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組偽鈔事件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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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過了一個月，安田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印著京都某私立女子大學的校名。在校名旁邊，寫著幾個鋼筆字：“神岡麻子上”。

日前在樺戶行刑資料館有幸邂逅，並和伊田平太郎先生一道聆聽了先生一番極有啟發的講述，受益匪淺，令人興味悠長，再次向您表示感謝！真是非常愉快的一天。那樣內心充實的下午，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一次機會呢。

當時心裡多少有點怯意，因而不敢坦然相告。我的全名叫神岡麻子，在信封上所寫的這所大學裡擔任助教，教的專業是中世紀史。在資料館拜受了您的名片，我卻沒有主動做自我介紹，實在是失禮，萬望先生見諒！

其實在那之前的三天，我從京都前往札幌出席一個學會的學術活動，活動結束後的第二天一早便去到月形町，參觀那裡的行刑資料館。中世紀史與樺戶集治監本來並無任何關聯，只不過我個人一直對它懷有興趣，這種興趣和我後面要說的事情有著分割不斷的關係。

我從心底裡欽佩您對“藤田組偽鈔事件”所做的周詳調查，同時，對於您在將這些調查資料歸納綜合的基礎之上提出自己的獨到推斷也極為信服，以至被您的講述深深吸引，不知不覺差一點忘記了閉館時間。

偽鈔事件的真正犯人不是熊坂長庵先生，這一點應該已經毋庸置疑了。伊田先生為家鄉先賢長庵先生蒙冤而悲憤慷慨，也是理所當然的。毫無疑問，長庵先生是“西南戰爭”之後薩摩與長州兩大藩閥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不幸遭到逮捕並被判刑，那完全是一場政治審判遊戲。

至於偽造“日耳曼紙幣”貳圓鈔的犯人或者犯罪集團究竟是誰，您當時並沒有明確指出，經過了如許漫長的歲月，恐怕已經無法探究出一個真相來了。如果像尾佐竹猛先生所著的《明治秘史·疑獄難獄》那樣完全依照判決書而斷定犯人就是熊坂長庵，事情當然就變得簡單了，然而正如您所指出的，尾佐竹猛先生的邏輯推斷實在拙劣得不行。

在這裡，我只是想把我自己對此事件的看法，以及聽了您的講述之後再次深入思考後的感想，以既知的事實為依據，簡略筆述如下，並一一列出問題要點，以便更加突出焦點。

①關於紙幣上的幾何圖形底紋，由於當時民間不擁有彩紋雕刻機這一類裝置，因而貳圓面值的假鈔不是民間人所偽造。

關於這一點，我贊同您的見解。儘管得能良介紙幣頭在上奏文中就已經指出過，鑑於國幣的緻密底紋極其規則，很容易被人仿造（見《得能良介君傳》），但看了假鈔上的紋樣，無論如何都無法叫人相信這是仿造出來的，雖然線條略顯枯澀，但明顯是用同一型號的彩紋雕刻機雕出來的銅版印版印製而成的。

鑑於這一點，假鈔是早先印製日本國幣的德國東福瑙曼印刷公司在明治九年將紙幣原版送還日本政府，終止了代日本政府印鈔的業務之後，經另一個新的特殊的僱主下訂，又重新雕刻了銅版印版後匆匆印製的這一推論完全說得通。這樣一來，因為該公司擁有同一型號的雕刻機械，所以雕得出完全同樣的紋樣用於假鈔上，假鈔上的底紋絕對不是仿造的。

②儘管如此，但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十分粗陋。

這是因為，真鈔的銅版雕刻師與假鈔的銅版師不是同一人，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於下訂很急，為了趕時間，其他雕版師仿照真鈔的圖案匆匆雕刻，於是便產生了這樣粗製濫造的結果。我非常佩服您的敏銳推斷。相對於底紋的精巧緻密，手工雕刻部分的圖案（菊花紋章、鳳凰、龍、大藏卿的朱銀、“出納頭”及“記錄頭”的騎縫印）明顯粗糙，這種反差完全可以用您的推論加以解釋通。

③假鈔的下訂者是因私前往德國的井上馨。

這個大膽的推論令人稍感震驚，不過早在當時世人中間就已經有這樣的傳聞了。由於《世外井上公傳》中對於他在德國期間的行蹤絲毫沒有提及便引出這樣的猜測，當然不無失禮之嫌，然而正是這一空白或許給人以莫大的啟迪，這也給我上了一課，原來這就是所謂歷史的洞察力啊。

④關於印刷油墨。

銅版印版姑且不提，但假如沒有印刷油墨仍然不可能印製出假鈔來。明治九年，日本的紙幣寮才開始印製紙幣，透過各種化學分析、苦心研究，最終開發研製出紙幣專用的印刷油墨，並且被當作最高機密保管，這些在《大藏省印鈔局百年史》中都有詳細記載。假鈔的色彩與真鈔的色彩毫無二致，墨色濃淡也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就是雙色印刷的底紋部分，假鈔的彩紋顏色較真鈔略淡，這個可以認為是一種化學現象，是自然褪色。淡青色不耐光，容易褪色。真鈔的彩紋底色也為淡青色，卻依然保持不變，可見真鈔與假鈔的油墨的化學成分有所不同。但即便如此，當時民間市場上沒有與真鈔顏色相近的印刷油墨，而偽造犯人自己秘密仿製出這種印刷油墨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⑤關於貳圓假鈔只發現於以近畿地方為中心的各府、縣向中央大藏省出納局送繳的稅金現金中。

關於這一點，當時您並沒有特別論及，但是就我而言，這個現象卻好像怎麼也拂不去，一直耿耿於懷。

想必您也知道，從明治六年起，全國各府縣向大藏省上繳租稅採用兩種方法：一種是同三井組、小野組、島田組的各地分店聯絡，由後者出具匯票，然後將匯票繳至第一國立銀行，再由大藏省接收匯票；另一種則是現金匯繳的形式，兩種方法並行使用。但現金送繳須送至東京，人馬勞頓，加上警備等，存在諸多不便，於是匯票上繳的方法漸漸成為主要方法，現金送繳僅限於很少場合使用（參見《明治財政史》等多種專著）。

貳圓假鈔在各府縣的流通情況判明，大藏省出納局局長向警視廳秘密報告並引發川路大警視立案調查以及假鈔數量之少，合計僅僅兩千餘枚，這些都印證了假鈔只出現於租稅的現金送繳環節中。

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即在於此。市場流通環節中假鈔一枚都沒有被發現，商店櫃面的交易款中、商戶之間的現金支付中都沒有，所有假鈔都出現於大藏省出納局接收的送繳租稅現金中。假鈔紙質粗陋，手感有異，底色稍淡，仔細看的話還可以發現鳳凰以及龍的線條比較粗。真鈔線條濃密，墨色重，接近黑色，菊花紋章的放射形線條稍有歪斜等，在流透過程中只要稍加留意就一定會有人發現的，可事實上卻沒有一個人報告過發現假鈔。

以上事實是否說明，貳圓假鈔從一開始就沒有在民間流透過？也就是說，一個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所有假鈔都混入了各地向大藏省出納局送繳的租稅現金中。

⑥關於石版印版印製假鈔以鑑別真偽。

關於這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鈔局百年史》中講到用石版印版印製假鈔的事情。記得當時您也講到這個事情，後來我又讀了原文中的相關記述，它是這樣說的：“紙幣寮下設的石版部門，原是為了作為一個‘假想敵’臨摹銅版印版製成紙幣贗品，並以此與雕刻部門、制墨部門以及印刷部門等共同探討、研究，從而找出合理的防偽方法而設立的。”

然而，正像觀看假鈔的彩色照片時您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據稱是從繳稅現金中發現的貳圓假鈔並不是採用石版印製的。您說得一點也沒錯，如果是石版印製的話，票面的圖案一定會呈現出非常鮮明的印刷效果，不可能出現假鈔上那種模糊的效果，而且線條和墨色也比較飽滿。

於是我在想，既然紙幣寮為研究防偽技術而採用石版印版印製紙幣，會不會也雕刻一套銅版印版仿製出貳圓面值的“日耳曼紙幣”，並用這個鍛鍊紙幣寮的員工進一步提高其鑑別真偽的能力？此時，只要將從德國東福瑙曼公司送返的原版彩紋依樣畫葫蘆再複製一套銅版就行了，和機械雕刻的效果應該是一樣的。將銅版由凹版轉成凸版本，或者反過來將凸版轉成凹版的方法，在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鈔局百年史》的第三章“採用電鑄法將銅版逆版化”的技法說明中有所提及。這種逆版化的重複操作也是可能的。

這樣的話，偽造國幣用的銅版可以使用雕刻機雕出彩紋，彩紋分為票面正面的淡青色底紋和主圖案為藍色幾何紋樣兩副印版，這樣就可以進行雙色印刷了。剩下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因為事先已用防蝕劑塗布，因此這些地方是空白的，運用上面講到的逆版方法雕刻出彩紋，再將防蝕劑洗去，然後整面塗布防蝕劑，最後用雕刻針雕刻出菊花紋章、鳳凰、雙龍等主要圖案，藍版印版便刻制完成了。

接著再雕刻“明治通寶”的紅版印版，再接下來雕刻“出納頭”騎縫印的下半部分，這些都是用手工雕刻的。如此，印製貳圓假鈔正面所需的四種顏色的四副印版全部完成了。

票面背面的淡褐色底紋即使難以斷定，但是票面的所有褐色應該全部都是仿刻的，雖然和真鈔上的幾何紋樣十分接近，但還是略顯粗糙，假如這部分也運用逆版技術將原版的彩紋全部複製下來的話，至少單單從背面來看，要想鑑別真鈔假鈔就變得非常困難了。手工雕刻出“大日本帝國政府大藏卿”圓形印的紅版印版、“記錄頭”騎縫印下半部分的藍版印版、い、ろ、は等分組編號以及一連串阿拉伯數字組成的深藍色版印版，五色印刷的印版便告全部完成。

在此我想特別指出的是，手工雕刻的部分應該是故意刻得稍微粗一些的，而這正是鑑別真鈔、假鈔的要點。菊花紋章、鳳凰、雙龍是如此，大藏卿圓形印中間的蔓藤式圖案之所以稍稍顯粗，以及兩旁的菊花的邊緣稍顯淺淡，騎縫印中的文字略微歪斜等，我認為也都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甚至褪色的印刷油墨也是同樣的原因。假如這些細處全都做得和真鈔一模一樣的話，那真鈔、假鈔可就極其難以鑑別了，恐怕非得拿顯微鏡來對比才能辨識吧。透過肉眼即可鑑別出真偽，這才是練習之要點。

一開始用來仿製偽鈔的石版印版，後來用於印刷美術作品了，這恐怕也是由於假鈔印製有了更加精緻的銅版印版的緣故吧，所以才功成身退了。

無論是製版，還是印刷，我都一點也不熟悉，所以，以上所論謬誤也許在所難免，但是整體來講，我自認為八九不離十。

行文至此，我究竟想表達什麼想必您已經十分清楚了。沒錯，我的結論就是，兩千枚貳圓假鈔，是紙幣寮為防範國幣被人偽造而專門印製出來藉以鍛鍊鑑別真偽技能的仿造品，不知什麼緣故卻混入了向大藏省出納局送繳的現金租稅中。

這樣的推測，完全可以將前面列舉的①②④⑤各個疑問解釋清楚，尤其是，大藏省出納局局長將“發現”假鈔向川路大警視做“通報”一事，非常引人深思。由此，您關於假鈔是井上馨在德國下的訂，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大膽推測，是從這位公爵大人的傳記中得到的啟示，對此我只能深表感佩，但是很遺憾，我無法贊同您的這一推測。

假鈔在其他縣送繳的稅金中也有發現，而照當局的說法，是從神奈川縣流入他縣的，其實這一點正好露骨地暴露出當局的意圖，即將偽造國幣的“犯人”鎖定為神奈川縣愛甲郡中津村（舊熊坂村）的熊坂長庵。

關於偽鈔事件，我的推測僅圍繞假鈔本身大致如上所述。至於薩摩藩閥與長州藩閥之間明爭暗鬥，利用偽鈔事件作為權鬥工具，我想您和伊田先生的見解肯定是切中肯綮的，不過這已經不是我的研究領域了。

最後我想補充一句，我一位祖上四代的女性親戚，正是您當時提到的明治七年被錄用為專門監督管理紙幣寮女工的“目付”宮尾梅子，也就是在那前一年，即明治六年，因福岡縣農民暴亂而殉職的紙幣寮少屬宮尾矯的遺孀。我之前也讀過《得能良介君傳》，因此在行刑資料館聽您講述那些往事，感到格外親切。

為了不使您產生誤解，我還想申明一點，以上我的“推理”只是我個人的憑空臆想，既不代表宮尾梅子所言，也不代表她的後世子孫所言。我只不過偶然聽親戚中有人說宮尾梅子曾經受到過得能紙幣頭（後升任局長）的親切關懷，對他深表致謝，至於得能紙幣局局長是否與明治十二三年前後爆發的“偽鈔事件”有關係，則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了。

在樺戶行刑資料館的半日至今令我難以忘懷，以至於拉拉雜雜給您寫下如此冗長的信。最後謹祝您健康並創作順利！

神岡麻子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