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組偽鈔事件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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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行的一般看法是，“藤田組偽鈔事件”是薩摩藩閥與長州藩閥兩大政治集團間權力鬥爭的產物。

藤田組承襲了井上馨的先收公司，但實際上公司仍然受井上馨的掌控。

描寫政爭題材而廣為人知的曲藝作品、伊藤痴遊的《藤田組偽鈔事件》（收入《明治初期的疑獄》一書）中，收錄了一份尾佐竹猛書中所沒有的資料。這份資料是井上馨和藤田傳三郎雙方訂立的協議，訂立日期是明治九年一月。且看其中這三條：

第七　藤田傳三郎同意以其家產並本社盈利及預期收入支付；公司不得轉讓或分與他人；無論關係如何親密之朋友，嚴禁無抵押而予貸款。

第八　傳三郎每月給俸百元，給俸可以分與妻子花用。

第九　商業以大阪駐軍之戰鬥軍靴製造為主，其他不可隨意擴充，一律應徵得井上馨之許可。

為達成本社之目的，藤田傳三郎務必謹遵本社之法則及井上馨之指示。諸損益扣除清算可於每年七月、十二月兩度決算，其利益變動、公債證書或銀行存款及品物等可依照精細原價法核算計入賬內，製成賬表，一份送至井上馨所在。

對此，伊藤痴遊評說道：“看了以上內容就知道，井上是個對金錢十分仔細認真的人，同時也可以看出，其對人的照拂和支助簡直到了煩不勝煩的地步。”

這份資料痴遊是從哪裡弄到手的不得而知，但內容應該是可信的。痴遊是他成為職業講談師之後的藝名，本名伊藤仁太郎，伊藤仁太郎當時參與了自由民權運動，因此，他站在反政府運動的立場對藤田組與政府內長州藩閥高官之間的種種不當勾結進行暗中調查，並進而從適當的渠道得到這份堪稱私人機密的材料是完全有可能的。

儘管表面上藤田組處於井上馨的掌控之下，但有一種意見卻認為，從以上協議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其實藤田組是井上馨個人所有的企業。

井上馨於明治維新後擔任政府參與(1)，並先後出任民部大丞(2)、大藏大丞，後升至大藏大輔（次官），主要從政經歷都在財政領域。明治六年，他與澀澤榮一聯名向政府提出財政建議書然後辭職，其實背後的真正原因是他巧取豪奪尾去澤銅礦山而被當時的司法卿江藤新平（肥前藩出身）彈劾，不得不辭職。創立先收公司則是他下野之後的事情了。

明治八年，井上馨復歸政界，朝鮮“江華島事件”（日本軍艦在朝鮮西南海岸一帶騷擾和武力示威，與當地守軍發生衝突，日軍登陸佔領江華島的事件）爆發，井上馨與黑田清隆一同赴日，迫使朝鮮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以此為契機，井上開始涉足外交事務，明治九年，他肩負調查各國財政經濟狀況的使命赴歐美諸國，第二年回國後，即出任參議兼工部卿。

然而問題就出在他赴歐洲這段時間內。

井上從美國經英國轉了一圈後抵達德國，而傳言井上馨正是在德國時與位於法蘭克福的東福瑙曼印刷公司簽訂了一份秘密協議，委託其偽造日本國幣，並將偽鈔運送至大阪的藤田組接收。“西南戰爭”結束後的明治十二年前後，社會上曾經風聞四起，認為藤田組的急速擴張得益於其偽造“日耳曼紙幣”，而這兩股風聞恰好互為印證。

根據《世外井上公傳》（第二卷）的記述，明治九年十二月，井上利用聖誕節前後的假期出遊德國，二十四日從倫敦起程到達柏林，當時日本駐德公使青木周藏（後任外務大臣）及公使館武官桂太郎陸軍少尉（後任內閣總理大臣，長州藩出身）恰好在柏林。

井上傳記中寫道：“其時青木欲與德國一貴婦人結婚，正頻繁同本國政府交涉，為這事青木還向公（井上）徵詢過意見。”但只有極簡單的一句話，而且井上在德國期間的所有行動也僅限於這零星幾個字。

傳記在為逗留德國期間的井上隱瞞什麼？這其中不是沒有可疑之處。既然利用聖誕節假期出遊德國，但翻遍傳記卻看不到他向青木公使瞭解或親自調查當時德國財政經濟政策的隻言片語。當時的德國宰相是俾斯麥，在他的力促下，德國與俄羅斯、奧地利結成了“三帝同盟”，相互牽制，使歐洲暫時避免了新的紛爭，也使得德國去除了後顧之憂，得以大力振興經濟。德國雖說幅員不大，但擁有豐富的鐵礦和煤炭資源，其時俾斯麥還沒有施行關稅保護法，德國也還沒有取得令人矚目的急速的經濟發展，這些都是稍後的事情，但其前兆業已隱隱出現。而負有調查歐美各國經濟狀況之責的井上馨居然對德國財政經濟政策不聞不問，只是為了青木公使與德國婦人結婚的事而“出遊德國”並接受青木的意見徵詢，隨後便動身前往法國——至少根據傳記的記述是這樣。

但是這樣的事情是無法想象的。

日本政府自明治三年起委託東福瑙曼印刷公司印製日本紙幣，再將印製完成的紙幣運送回日本國內，奉命調查財政現狀的井上基於其職責自然應當同東福瑙曼公司接觸，聽取和了解紙幣印製的情況。此時的井上還兼著大藏卿的職守（歸國後即就任工部卿兼任大藏卿），不管是他從柏林前往法蘭克福，還是東福瑙曼公司的總經理及其他高階管理人員前來柏林，井上與之一定是有所接觸的，否則很不正常。

對於井上在倫敦時的行動記述得十分詳盡，而對他在德國的行動卻記述得過於簡單，由此看來，傳記在記述時一定做了大幅的省略。這就是安田讀了傳記之後的感覺。

這一省略並非編撰者隨意為之，而是井上沒有將這一段行動講述給編撰者的結果。

無論如何，輿論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對於井上馨在德國期間行動的空白部分，民眾本能地嗅出了某種氣味。

痴遊在這本書“當時廟堂怪象之種種”一節中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情：

大約是明治十二年的九月十六日，山縣有朋參議在富士見町的府邸會見各國公使及閣僚，並設午餐會招待賓客。來賓之一、時任內務卿的伊藤博文參議拿出一份出門時剛剛收到的電報，內容是警視局警部跨府緝捕藤田，稱：“餘身為內務卿並未簽發過此命令，事態殊為可疑。”此事一出，鑑於長州集團與此事難脫干係，山縣參議覺得自己身上帶著疑點依然列席閣議未免尷尬難堪，倒不如迅即辭去公職，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於是竭力提出辭職。在此過程中，偽造國幣案件變成了違法經商事件，違法經商事件又變成了商業賄賂事件，商業賄賂事件又變成了花紙牌賭博事件，局面一點點發生眼花繚亂的變化，最終沒有查出任何犯罪案件，閣議議定對當事官吏予以問責、加以懲戒，終於各方太平無事，廟堂上也重新風雲無跡，唯大藏卿大隈重信參議以機密費的名義特批了一筆特別支出作為調查偽造國幣案的費用，這當然是基於職分的正常行為，但下令警視局前往大阪執行緝捕顯然是越權濫職的行為。

根據這段記述，伊藤內務卿對於其掌管之下的警視局（警視廳）前往大阪搜查藤田組一事，直到接到那封電報為止，絲毫不知情，川路大警視是在沒有得到直屬上司內務卿（內務大臣）的命令和默許的情況下，擅自前往大阪秘密搜查並緝捕藤田組的。當時執行的雖然是安藤中警視，但這一方針卻是川路出訪之前定下的。

山縣有朋參議（參謀本部長）從伊藤口中聽到緝捕藤田組後，臉色驟變，覺得自己帶著疑點列席閣議未免尷尬難堪，不如辭去公職，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因而堅決要求辭職，這似乎可以理解為是一種不打自招，恰好暴露出藤田組與山縣、井上等長州藩閥官僚的串通勾結。

此外，大隈批准支出調查費用作調查藤田組的費用，暗示了這場大張旗鼓的搜查及緝捕背後，有意圖推翻長州藩閥的肥前藩閥在推波助瀾。至於對這筆特別費用的支出，特意點出“是基於職分的正常行為”，似乎別有深意。

不清楚痴遊是從什麼渠道獲知這一閣議資訊的，估計也是透過民權運動得到的吧。

從以上這份資料可以看出，“西南戰爭”後，薩摩藩閥與肥前藩閥的大隈重信（他是反長州集團的）聯起手來，試圖以藤田組事件為“炮彈”攻擊長州藩閥，有把柄在身的山縣被弄得狼狽不堪，至於井上、鳥尾等人想必比山縣更加慌張勢煞。

伊藤意識到此事關係到整個長州藩閥集團的利益，於是著手撲滅藤田組違法經營引出的麻煩。對伊藤而言，長州藩閥的沒落意味著明治政府的垮臺，估計伊藤使出渾身解數對大隈展開說服工作，而大隈到最後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最終伊藤的縱橫捭闔取得了成效，以偽鈔案的調查為突破口，以“沒有發現有力證據”，藉口警視廳搜查藤田組總部及各分社一無所獲對安藤則命中警視等人給予懲戒，警方意圖從藤田傳三郎處搜出可以證明其與井上之間行賄受賄事實的如意算盤落了空。處於明治政府的絕對強權之下，官吏也只能徒嘆奈何。

後來，違法經營事件變成了花紙牌賭博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終至雲消霧散。過後，對藤田組的內幕再清楚不過的中野梧一在家中舉槍自殺，永遠閉上了嘴。想到這裡，安田不禁聯想起這與當代的政界貪腐事件是多麼相似啊。

回過頭來看，不管是大隈的回憶錄還是《公爵山縣有朋傳》，對於“藤田組偽鈔事件”都隻字未提，《大隈伯昔日談》《大隈伯百話》《大隈侯昔日談》等也絲毫沒有談及。那樣喜歡饒舌地講述自己過往舊事的大隈重信，對自己任大藏卿時代所發生的轟動一時的著名事件，一句半句都不提起，這實在非常奇妙。安田繼續在想，這其中的不自然，假如從上述角度去解讀的話就很好理解了。

但是，為什麼熊坂長庵會被當作偽造國幣的犯人而逮捕，並被判處無期徒刑，送解到北海道的第一座集治監——樺戶呢？

那是因為，雖然藤田傳三郎被宣佈無罪，但是社會上關於“藤田組使用偽鈔來進行經營擴張”的傳言依舊難以消除，政府無論如何需要找到一個偽造國幣的真正犯人，從而為“偽鈔事件”徹底畫上句號。

可為什麼偏偏是相模國愛甲郡中津村的原小學校長熊坂長庵成了犧牲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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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日本王政復古［日本指慶應三年（1868年）倒幕派將政權從幕府將軍手中奪回重歸朝廷，恢復君主政體的事件］時所設定的“內閣三職”之一（另外兩個官職為總裁、議定），明治二年（1869）廢置。

(2)　丞：日本律令官制中內閣各省四等官中的第三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