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切的風格：親切不是隨便，不能“像是普通談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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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多年前英國批評家哈茲裡特（Hazlitt）寫過—篇文章《論親切的風格》（On Familiar Style），開宗明義地說：

<blockquote>以親切的風格寫作，不是容易事。許多人誤以為親切的風格即是通俗的風格，寫文章而不嬌揉造作即是隨隨便便地信筆所之。相反的，我所謂的親切的風格，最需要準確性，也可以說最需要純潔的表現。不但要排斥一切無意義的鋪張，而且也要芟除一切庸俗的術語，鬆懈的、無關的、信筆拈來的詞句。不是首先想到一個字便寫下來，而是要選用大家常用的最好的一個字；不是任意地把字組合起來，而是要使用語文中之真正的慣用的語法。要寫出純粹親切的成真正英文的風格，便要像是普通談話一般，對於選字要有徹底把握，談吐之間要自然、有力，而且明白清楚，一切賣弄學問的以及炫耀口才的噱頭都要拋棄。……任何人都可以用戲劇的腔調念出一段劇詞，或是踩上高蹺來發表他的思想；但是用簡單而適當的語文來說話寫作便比較困難了。做出一種華而不實的風格，使用雙倍大的字來表現你所想表現的東西，這是容易事；選用一個最為恰當的宇，便不那麼容易。十個八個字，同樣的常用，同樣的清楚，幾乎有同樣的意義，要在其中選擇一個便不簡單，其間差異微乎其微，但是卻具有絕對的影響。……</blockquote>

他這意思是正確的。親切不是隨便，選詞遣字之間很需要幾分斟酌。不過寫文章“要像是普通談話一般”，這句話似乎也還可以再加斟酌。我以為，說話和寫文章究竟不是一件事。是有人主張“要怎麼說便怎麼寫”，但是我們說話通常是不打腹稿的，沒有時間字斟句酌，往往都是想到即說，脫口而出，所以常有斷斷續續的、重重疊疊的詞句，以及不很恰當的、不很明白的字詞，當然更沒有標點符號。假如寫作如談話，寫出來的東西怕盡是些嘮嘮叨叨的絮語，廢話連篇，徒惹人厭。使用過錄音機的人一定可以理解，開啟錄音機聽別人的談話錄音或自己的談話錄音，會覺得詞句間欠斟酌、欠簡練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把說話記錄逐字逐句記了下來，也許是如聞謦欬，別有情趣，但是那份囉唆煩聒不成其為文章了。

語文一致當然是很好的理想。如果這理想有實現之可能，語與文要雙方努力。寫作要像談話，談話也要像寫作。寫作者芟除其文字中的繁文縟節，使之近似談話，談話者芟除其庸俗煩屑，使之近似文字。這樣的語文一致豈不是更為合理？不過使文字近似談話易，使談話近似文字難。因為人的教育程度不一致，有人說話粗野，有人說話文縐縐，說話粗野的人寫文不會文雅，說話文縐縐的人寫文也不會直率。語不一致，文焉能一致？語有許多階層，文亦有許多階層，階層之間難望其一致。

以方言土語寫小說，例如老舍早年作品《老張的哲學》《二馬》之類，使用純粹的北平方言，從頭到尾，北平人讀之備覺親切，其他地方的讀者怕未必全能欣賞。這樣的文字應該算是言文一致了。我以為，小說中使用方言土語應以對話部分為限，因為只有在對話部分最能傳神，如果全部用方言反倒減少了效果。

我從不相信古代言文一致的說法。記得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說起過，到了漢朝的董仲舒的時候言文才正式地分離。胡先生的《白話文學史》旨在說明白話文學不是什麼新的事物而是古已有之的，這話固然不錯，不過在漢以前言文一致恐非事實。試想古代文字，由甲骨、鐘鼎，以至簡牘，書寫是多麼費事，文字非力求簡練不可，凡能省的字必定省去。異於白話的文言大概是這樣興起來的。“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難道是當時的白話？《詩經》不是容易讀的，近似歌謠的國風一部分也不可能是當時的白話，古往今來沒有口頭談話而能整整齊齊的幾個字一句而且押韻的。言文從來未曾一致過。如果一定要把口頭白話寫下來稱之為白話文學，那也未嘗不可，事實上也曾有人這樣做，據我看其中很少稱得上是文學作品。

親切的風格僅是比較地近於談話而已，不能“像是普通談話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