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的進度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女職員從一沓用回形針夾著的匯票當中，抽出兩張給龍雄過目。她慎重地用手指按住匯票的一端。

每張金額是五萬日元，收款人是女性的名字，但不是上崎繪津子。

龍雄掏出記事本，儘管知道對方使用化名，為了不辜負男職員的好意，依然作勢抄寫下來。

山梨縣北巨摩郡馬場村新莊，吉野貞子

兩張匯票上都印有“東京京橋”郵局的圓形郵戳，日期是一個多月以前。

這一切都符合無誤。

龍雄向兩名職員致謝後，步出郵局，往街上走去。

上崎繪津子還在這個小鎮，三個小時前她才在郵局現身。

由此看來，她之所以來提取十萬日元現款，很可能是交給那個兇手，也就是給堀口或紅月酒吧的山本花用吧？這麼說，對方應該還在鎮上。他們倆究竟在哪裡呢？

上崎繪津子到底是何許人也？舟坂和高利貸經營者山杉喜太郎關係匪淺，她只是單純負責聯絡，還是另有任務？

龍雄心情黯然，他極度不願聯想上崎繪津子跟那個兇手有什麼特殊關係。他搖搖頭，在心中自忖，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感作祟呢？她居然那樣深深地吸引我？

那兩人究竟在這附近的什麼地方呢？

二

擔架是由一名少年在神奈川縣真鶴海邊撿到，送交當地派出所的。發現地點就在高聳的懸崖正下方，上方有東海道線列車行經而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這名少年從懸崖下走過，望著南下的列車經過，當時並沒有看到什麼東西丟下來。換句話說，那時候擔架尚未掉落在那裡。調查後發現，那班列車是開往伊東的“初島號”快車。

少年走過那裡，在伸向海里的礁岩上玩了二十分鐘。他往回走的時候，看到現場有一副剛來時所沒有的擔架。“初島號”經過九分鐘以後，“西海號”快車從現場附近駛過，由此看來，那副用帆布捲成棍棒狀的擔架顯然是從“西海號”丟下來的。

那天的“西海號”快車，就是綁匪把瀨沼律師假扮成病人，用擔架抬進車廂的那班列車。專案小組把從小田原分局轉交的擔架視為是綁匪丟棄的重要證物和線索，積極追查擔架的出處。

東京都內共有三家擔架製造商。刑警拿著擔架查訪，結果證實那擔架是本鄉的佐伯醫療器材公司的製品。該擔架的帆布縫法很特別，很容易辨識，因為每家廠商的縫法各有不同。

佐伯醫療器材公司看過擔架所使用的帆布和木料後，證實它為一九五二年的產品，難怪這副擔架如此老舊髒汙。

那年，佐伯醫療器材公司總共生產了兩百五十副橡木料的擔架，一百五十副賣給各醫院和療養院，其餘一百副批發給專營醫療器材的經銷商鯨屋。鯨屋根據訂單賣給地方的小醫院，或是賣給上門的顧客。在門市零售的部分已無法查出買主，但平常往來的客戶均有簿冊記錄。專案小組根據佐伯醫療器材提供的資料和鯨屋的客戶名單做成清單之後，決定展開地毯式清查——這些情況，一如新聞報道的內容。

從擔架的髒汙程度來看，專案小組分析，它可能是醫院用品，因而從這方面著手調查。不過，這是一件相當吃力的工作。他們依照清單查訪各大醫院，光是查出一九五二年出產的擔架，即大費周章。有的已經報廢，有的早已遺失，與醫院的器材資料不相符合。若真要逐一查核，實在需要極大的耐性和體力。

幾名刑警分頭展開調查，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很快就查出了相關線索。

A刑警到東京都內墨田區龜澤町的有吉醫院查訪時，該醫院的總務科長對他說：“如果是那種擔架，我們醫院的確曾經被偷走一副。”

A刑警神情振奮地問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總務科長看過工作日誌後，報出那天的日期。A刑警得知那天正是瀨沼律師從東京車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不由得心跳加快了起來。

他旋即趕回專案小組，把那副擔架送到有吉醫院，當時有三名老練的刑警陪同。

“是這副擔架沒錯，我們醫院被偷走的就是這一副。”總務科長只看了一眼，當下斷定道。

“怎麼被偷走的？請您詳細說明當時的情況。”刑警們掏出記事本準備抄錄。

“這副擔架跟其他擔架就倚立在三樓病房入口處的牆邊。”

總務科長說著，親自帶刑警來到那裡。這家醫院相當寬敞，外科病房設在三樓，與其他醫院一樣，病房旁邊成了雜物堆放處，那副擔架就靠牆而立。

“擔架就立在這裡，突然有人過來拿，然後扛在肩上抬走了。”總務科長指著通往醫院後院的出口說道。

“扛在肩上抬走了？”一個刑警反問，“怎麼知道的？有人看見嗎？”

“有個看護看到的。是一名三十出頭、身穿白襯衫黑褲子的男子扛走的。因為他態度從容，看護以為他是工友。醫院的員工很多，不見得每個人都認得。那名男子從後院繞到大門，把擔架抬進在外面等候的計程車，然後就離開了。”

“是那個看護看到的嗎？”

“不是，是另一個護士看到的。她看到那男子的態度很從容，便不覺得奇怪。過了十天以後，我們清查醫院物品時才發現的。那副擔架很老舊，所以沒向警察通報失竊。”

刑警把這些供述記錄下來，並畫了一張草圖，彙報給專案小組。

擔架被偷走的那天，正是瀨沼律師從東京車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也就是瀨沼律師到大崎的田丸利市家裡上香後被綁走的翌日。顯而易見，綁匪一開始就計劃偷走這副擔架，準備用來搬抬瀨沼律師離開東京車站。

“這麼說，司機應該還記得那個抬擔架上車的乘客吧。你們馬上到市內的計程車行找人！”專案小組的主任下令道。

結果不到兩天就查出來了。一名年輕司機果真記得那個抬擔架坐車的乘客，立刻出面說道：“我記得那位乘客，是在那天下午兩點左右，從神田三崎町上車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身穿白襯衫。長相我記不太清楚了。他坐到龜澤町的有吉醫院，我把車子開到大門口，他叫我等十分鐘，然後下車。等不到十分鐘，他就扛著一副擔架從病房大樓走出來，再把擔架斜放在駕駛座旁，自己也坐了進來，然後又叫我開回神田。我還以為他是那裡的醫務人員呢。到了神田，他叫我在駿河臺下停車，他便下了車。我拿到車費以後，離開前還回頭看了他一下，只見他把擔架立在地上，雙手扶撐著站在那裡，頂著炎熱的陽光。看樣子他好像在等其他車子。後來，我往銀座的方向去了，就沒有再注意他了。”

從這名司機的證詞來看，那名男子打算在駿河臺下換車。後來，刑警又查訪過幾家計程車行，卻沒有任何司機載過那名偷擔架的乘客。

“看來他沒有換搭計程車，而是坐上自用車的。”專案小組的主任這樣分析，“他怕坐自用車去醫院，可能會被記下車牌號，所以先坐計程車去，回程時在駿河臺下下車，與人約好在那裡換搭自用車。你們去打聽一下，看那附近有沒有目擊者。”

然而，經過多方查訪打聽，數十名刑警仍然徒勞無功。別說沒人看到他坐上自用車，連看到所謂身穿白襯衫、扛著擔架的男子的人都沒有。這附近車水馬龍，又是商店街，大家都非常忙碌。

線索到此就中斷了。

不過，偵查仍朝其他方向秘密進行。所謂秘密，就是不讓報紙媒體知道警方的偵查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