住的地方。記住,千萬不能魯莽,不準動武。你得向我保證,沒有我的通知和許可,絕對不可以隨意行動。”

兩天來,尊敬的菲利普·格林(我必須提一下,他是一位著名海軍上將的兒子。這位海軍上將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曾指揮過阿佐夫海艦隊)沒有帶給我們任何訊息。到第三天晚上的時候,他衝進我們的客廳,臉色慘白,渾身發抖,身體上的每一塊肌肉都興奮得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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