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九、南京臨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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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政府經參議院透過後，孫大總統於1月5日舉行各部委任禮，各部成立的日期則有參差。特表列如下：

機關名稱成立日期地點

陸軍部一月九日督練公所

海軍部一月十七日水師學堂

外交部一月十一日原設總統府內，三月

二日遷鼓樓前獅子橋

司法部一月十二日甲家巷

財政部一月十七日舊藩署

內政部一月十七日江南政務廳

教育部一月十九日交涉署（碑亭巷外務司）

實業部一月二十三日勸業道署

交通部一月二十三日糧道署

法制局一月十五日中協署（今肥侯府）

南京衛戍總督府一月十四日

本來武昌方面和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意見就不太協和，事情肇因由於黃興，黃興自己已經竭力希望彌補這個裂痕，可是天下事往往是有了裂痕，只會擴大，很難彌縫。南京組府時，推舉黎元洪為副總統，也是黃興的建議，其目的即在調和武漢，不過武昌首義的志士甚多，僅讓黎元洪一個人做副總統，在武昌方面看來是不公平的。當時黎元洪下面的革命同志中，最重要的有一位孫武，他對策劃起義，貢獻很大，起義前一天，孫武試驗炸彈，不幸爆發被炸受傷，舉義後孫武是軍務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孫武由武昌到了上海，因為他和黎元洪接近，所以對黃興很不好，由於和黃不睦，言談之間，自然對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也不好。陳其美對孫武的印象便非常不佳。臨時政府籌組時，孫武希望做陸軍部次長，可是陸軍部總長是黃興，黃既然不歡喜孫武，自不會拉他作次長。於是孫武便被擯棄，就因此使得武漢和寧滬之間更形貌合神離。

當臨時政府的人事尚在磋商時，有一天，于右任去找黃興，恰巧這天胡漢民、宋教仁都在黃處，黃見到這位西北革命領袖、《民立報》的主持人，便笑著說：“你來得正好，我們正在談組織政府的人選，你有什麼意見？我們大家不妨交換一下。”於表示有一件事必須注意，就是在政府人選中，應該多容納武昌首義的革命同志。不幸於的意見並未被黃完全採納。當時孫中山先生甫由國外返國，對於組府人事黃興意見最被尊重，黃認為已經公舉黎為副總統，武昌方面應該滿意了，所以各部次長多由海外歸國同志出任。至於章炳麟（太炎），原本是提名他為教育部長，未被各省代表會同意，遂告落空。章是個學問家，但個性很怪，他參加革命一心想做一個國師，想象戲臺上的諸葛亮或是劉伯溫，不料南京臨時政府組成後竟沒有他的份，遂使他也站到武昌方面。由於武昌不滿南京組府的人事，而浙江的陶成章也與武昌接近，因此浙江一部分革命同志亦傾向武昌，使寧漢之間的裂痕更加擴大。

同盟會在革命時期一直是個秘密組織，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才決定改為公開組織，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理，黃興、黎元孫為協理，宋教仁、胡漢民、馬君武、劉揆一、平剛、張繼、李肇甫、汪兆銘、居正、田桐為幹事。實際責任由宋教仁負責。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的觀念多是“排滿”的狹義民族主義，所以革命成功後，部分革命黨員以為目的已達，過去結合的因素消失，加上組府的人事問題，革命的其他意見，因此分化的作用便隨之發生。章炳麟的光復會本是同盟會的一個支系，辛亥光復後，同盟會主急進，章派主緩進。南京政府成立後，章即脫離同盟會，民國元年1月3日先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後來張謇一派的預備立憲公會因同以江浙人士為中心之故，遂與章之中華民國聯合會合併，組成統一黨，以注意民生採用社會政策、發展國民經濟等十一項為政綱，由章炳麟、程德全、張謇、熊希齡為理事，湯壽潛、唐紹儀、湯化龍等為參事。另一方面孫武因不滿黃興，乃約湖北臨時參議員劉成禺、張伯烈等組織民社，以擁黎為號召，主張“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為宗旨，發起人有黎元洪、藍天蔚、譚延闓、王正廷、王鴻猷、孫武、張振武、吳敬恆、劉成禺、甯調元、張伯烈、汪彭年等。這個民社可說是以湖北人為中心。

章炳麟有學問，古怪，是個大膽敢說的人，孫大總統對他很優容。在南京組府時，章有一信給孫大總統，請戒飭左右，孫中山先生以章素好詆訶，不以為意。章遂再上一書雲：“……武昌倡義，曾不二月。南北肅清，首發難者不敢居功，而況吾儕鼓吹之士？……僕亦嘗與人言，孫君今日蒞中國而總群黎，非復曩日秘密結社時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東西從者三數浮浪之人，一律資遣歸國，無令雜處，然後搏精一志，勞來四民，南方雖弱，足勉自成就，嘗傳達其言於汪兆銘……箴規不聽，不得不著之報章……僕雖淺拙，亦嘗涉歷世變，死生之分，一系於執事耳。”孫大總統對這位狂妄的國學大師不以為忤，還聘為總統府的樞密顧問，其聘函典雅可誦，有謂：“執事目空五蘊，心殫九流，擷百家之精英，為並世之儀表，敢奉國民景仰之誠，屈為樞密顧問。庶幾頑懦聞風，英彥景附，昭大業於無窮，垂型範於九有。佇盼高風，無任響往，急惠軒車，以慰飢渴。”從這封聘函可以看出孫大總統的豁達大度，實在是一位偉大的開國領袖。

中華民國的臨時參議院是在國民元年1月28日上午8時正式成立，議員到會的有17省38名議員。孫大總統致祝詞，然後黃興、蔡元培、居正、馬君武相繼演說。最後推選林森為議長，王正廷為副議長。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先生和17省代表所組成的參議院之間，始終存在著相當的距離。

古老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國旗，及至西方列強侵入中國後，清朝才制定國旗，當時決定以“黃龍旗”作為大清帝國的國旗。龍是個抽象的東西，封建時代它代表皇帝，而黃色則是清朝的代表色，“朕即國家”，所以黃龍為清國旗是很合理的。可是龍只在中國有象徵意義，對西方各國則毫無意義，外國人根本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動物？加上早期的黃龍旗是三角形，三角形的國旗在世界國旗史中還沒有，三角形旗上的動物又是大家從來未見過的動物，洋人不知龍為何物，只好叫它是一個“有爪之蛇”！

武昌起義時，革命軍所用的旗幟是代表十八行省的“鐵血十八星旗”；後來又改為代表漢（紅色）、滿（黃色）、蒙（藍色）、回（白色）、藏（黑色）的五色旗代表五個民族。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旗。孫大總統卻堅決主張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他提請參議院複議的諮文中曾列舉如下的理由：

“貴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本總統認為未可遽付頒行。清國舊制，海軍以五色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滿清之國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禮。五色旗用意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義不確，如以黃代滿之類。且既雲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階級。……天日之旗為漢族共和黨（注：即同盟會的前身興中會）人用之於南方起義者十餘年，乙未年陳皓東身殉此旗。……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國為遠東大國，日出東方，為恆星之最大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

臨時參議院認為青天白日旗僅是同盟會一個黨派所制定，不能代表全國，而五色旗已經為武昌革命軍所採用，就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因此該院仍然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而將青天白日旗改為海軍軍旗，並將武昌革命軍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規定為陸軍軍旗。

興中會早期曾用過紅、藍、白三色旗，紅色象徵“流血以求自由”，藍色代表“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說明“人心皎潔而互愛”。三項意義表示“自由、平等、博愛”。這個三色旗不久即為青天白日旗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