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翻譯：翻譯不是藝術，而也饒有一些藝術的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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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可以說不是一門學問，也不是一種藝術，只是一種服務。從前外國人來到中國觀光，不通中國語，常僱用一名略通洋涇浜英語的人權充舌人，俗稱之為“馬路翻譯”。做馬路翻譯也不容易，除了會說幾句似通非通的句法不完整的蹩腳英語之外，還要略通洋人心理，揀一些洋人感興趣的事物譯給他聽。為了賺幾個錢餬口，在馬路上奔波。這也算是一種服務。

較高階的舌人，亦即古時所謂的通譯官，“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南方曰象，北方曰譯。象胥即是司譯事的官吏。如今我們也還有翻譯官，政府招待外國貴賓的時候，居間總有一位翻譯官。外國人講演，有時候也有人擔任翻譯。這種口頭翻譯殊非易事，尤其是事前若未看過底稿，更難達成準確迅速的通譯的任務，必其人頭腦非常靈活，兩種語言都有把握才成。

學術著作與文藝作品的翻譯屬於另一階層，做此種翻譯，無須跑馬路，無須立即達成任務，可以從容推敲。雖然也是服務，但是很不輕鬆。有些作品在文字方面並不容易瞭解，或是文字古老，或是典故太多，或是涉及方言，或是意義晦澀，都足以使譯者繞室彷徨，搔首踟躕。譯者不一定有學問，但是要了解原著的一字一句，不能不在落筆之前多多少少做一點探討的功夫。有時候遇到版本問題，發現異文異義，需要細心校勘，當機立斷。所以譯者不是學者，而有時被情勢所迫，不得不接近於學者治學態度的邊緣。否則便不是良好的服務。凡是藝術皆貴創造，翻譯不是創造。翻譯是把別人的東西，咀嚼過後，以另一種文字再度發表出來，也可說是改頭換面的複製品。然而在複製過程之中，譯者也需善於運用相當優美的文字來表達原著的內容與精神，這就也像是創造了，雖然是依據別人的創造作為固定的創造素材。所以說翻譯不是藝術，而也饒有一些藝術的風味。

在文化演進中，翻譯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因為翻譯幫助弘揚本國的文化，擴充套件思想的範圍，同時引進外國的思潮和外國的文藝，刺激本國的作家學者。我們中國古時有一項偉大的翻譯運動，佛經的翻譯，其規模之大無與倫比。由於一些西域的高僧東來傳教，兼做翻譯，如漢明帝時之竺法蘭在洛陽白馬寺與迦葉摩騰合譯《四十二章經》，又自譯《佛本生經》第五部十三卷，是為翻譯之始。西晉竺法護譯經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多為大乘佛典。而後秦的鳩摩羅什，南北朝之真諦，與唐之玄奘合稱為中國佛教之三大翻譯家，以玄奘之功績最為艱苦卓絕。玄奘發願學佛，間關萬里，歸國後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譯筆謹嚴，蔚為大觀。佛經翻譯不僅弘揚了佛法，對一般知識文藝階層亦發生很大影響。其所以發生這樣效果，固由於譯者之宗教熱忱，政府之獎掖輔助亦為主要因素。佛經的翻譯一向被視為神聖的事業。每譯一經，有人主譯，有人襄助。直到晚近，仍帶有濃厚莊嚴的宗教色彩。抗戰時期，我曾遊四川北碚縉雲山，山上有縉雲寺，寺中有太虛法師住持之漢藏理學院，殿堂內有鍾罄聲，僧眾跪蒲團上，紅衣黃衣喇嘛三數輩穿梭其間，燭光熒然。餘甚異之，詢諸知客僧法舫，始知眾僧正在開始翻譯工作，從藏文佛典譯為漢文。那種虔誠慎重的態度實在令人敬佩。因思唐人所撰“一切經音義”所表現對於佛經譯事之認真的態度，也是不可及的。

晚清西學東漸，翻譯乃成為波瀾壯闊的一個運動。當時翻譯名家以嚴幾道與林琴南為巨擘。嚴幾道譯《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法意》《穆勒名學》等書共九種，雖然對於國家社會的進步究竟有多少具體貢獻很難論定，對當時知識分子的影響卻是不容否認的。（胡適先生就是引“適者生存”之意而命名的。）他又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直到如今還有不少人奉為圭臬。可惜的是，他用文言翻譯，而又力求精簡，不類翻譯，反似大作其古文，例如“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以這樣的句子來說明“天演”，文字非不簡潔，聲調非不鏗鏘，但是要一般讀者通曉其義恐非易事。西洋社會科學的名著，大多本非簡明易曉之作，句法細膩，子句特多，譯為中文，很費心思，如果再要加上古文格調，難上加難。嚴氏從事翻譯，選材甚精，大部分皆西洋之近代名著，譯事進行亦極嚴肅，但是嚴氏譯作如今恐怕只好束之高閣，供少數學者偶爾作為研究參考之用。林琴南的貢獻是在小說翻譯方面。所譯歐美小說達一百七十餘種之多。以數量言，無有出其右者。他的最大短處是他自己不清外文，全憑舌人口述隨意筆寫，所謂“耳受手追，聲已筆止”。這樣的譯法，如何能銖兩悉稱地表達原作的面貌與精神？再則他自己不懂外國文學，所譯小說常為二三流以下之作品。殊少翻譯之價值。他的文言文，固是不錯，鼓起國人對小說之興趣，其功亦不在小。

白話文運動勃發以後，翻譯亦頗盛行。唯嫌凌亂，殊少有計劃的翻譯，亦少態度謹嚴的翻譯。許多俄、法文等歐洲小說是從英、日文轉譯的。翻譯本來對於原著多少有稀釋作用，把原文的意義和風味沖淡不少，如今再從日文、英文轉譯，其結果如何不難想象。魯迅先生所編譯之“文藝政策”等一系列的“硬譯”，更無論矣。

四十幾年來值得一提的翻譯工作的努力應該是胡適先生領導的“翻譯委員會”，隸屬於“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有胡先生的領導，有基金會的後盾。所以這個委員會做了一些工作，所譯作品偏重哲學與文學，例如培根的《新工具》《哈代小說全集》《莎士比亞全集》《希臘戲劇》等凡數十種。惜自抗戰軍興，其事中輟。

“國立編譯館”，顧名思義，應該兼顧編與譯，但事實上所謂編，目前僅是編教科用書，所謂譯，則自始即是於編譯科學名詞外偶有點綴。既無專人司其事，亦無專款可撥用。徒負虛名，未彰實績。抗戰期間，“編譯館”設“翻譯委員會”，然亦僅七八人常工作於其間，如蒙森之《羅馬史》、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薩克雷之《紐卡姆一家》等之英譯中，及《資治通鑑》之中譯英。《資治通鑑》之英譯為一偉大計劃，緣大規模的中國歷史（編年體）尚無英譯本，此編之譯實乃空前鉅作。由楊憲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主其事，夫婦合作，相得益彰，勝利時已完成約三分之一，此後不知是否賡續進行。唯知楊憲益夫婦在大陸仍在從事翻譯工作，曾有友人得其所譯之《儒林外史》見貽。“編譯館”來臺後，人手不足，經費短細，除做若干宣傳性之翻譯以外，貢獻不多。偶然獲得資助，則臨時籌劃譯事。我記得曾有一次得到聯合國文教組織一筆捐助，指明翻譯古典作品，諮詢於餘，乃代為籌劃譯書四五種，記得其中有吳奚真譯的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此書是根據英國名家諾爾茲的英譯本，此英譯本對英國十六世紀文學產生巨大影響，在英國文學史上佔重要地位，吳奚真先生譯筆老練，惜僅成兩卷，中華書局印行，未能終篇。近年來有齊邦媛女士主持的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兩卷，亦一大貢獻。

翻譯，若認真做，是苦事。逐字逐句，矻矻窮年，其中無急功近利之可圖。但是苦中亦有樂。翻譯不同創作，一篇創作完成有如自己生育一個孩子，而翻譯作品雖然不是自己親生，至少也像是收養很久的一個孩子，有如親生的一般，會視如己出。翻譯又像是進入一座名園，飽覽其中的奇花異木，亭榭樓閣，循著路線周遊一遭而出，耳目一新，心情怡然。總之，一篇譯作殺青，會使譯者有成就感，得到滿足。

翻譯，可以說是舞文弄墨的勾當。不舞弄，如何選出恰當的文字來配合原著？有時候，恰當的文字得來全不費工夫，儼如天造地設，這時節恍如他鄉遇故人，有說不出的快感。例如，莎士比亞劇中有“a pissing while”一語（見《二紳士》四幕一景二十七行），我頓時想到我們北方粗俗的一句話“撒泡尿的工夫”，形容為時之短。又例如，莎士比亞的一句話：“You three-inch fool”（見《馴悍婦》四幕一景二十七行）正好譯成我們《水滸傳》裡的“三寸丁”。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許多，但是可遇不可求的。

翻譯是為了人看的，但也是為己。昔人有言，閱書不如背誦書，背誦書不如抄書。把書抄寫一遍，費時費力，但於抄寫過程之中仔細品味書的內容，最能體會其中的意義。我們如今可以再補一句，抄書不如譯書。把書譯一遍費時費力更多，然而在一字不苟地字斟句酌之餘必能更深入瞭解作者之所用心。一個人譯一本書，想必是十分喜愛那一本書，花時間精力去譯它，是值得的。譯成一部書，獲益最多的，不是讀者，是譯者。

人人都知道翻譯重要，但很少人肯致力於翻譯事業的獎助。文學藝術都有公私的獎，不包括翻譯在內。好像翻譯不是在文藝範圍以內。學術資格的審查也不收翻譯作品，不論其翻譯具有何等分量。好像翻譯也不在學術領域之內。其實翻譯也有輕重優劣之分，和研究創作一樣未可一概而論。近年的翻譯頗有傑出之作，例如林文月教授所譯之《源氏物語》，其所表現的功力及文字上的造詣，實早已超過一般的創作與某些博士論文。潛心翻譯的人，並不介意獎勵之有無。但如有機關團體肯於獎助，翻譯事業會更蓬勃。

翻譯沒有什麼一定的方法可說，譯者憑藉他的語文修養，斟酌字句，使原著以他認為最好的方式在另一種文字中出現而已。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

什麼才是好的翻譯？有人說，翻譯作品而能讓人讀起來不像是翻譯，才是好的翻譯。這是外行的說法，至少是誇張語。翻譯就是翻譯，怎能不像翻譯？猶之乎牛肉就是牛肉，怎能嚼起來不像牛肉而像豆腐？牛肉有老有嫩，絕不會像豆腐。

義大利有一句俗話：“翻譯像是一個女人——貌美則不忠貞，忠貞則其貌不美。”這句話簡直是汙辱女性。美而不貞者固曾有之，貌美而又忠貞者則如恆河沙數。譯者為了忠於原文，行文不免受到限制，因而減少了流暢，這是毋庸諱言的事。不過所謂忠，不是生吞活剝地逐字直譯之謂，那種譯法乃是“硬譯”、“死譯”。意譯直譯均有分際，不能引為拙劣的翻譯的藉口。鳩摩羅什譯的《金剛經》，和玄奘譯的《金剛經》，一為直譯，一為意譯，二者並存，各有千秋。

譯品之優劣有時與原著之難易有關。辜鴻銘先生為一代翻譯大師，其所譯之英國文學作品以《瘋漢騎馬歌》及《古舟子詠》二詩最為膾炙人口，確實是既忠實又流利。但是我們要注意，這兩首詩都是歌謠體的敘事詩，雖然裡面也有抒情的成分。其文字則極淺顯易曉，其章節的形式與節奏則極簡單。以辜氏中英文字造詣之深，譯此簡明之作，當然遊刃有餘。設使轉而翻譯彌爾頓之《失樂園》，其得失如何恐怕很難預測了。

關於翻譯我還有幾點拙見：

一、無論是機關主持的，或私人進行的翻譯，對於原著的選擇宜加審慎。愚以為有學術性者，有永久價值者，為第一優先。有時代需要者，當然亦不可盡廢。唯嘗見一些優秀的翻譯人才做一些時髦應世的翻譯，實乃時間精力的浪費。西方所謂暢銷書，能禁得時間淘汰者為數不多。即以使世俗震驚的諾貝爾文學獎而言，得獎的作品有很多是實至名歸，但亦有浪得虛名不孚眾望者，全部予以翻譯，似不值得。

二、譯者不宜為討好讀者而力求提高文字之可讀性，甚至對於原著不惜加以割裂。好多年前，我曾受委託審查一部名家的譯稿——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是一部大書，為史學文學的傑作。翻閱了幾頁，深喜其譯筆之流暢，迨與原文對照乃大吃一驚。原文之細密描寫部分大量地被刪割了，於其刪割之處巧為搭截，天衣無縫。譯者沒有權利做這樣的事。又曾讀過另一位譯者所譯十六世紀英國戲劇數部，顯然的，他對於十六世紀英文了解不深。英文字常有一字數義，例如flag譯為“旗”。似是不誤，殊不知此字另有一義為“菖蒲”。這種疏誤猶可原諒，其大量的刪節原作，動輒一二百行則是大膽不負責任的行為，徒以其文字淺顯為一些人所讚許。

三、中西文法不同，文句之結構自異。西文多子句，形容詞的子句，副詞的子句，即吉本。所在多是，若一律照樣翻譯成中文，則累贅不堪，形成為人詬病的歐化文。我想譯為中文不妨以原文的句為單位，細心體會其意義，加以咀嚼消化，然後以中文的固有方式表達出來。直譯、意譯之益或可兼而有之。西文句通常有主詞，中文句常無主詞，此又一不同之例。被動語態，中文裡也宜比較少用。

四、翻譯人才需要培養，應由大學國文英語學系及研究所擔任重要角色。不要開翻譯課，不要開訓練班，因為翻譯人才不能速成，沒有方法可教，抑且沒有人能教。在可能範圍之內，師生都該投入這一行業。重要的是改正以往的觀念，莫再把翻譯一概摒斥在學術研究與文藝活動之外。對於翻譯的要求可以嚴格，但不宜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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