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之死：鏡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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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老醫生本奈特，我們的家庭醫生，步履蹣跚地從客房走出來，輕輕地關上身後的門。老得不能再老的本奈特醫生就是一堆皮囊和皺紋的集合，他永遠都是我們的家庭醫生。我出生的時候就是他剪斷臍帶，捧著我紅撲撲、皺巴巴的小身子遞給我母親的。本奈特醫生為我們治癒的疾病不計其數，他身懷古代名醫——其實他就是——的魅力和醫術。如今為我父親送終的還是他。他從父親的房間走了出來，並把聽診器從他的老耳朵上摘下來，看著我們——母親和我，然後搖搖頭。

“我無能為力。”他用他毛糙的嗓子說道。他想把手拋到空中以宣洩憤懣，但是他沒有，他太老了，做不出這樣高難度的動作。“我很抱歉，非常抱歉。如果你們還有什麼要安慰愛德華的，還有什麼話要說，我建議你們現在就去說。”

我們已經預料到了。母親握著我的手，勉強露出一絲苦澀的微笑。這對她來說不是一段輕鬆的日子，當然不是。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她的個子和精神都萎縮了，雖然還活著，但是和生活保持著距離。她的目光垂下來，失去了焦點。現在我看著她，她看上去那麼無助，彷彿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或不知道自己是誰。自從父親回家等死，我們的生活就改變了許多。他死亡的過程也在一點點地消磨我們。彷彿父親每天不去工作，而是去游泳池後面的空地為自己挖墳墓。他也不一次挖好，而是每次挖一到兩英寸。彷彿這是讓他如此疲勞、讓他生出黑眼圈的原因，而不是因為母親口中的“X光療法”。彷彿每天晚上他挖完坑回來，指甲蓋裡嵌滿了泥，往沙發上一坐看他的報紙時，他可能會說，那個，進展挺順利的，今天又挖了一英寸。母親會說，你聽到了嗎，威廉？你父親今天又挖了一英寸。而我會說，太棒了，爸爸，真棒。如果有什麼我能幫忙的，儘管找我。

“媽媽。”我說。

“我先進去，”她搶白道，“然後，要是看起來——”

要是看起來他就要死了，她就會來叫我。我們就是這樣說話的。在死亡的疆域裡，言語總是戛然而止，你知道它們該怎樣結束。

就這樣，她站了起來，走進房間。本奈特醫生搖著頭，摘下眼鏡，用他紅藍條紋的領帶邊緣擦拭著。我目瞪口呆地看著他：他太老了，老得要命，為什麼我的父親會比他先死？

“愛德華·布龍，”他自言自語道，“誰會想得到呢？”

誰會呢？死亡是能發生在我父親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我知道這話聽著彆扭，這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對於他來說尤其糟糕，特別是最後預備死亡的這些年，不斷加重的疾病消耗著他的今生，並且彷彿在為他的來世做準備。

更糟糕的是，他必須留在家裡。他討厭這樣。他討厭每天早上在同樣的房間醒來，看見同樣的人，做些同樣的事。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他一直把家作為加油站。一個巡遊的爸爸，家只是他去往另一個地方的中轉站。他為了一個模糊的目標而工作。是什麼驅動著他？不是錢，我們有錢。我們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幾輛車，後院還有游泳池；好像沒有什麼我們真正買不起的東西。也不是為了升職，他有自己的公司。是比這些都重要的東西！但是我說不清究竟是什麼。就好像他生活在一種恆久的渴望中：到達那兒，但無論是哪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戰鬥，以及之後的戰鬥，這場戰爭永無止境。所以他不停地工作再工作。他每次都要離開好幾周，去紐約、歐洲或日本，並在某個奇怪的鐘點回來，比如晚上九點，倒上一杯喝的，佔據他的椅子以及有名無實的一家之主的頭銜。而且他總是有些精彩的故事要講。

“在名古屋，”某個這樣的晚上，父親坐在他的椅子上，母親坐在她的椅子上，而我坐在他們腳邊的地板上，“我看到一個有兩個腦袋的女人。我向你們發誓。一個美麗的雙頭日本女人，她非常優雅、非常美妙地做了茶道表演。真的沒法說清哪個腦袋更漂亮。”

“根本不存在雙頭女人這種東西。”我說。

“真的嗎？”他說，用眼睛逼視著我，“這是十來歲就見多識廣的小先生說的，非常感謝你。我認錯。”

“真的嗎？”我說，“兩個腦袋？”

“而且千真萬確是位女士，”他說，“實際上是個藝伎。她大部分時間都隱居著學習藝伎界複雜的傳統，極少在公眾場合出現。這樣就能解釋你的懷疑了。我非常幸運，透過一連串生意上的朋友和政界門路得以進入深閨密室。當然，我必須假裝完全不覺得她有什麼古怪之處；假如我動一動眉毛，這份羞辱就會被載入史冊。我僅僅像其他人一樣端起了我的茶，低聲說了一句‘ども’，這是日語‘謝謝’的意思。”

他做的每件事都是無與倫比的。

在家時，他就失去了在外時的魔力而變得平凡起來。他會喝點兒小酒。他不會生氣，但是會消沉而失落，彷彿掉進了一個洞裡。在家的頭幾個夜晚，他的眼睛如此明亮，它們絕對能在黑暗中放光。但是幾天以後，他的眼睛變得疲倦不堪。他開始看起來像是丟了精氣神，這讓他很難受。

所以他不是死亡的最佳候選人，這使得待在家裡甚至更糟糕。開始他試圖透過給世界上各個奇怪的地方的人打長途電話來改善情況，但是很快他就病得連這些都做不到了。他變成了另一個人：沒有工作的人，沒有故事可說的人，我意識到——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你知道現在我想要什麼嗎？”一天他對我說，對於一個據本奈特醫生說我可能很快就再也見不到的人來說，他看上去還不賴，“一杯水。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說。

我給他倒了杯水，他抿了一兩口，我為他託著杯底以防打翻。我對著他微笑，他看起來已經不像是我的父親，而像是我父親的另一個版本——同一個系列，相似但是不同，而且明顯多了許多瑕疵。他曾經慘不忍睹——他所經歷的所有改變，我都已習慣了。哪怕他已經沒有什麼頭髮，他的面板上都是斑點和疙瘩，我也習慣了。

“我不知道跟你說過沒有，”他說，吸了口氣，“每次我從辦公室旁的咖啡館出來，總會有個乞丐攔住我。每天我都給他兩毛五。每天都是。我是說，那個乞丐已經習以為常到甚至都懶得問我要——我就塞給他兩毛五。然後我病了，幾個星期沒去上班，我回來的時候你猜他對我說什麼？”

“什麼，爸爸？”

“‘你欠我三塊五。’他說。”

“真逗。”我說。

“是呀，笑一笑十年少。”他說，雖然我們倆都沒笑——我們倆嘴都沒咧。他只是充滿憂傷地看著我。有時候他就是這樣，從一種情緒換到另一種，就像有的人不停地換電影片道一樣。

“我想這樣還挺恰如其分的，”他說，“我住客房。”

“為什麼？”我說，雖然我知道答案。這不是他第一次提到這件事，即使這是他自己做出的決定——搬出和我母親同住的臥室。

“我不希望我走後每個晚上她上了床都要對著我躺過的地方顫抖，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似乎覺得他被困在這兒具有某種象徵意義。

“恰如其分地說，我就是個客人。”他環顧著這間正式得有些古怪的房間。母親總是覺得客人就該用那些東西，所以她把房間儘可能地佈置成旅店裡的模樣——有把小椅子、床頭櫃，抽屜櫃上方無傷大雅地掛著某位古典大師的油畫複製品。“我在這兒的時間不多，你知道。在家裡。不如我們都希望的那麼多。看看你，你長大了，而我……我完全錯過了。”他嚥了口唾沫，這對他來說真的挺費勁，“我沒有待在你身邊，是嗎，兒子？”

“是的。”我說，或許回答得太快，但是語氣盡可能地溫和。

“嗨，”他說，然後咳嗽了幾聲，“別憋著什麼都不說，就是因為我要……你知道。”

“別擔心。”

“實話，就跟我說實話。”

“那麼幫我一把——”

“天，弗瑞德。管他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