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組偽鈔事件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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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版雕刻是在一定尺寸的銅版上塗布防蝕劑（用的是進口的Jungfern Wachs，白蠟摻入松香而成），然後使用刻針等在上面繪出圖案線條，颳去後露出銅底，再用腐蝕液進行腐蝕，塗有防蝕劑的地方腐蝕液滲透不到銅表面，刻針刻有圖案線條的部分則腐蝕液滲入銅版表面留下深深的凹痕。這便是手工繪製出來的凹版。

輪廓線及用作底紋的幾何圖案稱為彩紋，是用精密靈巧的雕刻機雕刻的。同樣也是先在銅版上塗布防蝕劑，然後依靠雕刻機前端的鑽石針頭雕出輪廓及各種幾何圖案，這自然就是機械雕刻。就這樣，底紋部分採用機械雕刻，其餘圖案則靠徒手運針雕刻。一般而言，紙幣、郵票、有價證券等的印製模版都是這兩種銅版雕刻方法結合在一起運用的。

用這種方法制作出來的最初的凹版稱為原版，從原版複製成印刷用的印版，需要採用銅電鑄法，利用電解原理將原版復刻下來，再在表面鍍一層鉻。根據《大藏省印鈔局百年史》記述，明治十年開始採用一種叫“電胎法”的製版方法，即是指銅電鑄法，另外，書中所記從德國購置的“花紋雕刻機械”就是今日所稱的雕刻機。

這本書中還記述，明治七年日本從德國東福瑙曼印刷公司購進的印刷機械，共計被打包成四十二個貨櫃，透過船運傳送至橫濱港，其中的機械品目包括：打樣機，用於印前打稿；縮放儀，用來放大或縮小圖形和紋樣的儀器；單一押印機械，這是用於在新印製的紙幣上加蓋各種圖案的機械，等等。此外，還有銅版彩紋雕刻機。

“我讀了那本《大藏省印鈔局百年史》，大致就記得這些。”安田向二人大概介紹了書的內容。

“這樣說來，紙幣的底紋手工模仿不出來，是要用雕刻機雕刻的，那是不是意味著，假鈔的底紋也是同一部機器雕出來的？”伊田提高了聲音問道。

“正是，所以真鈔和假鈔的底紋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的雕刻，長庵先生能做到嗎？不光是他，就當時來說，紙幣底紋的機械雕刻民間能完成嗎？”

“這個嘛，我想是極其難的。因為這種機械都是從德國進口的，當時民間還沒有這類機械呢。”

“呵呵，”伊田的眼睛裡露出兩道怒光來，“光是這一點，不就再清楚不過地證明熊坂長庵先生不是偽造國幣的犯人了嗎？！”

“不錯，我也這麼認為。”

“安田先生，您對這‘日耳曼紙幣’調查得這麼詳盡，我真是佩服得無話可說了，不過，這張貳圓假鈔您是怎麼弄到的啊？”

“實物我手上也沒有，我只是在一家出版社的雜誌上看到刊登有這樣一張彩色照片，就向他們借了來翻拍的。那家出版社不肯告訴我是從哪裡得到的，只說不便講，估計是某個收藏傢俬人秘藏的吧。”

“這照片上的假鈔就是長庵先生偽造的貳圓國幣？”

“這個不敢十分肯定，不好說。昭和八年出版過一本《偽幣通貨》的書，裡面的彩色插頁中有一張和這張一模一樣的照片。那本書的編纂者是位偽鈔研究專家，好像還是警保局的特約作者，那張照片的說明中標著：‘這枚假幣為熊坂長庵的作品，明治十三年在關西地區被發現。’”

“這就奇怪了，太奇怪了！作為一位偽鈔研究專家，也不做技術上的細緻研究，光聽社會上的傳聞就斷定長庵先生是偽造國幣的犯人！”伊田瞪大了眼睛說道。

神岡從伊田手上接過彩色照片，專心致志地凝視著。

“伊田先生，我剛才說的還只是銅版印刷技術方面的，除了這個，還有印刷油墨、紙幣專用紙張的開發等，總之，得能局長同技術人員一道從各個方面入手，進行了大量劃時代的努力，其中一個就是防偽技術。用紙方面，他專門建了一座印鈔局的造紙工廠，並從越前地方招來許多專門從事和紙、抄紙的技術工人，然後進了大批黃瑞香木材生產特製紙。越前自古以來就是和紙的主要產地，至今還生產奉書紙和蛋殼紙(1)，明治維新政府成立後，太政官的公文用紙也是那裡生產的。自從有了這種特製紙，原來產自德國的輕薄易破損的紙幣就少了許多呢。”

“這張照片上的假鈔用的也是那種特製紙嗎？”

“哦，這個光看照片而不看實物的話就不好說了。不過，想想明治十二三年的時候這假鈔就已經出現了，應該用的不是那種高階的特製紙。”

“這樣說的話，憑手感也能鑑別出真假了？”

“那倒也不是，即使真鈔使用的也不是那麼像樣的紙啊。因為‘西南戰爭’爆發後，為了保證戰事費用的供給，政府增發了大量的不兌現紙幣(2)。”

“西南戰爭”期間，以面向華族的金祿公債(3)為基金而設立的國立第十五銀行，從發行的紙幣中借用了一千五百萬元，這筆錢本該作為用來兌換回籠破損殘缺紙幣的備用金，但是卻被直接用做了戰事支出。由於政府的軍費支出日益膨脹，以致出現了濫發不兌現紙幣的情形，總額龐大，難計其數，紙幣局（正是從這年起紙幣寮改為紙幣局）的紙幣印製量也大大增加，並且往往需求十分緊急。明治十年七月，大隈重信大藏卿任命得能良介為紙幣局局長。

遵照這份任命，得能主導印製的國幣共計：

拾圓面值幣六十萬枚（い、ろ、は、に、ほ、へ、と字編號的各八萬枚，ち字編號的四萬枚），貳圓面值幣二百七十五萬枚（從い字至れ字共十七個字母各編號各十六萬枚，そ字編號三萬枚），壹圓面值幣八百五十萬枚（從い字至さ字各編號各二十四萬枚，き字編號十萬枚）。——據《大藏省印鈔局百年史》

以上所有紙幣都是採用從德國東福瑙曼印刷公司送返日本的原版印製的。

但這些仍不夠。十月末，政府又命令印鈔局加印票面總計兩千萬元的紙幣，其中拾圓面值幣一千萬元、貳圓面值幣八百萬元、壹圓面值幣二百萬元。兩次開印共計印製四千萬元的國幣，但實際上印製的遠遠超出這個數字，達到了四千四百四十四萬餘元。隨著“西南戰爭”結束，這樣恣意印製的國幣也總算收場。這場大肆印製國幣的行動中，大部分的國幣印製都集中於明治十年。

正是這些急急印製的國幣，其所用的紙張出現了問題，因為高階特製紙的製造顯然跟不上這樣急得如風似火的需求。

《得能良介君傳》中，收錄了其舊時部下的回憶：

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爆發，涉及軍務的費用不足，當年五六月間，松方正義大藏大輔下令印製一批儲幣備用，說是若在某日之前不能送達前方，戰事將難以為繼。情況特殊，為完成指令，工廠連續四五天徹夜開工印製。由於當時工廠設立未久，印刷人員多為新手，雖意氣風發但連續的高強度工作使得人人疲憊不堪，動輒有原地後仰倒地者，甚至因不能控制而發生無意衝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