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革命事業風起雲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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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君主立憲派的康、梁流亡到東京後，他們的聲勢始終不比革命黨弱，但是清廷不懂得運用這批保皇黨來和革命黨對抗，抵消革命黨的力量，而把康、梁這群保皇黨的人也視為大逆不道。

孫中山先生當時極希望能拉攏康、梁聯合反對清廷。他曾和梁啟超接觸，梁依違不決，而康有為則仍以要擁戴他的“聖主”為目的，最後雙方談不攏。退而求其次，想拉楊度，楊卻介紹同鄉黃興給孫中山先生，當時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名叫“興中會”，黃興則與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組織“華興會”。孫、黃一見如故，政治立場也完全相同，於是合併興中會和華興會為“同盟會”，同時吸收章炳麟（號太炎）的“光復會”。這個光復會是上海教育界的反滿秘密組織，光緒卅年（1904年）成立，參加的人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吳敬恆、徐錫麟、馬宗漢、陳伯平、秋瑾等。

光緒卅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會所召開籌備會，參加的有：孫中山先生、黃興、張繼、陳天華、宋教仁、馮自由、居正、但燾、馬君武、鄧家彥、黃復生、朱執信、古應芬、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70餘人，透過同盟會會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七月廿日（8月20日）下午，同盟會正式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總部組織，設總理一人，公舉孫中山先生，下設三部，（一）執事部。（二）評議部，（三）司法部。執事部負責人黃興，地位如協理。評議部評議長汪精衛。司法部判事長鄧家彥。各省黨務負責人是：直隸張繼，山東徐鏡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蔭藩、榮福桐，陝西谷思慎、康寶忠，安徽吳春陽、高蔭藻、孫毓筠，江蘇高劍公、陳劍虹、章梓，浙江秋瑾，湖北時功玖、張昉、陳鎮藩，湖南黃興、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黃復生、董修武，雲南呂天民、貴州於德坤、平剛，河南杜潛、朱炳麒，福建林時爽，江西張世膺、鍾震川，廣西劉崛、盧汝翼，廣東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漢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愷，香港馮自由、李自重、謝英伯。同盟會成立後，編訂革命方略，策劃全國各地起義，擬定了軍政府宣言，軍隊縮制，招降清軍條件，攻城略地，囤糧安民各項辦法和對外宣言等等。

同盟會成立的同時，同志們又在東京赤坂坂本金彌爵邸決議創立《民報》以宣揚革命理論，闡明三民主義為宗旨，藉以對抗立憲黨黨魁梁啟超在橫濱所辦《新民叢報》。梁啟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新民業報》鼓吹立憲，立場正和革命黨思想相反。《民報》出版後使革命理論才有系統為世人所明瞭。它於光緒卅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於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有：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宋教仁，由張繼擔任編輯，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編。章在《民報》發刊時還在上海因蘇報案入獄，光緒卅二年（1906年）出獄東渡，接辦《民報》。

《民報》第一期出版後，恰值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當時留學生極為憤懣，罷課者八千餘人，而留學生中分為兩派：一派是留日學生聯合會的秋瑾等，主張全體歸國，是激烈派；一派是維持會的汪精衛，主張繼續留學，是平和派。同時又傳說日本外務省以6000元付孫中山先生，迫其離去橫濱。這種種壓迫，驅使一位卓越的革命黨人陳天華親書絕命書一篇，告留學生總會諸幹事書一篇，然後投海殉職。陳天華的自殺，使《民報》第二期延期出版，可是因為這一風潮，遂使日本取締留學生的規則胎死。

《民報》的發刊詞是孫中山先生親撰，發刊詞的最後一段這麼說：“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取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之所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此外胡漢民在《民報》上宣佈六大主義：（一）推翻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大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此六大主義，前三項是對內，後三項是對外。

《民報》出版後，和《新民叢報》對立得非常激烈，《民報》第三期還發行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共為12條。因《新民叢報》認為保皇的立憲黨是政治革命，而同盟會是種族革命，《民報》就此對《新民叢報》大打筆墨官司。

在這前後期間，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創辦了很多刊物，如：江蘇學生的《江蘇》，浙江學生的《浙江潮》，湖北學生的《漢聲》，湖南學生的《遊學彙編》等。楊度也辦了一個《新中國報》，鼓吹“金鐵主義”，他的言論既不親同盟會，也不親君主立憲派，完全以“第三勢力”面目出現。

宣統元年（1909年）清廷宣佈預備行憲後，東京的君主立憲派認為是一大勝利，聲勢大振，於是又組織了一個“政聞社”作為外圍組織，由蔣智由為社長，擁護梁啟超。九月四日，政聞社社員在錦輝館開大會鼓吹“立憲”，請梁啟超主講，政聞社社員200餘人均參加，還邀請了日本政界名流如犬養毅等八九人參加，其他聞風而至的約有七八百人，合共與會人士不下1000人。同盟會的革命同志認為保皇黨如此大肆活動，非加以打擊不可，於是張繼、平剛、陶成章等邀約了幾十人前往參加開會。這天會場因人數過多，秩序很亂，政聞社社員都佩掛紅布條做招待員。搖鈴開會後，主席先報告開會宗旨，然後大聲宣佈：“請梁任公先生演講。”梁啟超應聲而起，在掌聲中上了講壇，先講君主立憲的大道理，又講立憲的性質以及國會。他說立憲國家須有監督政府的機構，就是國會，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事，我們人民透過國會去監督他們的行為，使政府不可亂來云云。他演講時，時有掌聲。最後梁說：現在朝廷下詔定期立憲，我們大家應該歡喜踴躍才是。他的話才講到這兒，突然在臺下有一人站了起來，大叫一聲：“馬屁”，然後就叫打，這個人不是別人，卻是革命黨人張繼。只見他捲了袖子，推開人叢往臺前奔。梁啟超一聽見有人喊打，也顧不了演講，就回頭往後臺跑。這時又有一隻草鞋從講壇左邊飛了過來，正打中梁的左頰，扔草鞋的是一個戴眼鏡的老頭兒。梁捱了一下趕快從樓梯跳下講壇。會場亂作一團，有喊打的，有喊革命黨的，而張這時已搶上了講壇，臺下鼓掌歡呼，一霎時由立憲黨的會變成了革命黨的會。張繼先講了一番，隨後宋教仁上臺講同盟會的宗旨，他說：“立憲黨是保皇黨的變象，他們是要皇帝，我們不要皇帝，人民就是國家主人。我們不容許文妖（指梁啟超）講君主立憲，我們理想是中華民國”。下面大家熱烈鼓掌。張繼接著又講：“我今天不是和政聞社搗亂，今天因為有點不痛快，想質問犬養毅先生，你在早稻田大學曾告訴中國學生說：中國應當儘速革命，但你今天為什麼要附和保皇黨。”犬養毅被詰，只好上臺講了一篇立憲的道理，但最後結論則贊成中國革命。犬養毅講完後，大會就告結束。

有一件趣事，這天立憲黨的人用日本音叫革命黨為苛埋黨，苛埋是日語“米”字，會場上的日本警察搞不清中國怎會有個“米黨”。後來革命黨人也把米字代表革命。

光緒卅一年（1905年），有一個湖南會黨領袖馬福益因革命活動被清吏端方所捕殺。馬福益是湖南湘潭碧水灣人，是哥老會輪迴山佛祖堂山長，有會黨萬餘人，雄視長沙、衡州、永州三府，聲勢浩大，劉揆一曾奉黃興命與馬聯絡，爭取馬參加革命。黃興且曾親訪馬於湘潭茶園鋪礦山岩洞中，黃興、劉揆一、馬福益三人席地而座，殺雞埋土坑中，蓋以柴火，煨熟而食，縱談痛飲至天曉。黃興並仿日本軍制，以同仇會會長兼任大將，劉揆一任中將，馬福益任少將，並決定在光緒卅年（1904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六十歲壽辰，在長沙起事；同時嶽州、衡州、寶慶、瀏陽、常德五路響應。起義軍事，長沙方面以武備學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會黨為輔；其他方面則以會黨為主，黃興歸途中曾慷慨賦詩，有句：“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雞。”由於馬福益參加革命隊伍，哥老會相繼加入的不下10萬人。不幸九月間革命的訊息洩漏，起義失敗，黃興得聖公會牧師黃吉亭之助，僥倖脫險，經鄂赴滬。光緒卅一年二月十一日馬福益在長沙被害。馬被殺後革命黨人曾在東京開追悼會，而兩湖人士乃繼續馬福益的計劃為正式起義行動，以湖南之瀏陽醴陵和江西的萍鄉為起義地方，糾結起義人士號三萬人。當時中國中部饑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東南部和揚子江上游沿岸，皆陷於饑饉，工人因米貴減工而失業，萍鄉礦工遂首先發難，四虎徒黨起而響應。這次起義事件，並非奉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命令，迨孫中山先生和黃興聽到萍瀏醴起事，才先後遣胡瑛、甯調元、孫毓筠、楊卓林、段書雲等同志分赴蘇、皖、贛、湘、鄂各省運動軍界以圖響應。但因配合不好，又因事機不密，故均失敗。

萍瀏醴的起義，在萍鄉起義者多為煤礦工人，在醴陵起義者多為防營兵勇，在瀏陽起義者多為洪江會黨。每股約萬人，瀏陽一股為主力，光緒卅二年（1906年）十月廿二日發難於文家市、牛石嶺、南街市、西鄉、大光洞、和萍鄉上慄市、案山關起義軍相呼應，蔓延至醴陵、衡山、宜春諸地。蘇、贛、湘、皖疆吏大為震動，出動新軍和各省援兵共五萬人分頭進剿。

革命起義軍的戰略，本分為三路：一支據瀏陽、醴陵，待機進攻湘垣；一支據萍鄉的安源礦路為根據；一支由宜春、萬載東出瑞昌、南昌以進取江南。可惜起義的軍隊，尤其是那些領袖，多數是會黨魁首，毫無軍事常識，所以發難時雖能擊敗清軍，卻不能佔據縣城，槍法雖工卻沒有軍事學識。三路發動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的混亂現象。有自稱是“中華帝國”，宣稱“留出皇帝位子，以待大有為之人”，有的則掛起“中華民國”的招牌。

最可惜的是，清軍徐紹楨所統的江南新軍，其中頗多具有革命思想，如趙聲、倪映典等，志願暗中為革命軍效力，可是革命軍未經訓練，散漫無組織，雖欲和革命軍通聲氣，亦無門徑可尋。革命起義之初，不數日就糾合了3萬多人，蔓延若干縣，聲勢不可謂不大，可是由於沒有組織，沒有領導人，起義之後只能株守萍、瀏、醴三縣不能進攻，而清廷則飛檄調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新兵、兩江總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領贛軍節制各方兵馬全力進剿，革命之火遂被清軍撲滅。這次起義事件聲勢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黨人犧牲之慘重，也是從前所未有的。

萍瀏醴起義的革命軍失敗於沒有經驗和沒有組織，不懂得大戰略，可是他們都有一套新戰術，使他們在戰場上很成功。他們不大打正規戰，白天隱藏起來，然後在夜間活動，在樹林中東插一支旗，西樹一道幡，以引誘清軍，等到清軍來攻打的時候，革命軍卻從兩翼包抄過來。殺得清軍顧頭顧不得尾。同時因為瀏陽和醴陵兩地都是出產大量爆竹，於是革命軍發明一個新戰術，就是把爆竹裝在洋油箱內，月黑風高之夜把它燃著，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槍槍聲，大爆竹轟轟隆隆像大炮聲，這一來搞得滿天神佛，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很得意地自詡這種戰術是“迷陣”和“疑兵”。他們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可是這套新戰術，卻在後來護國討袁時期為蔡鍔所使用而獲大勝。

革命軍曾分佈了兩個“起義檄文”，一個是《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一個是《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佈告天下檄文》。《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是由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龔釋出，文中痛責曾國藩、胡林翼是逆賊，這是湖南人罵湖南人。文中說：“……乃曾國藩、胡林翼等不明大義，罔識種界，認賊為父，呼賊作君，竭湘軍全力，自戕同種，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汙，擬衡嶽之崇，不能比其惡。凡我湘人，實無以對天下。今者劃清種界，特興討罪之師，率三湘子弟，為天下先，冀雪前恥，用效先驅。……故韃虜一日不殲滅，即主權一日不收回，漢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漢即興，韃虜罪惡貫盈，天所不佑。凡我漢族，宜各盡天職，各勉爾力，以速底韃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成功……”至於稱新中華大帝國的革命軍卻並未擁立出一個皇帝，在他們的檄文中說：“……昔宋祖黃袍加身，實當出征之際。大丈夫生逢亂世，攀龍鱗、附鳳儀，影象凌煙閣上，列坐凱旋門前，亦云得時則駕，棄逆效順而已矣。至豪邁公子，豁達少年，亦當知唐室龍飛晉陽，蓋以太宗為嗣子。漢家崛起豐沛，畢有大造於太公，化家成國，達權即所以守經，因禍得福，致人不為人所致，勿自委於無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虜毒焰兇張，胡元實跨歐兼亞。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而非夷虜之中國也。今與我四萬萬同胞約：有能起兵恢復一邑者，來日即推為縣公；恢復一府者，來日即推為郡主，至外而督撫，內而公卿。有能首倡大義志切同胞者，則我四萬萬同胞歡迎愛戴，如手足之衛腹心，來日不惜萬世一系，神聖不侵，子子孫孫，世襲中華大皇帝之權利以為酬報。……”這個檄文如果用於向清廷漢吏進行統戰則可，如用為號召則僅抱了民族主義而無經國大計，似乎是不夠的。

萍瀏醴起義後，南京的同盟會乃趕忙派同志到長江一帶運動新軍，派赴南京的是孫毓筠。他當時在同盟會中的地位僅次於孫、黃，孫中山先生還特地在牛込區寓所設宴送別。孫毓筠是安徽壽州大柳樹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壽州相國孫家鼐。他中了秀才後，有一時期曾想做和尚，後來受了吳樾謀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揚，乃決心參加革命，把他壽州辦的學校付託給人，全家前往東京，加入同盟會。他為人揮金如土，當時同盟會經費困難，孫毓筠的家財大半都奉獻了革命。這位後來變成洪憲六君子之一的孫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當貢獻的。

當時南京新軍將校多數同情革命，孫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動新軍起義，不料事洩被捕，送進了死牢。兩江總督端方一看這個革命黨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孫相國的晚輩，馬上拍電給孫家鼐，第二天得到孫相國覆電是：“此子頑劣異常，請嚴加管束”。這種語氣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時憲政編查館提調楊度也來信請端方“愛惜名士”，於是端方乃派部下何運臺去死牢中授予孫毓筠以“回生”之術，就是要孫毓筠只談政治革命，勿談種族革命。孫毓筠是個聰明人，根據這個原則，他的供詞是：

“革命有兩個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問政府是滿人、還是漢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國強兵；一是種族革命，由孫文和黃興等領導。黃興是條不怕死的角色，他們仇視午帥（端方子午樓）最力，一心要殺午帥。黃興的黨羽多數是湖南人，所以請午帥對湖南人要特別注意。……午帥如要殺我，我死得其所，不過為午帥計，黨人誅不勝誅，株連太廣不是消弭禍變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帥如要保全我，我絕對做和尚到底，妻兒財產一無留戀，任何黨派概不聞問。”

由於他這篇“只談政治革命，不唱種族革命”的口供，端方遂替孫毓筠開脫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僅僅判處五年的監禁，反而是從犯權道涵、段書方卻都判終身監禁。端方給楊度的覆電是：“孫生文理通順，門第高華，當秉高誼，求入於輕”。

孫毓筠表面上雖被判了五年監禁，其實端方卻把他從監牢中叫到花園讀書，以優待這個故人子弟。同時端方知道他手下的新軍多不可恃，乃實行整肅新軍運動，撤換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新軍軍官。

孫毓筠因為南京事件，愧對革命黨，以後便投奔袁世凱，後半生由革命黨人變成了擁護洪憲的六君子。

最令清吏震駭的是徐錫麟刺恩銘事件。

徐錫麟字伯蓀，浙江山陰縣人。12歲時曾至錢塘出家做和尚，後為家人勸歸，幼年讀書聰慧過人，有數學天才，於天文和輿地都無師自通。成年後赴日本留學，因陶成章的介紹，獲識鈕永建。鈕向徐講述國內大勢和革命理論，錫麟極受感動，返國後參加蔡元培的光復會，往來各地糾結同志，為人任俠使氣，行事極端。先在紹興城創立大通師範學堂和體育會，朝夕講武，欲以之為基礎推翻清廷，後再赴日本，擬入振武學校，因近視眼被拒，返國後為湖南巡撫俞廉三推薦，受安徽巡撫恩銘賞識，以道員銜負責安徽陸軍小學堂和巡警學堂。恩銘對徐錫麟的能力才幹很激賞，奏保徐為三品銜。萍醴起義後，波及浙東大通學堂。這時大通學堂已由秋瑾主持，秋瑾見事急，乃派陳伯平至安慶向徐錫麟告變，徐知革命行動已洩漏，乃倉促計劃起事，擬定於光緒卅三年（1907年）五月廿八日巡警學堂畢業典禮之日，邀請全城官吏蒞校觀禮，然後一綱打盡。不料恩銘改廿八日為廿六日，使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感到措手不及，但又無法延期，乃於廿六日巡警學堂畢業禮舉義。上午九時恩銘至大禮堂點名，徐說：“回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這是暗號，恩銘愕然問：“徐會辦從何處得此信？”言未畢，陳伯平即向恩銘扔手榴彈，不發，徐即從靴統內拔出兩支手槍，向恩銘施放。恩身中七彈，被左右強救出，其他文武官吏在亂槍中逃遁。徐錫麟先命門房關門，門房不聽命，因此各官吏都得逃生。徐乃率陳、馬兩同志和巡警學生百餘人進佔軍械局，令學生開庫取槍彈，均未配合，無法使用，乃運出巨炮五門，亦無法使用。清兵大集，圍之數重，安徽藩司馮昫出示，如拿獲徐錫麟者，賞萬金。最後清兵攻入軍械局，在第三重室捉獲徐和馬宗漢，陳伯平則戰死。兩江總督端方電馮昫令殺徐、馬。其時恩銘已死，恩家請剖徐心以祭恩銘。這一次事變，清吏死的有恩銘、顧松、陸永頤，清兵死者百餘，革命黨死的就只是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三人。清吏在徐寓邸搜出炸彈數枚，革命軍大元帥印一顆，光復會軍政府告示一張。徐錫麟的口供略稱：

“我本革命黨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專為排滿而來，做官本是假的……我蓄志排滿有十餘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再殺鐵良、端方、良弼，為漢人復仇，乃竟於殺恩銘後，即被拿，實難滿意……至於撫臺厚我，系屬個人私恩；我殺撫臺，乃是排滿公理。……你們殺我好了，將我心剖了，兩手兩足斷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殺學生，是我逼迫他們去的，革命黨本多，在安慶實我一人。……謹供。”

鑑湖女俠秋瑾字璿卿，別號競雄，浙江會稽人，家居紹興府城南門，幼年隨父遊宦四方，年十八嫁湘南人王廷鈞，隨夫至北京，生有子女。秋瑾豪邁有丈夫氣，故與王廷鈞不合而分居，東渡日本，入留學生會館日語講習會，獻身革命。當時海外各種秘密會社數十種，秋瑾幾乎全部參加。日本取締留學生規則頒佈，秋瑾反對最激烈，欲組敢死隊回國革命。迨秋瑾回國後，在上海曾出大力倡設中國公學，又創辦一張《女報》。萍鄉革命軍興，秋瑾以浙事自任，乃還紹興，寄居大通學堂。其後大通學堂因辦事乏人，乃公舉秋瑾為督辦。接事之日當地滿漢官吏全來道賀，紹興知府貴福並贈秋瑾一聯，用她的別號競雄二字，聯曰：“競爭世界，雄冠地球”。自此，秋瑾遂更積極策劃革命，借會黨之聲氣以鼓舞軍學界，復以軍學界之名義鼓動會黨，而以大通學堂為中樞；同時分光復會職員為16級，各職員均以金指環為記；編洪門部下為八軍，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為八軍記號。其勢力所及，上達處州之縉雲，亙金華全府，下及紹興的嵊縣。金華府之金華、蘭溪、武義、永康、浦江五縣為中心。擬先由金華起義，處州響應，等杭州城清兵出援金華，即以紹興革命軍渡江以襲杭城，杭州軍學界在內呼應，若攻杭州不下，則返軍紹興入金華出江西以通安慶。計劃既定，定期五月廿六日舉義，後又改為六月初十日。不料到了五月下旬，武義黨案、金華黨案相繼發作，同時徐錫麟又在安慶起義，浙江全省乃大索革命黨，紹興大通學堂遂陷四面楚歌中。秋瑾見上海報紙始知徐錫麟事敗就義，坐泣於室，無以為計。同志們勸她早日舉事，先殺貴福，佔領紹興，秋瑾則堅持要待到六月十日，學生同志見事危急，紛紛散去。六月初四日清兵來援紹興，然後前往大通學堂，在內舍捕到秋瑾，由山陰縣令李宗嶽審訊，第二天殉義於紹興軒亭口，死時才卅有一歲。臨刑時絕筆書是：“秋風秋雨愁殺人”。

浙江巡撫衙門為秋瑾案印發告示：“為曉諭事：照得此次紹興女匪秋瑾，勾結會黨，圖謀起事，並欲先搶郡城紳富，擾亂治安。經本部院查知，派兵將秋瑾拿獲，並起出悖逆證據及槍馬匹多件，業將秋瑾正法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