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四、北方兵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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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槍聲四起，只見許多身穿灰色軍服的兵，到處搶劫，首先受難的是正陽門一帶。這時南方迎袁專使們正酬應完畢，回到迎賓館，忽然人聲鼎沸，槍彈橫飛，血紅的火光浮在窗面，人們奔走相告，說是兵變了。為什麼會兵變呢？大家異口同聲說是由於北方駐軍反對“袁宮保”南下，反對專使們搶走他們的衣食父母，所以懷恨作亂。專使們聽到這個訊息，不由不信，乃倉皇檢拾細軟，匆匆趕到六國飯店避難。

兵變的部隊是第三鎮。第三鎮是北洋軍的主力，段祺瑞便曾兩任該鎮的統制，後來則由曹錕接掌。曹錕據說是袁身邊的“趙子龍”，打娘子關叫他去，打灤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謁見“袁宮保”時，都是筆挺挺地站立著，叫他坐他從不敢坐。袁對他講話，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說一個字。袁平素對段、馮都禮貌有加，獨對曹則不假詞色。按照當時官場習慣，若長官對屬員很客氣，就是不把他當作親信人，相反如果長官對部下越不客氣，罵得越厲害，則這人一定是“聖眷甚隆”。所以當時有人便以捱罵的多寡，做為自己升官快慢的溫度表，每挨一次罵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說：“我今天又捱罵了！”旁邊人也為其高興，且祝賀說：“恭喜，恭喜閣下不日就要騰達了。”依照這個習慣，曹錕是北洋三傑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

第三鎮兵變時，統制曹錕亦在北京，兵變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點是不願袁世凱南下，所以當時或是事後的輿論都把這次兵變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爭論的重點。作者認為袁對兵變絕對有責任，或者有縱放，但決不會主使。道理很簡單，袁當時已被南京參議院尊為中國華盛頓，他能獲選為中國臨時大總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國內人心如此，即國際間亦認為袁是動亂中國的“安定力量”。袁的聰明智慧怎會不瞭解這一點。至於袁反對建都南京，當時反對最激烈的是同盟會中的巨頭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張建都北京，加上參議院投票決定國都地點時，亦可看出多數反對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達成不南行的願望，用不著策動兵變。袁是搞軍隊起家的人，當然明白兵變這玩意不能隨便玩，玩兵變等於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還有最重要一點，兵變一發生，很容易招致國際干涉，尤其是日本正處心積慮，主張將中國分而食之。袁是個野心家，但他決不會甘願製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國的藉口。

不過袁當然願意軍隊表示一點行動，適可而止，使自己不能離開北京的藉口有事實證明。

至於北洋軍在此時鬧兵變，是有其背景的。

馮國璋在統率北洋軍攻克漢口、漢陽時，漢口曾遭北軍洗劫，房屋盡毀，積屍日曝，野狗宵鳴。當時有一位記者曾問北洋軍士說：“大家都說你們搶掠，有沒有這事？”兵士說：“有的，我們不搶就沒得吃了。革命軍到處受人歡迎，家家奉獻食物；而我輩到來，老百姓堅壁清野，甚至用錢買東西都買不到，我們不搶怎麼辦？”由這一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北洋軍的處境。

北洋軍在漢口的暴行，曾受中外輿論嚴厲的指責，加上清帝退位以前，與革命軍作戰的，幾乎全是北洋軍。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南方公私團體不時以文電揭發北軍抵抗民軍的罪狀。袁世凱當選總統後，竟有解散北洋軍的謠傳，於是勢傾一時的北洋軍，內心既失望又疑懼。其實和議以前，北方秘使廖少遊和黃興代表曾簽有一個草約，其中特別註明：“南北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這本可以算為保證。可是這是個秘密條款，未被公開，公開流行的，多是不利於北軍的謠言，因此兵變時，亂兵一邊搶掠一邊嚷著說：“不成了，不成了，國家用不著我們了，我們乘早搞點盤纏回家吧。”

第三鎮士兵譁變的直接起因是裁餉，原來當時陸軍部所定的營制餉章，凡出征出防將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給津貼，以慰勞武士，優待征夫，事平後仍回原防，回防即無津貼。辛亥起義後，北洋軍第一、第四鎮奉令開赴前線，按照餉章每兵每月加發一兩津貼。第三鎮由長春開赴北京防衛，亦照出徵慣例加發津貼。和議達成，二、四兩鎮回防，於是照章裁餉。第三鎮仍在北京並未回原駐防區長春，所以不在裁餉之列，不知怎的傳說第三鎮也要裁餉，兵士遂以訛傳訛。

2月29日晚八時，第三鎮士兵在朝陽門外東嶽廟譁變，先在朝陽門外劫掠果攤食鋪，後與朝陽門內變兵會合，分頭搶掠，凡金銀錢鋪首飾店、飯館及洋雜貨鋪全遭洗劫，併火焚東安市場、東四牌樓等處，受災區域之慘尤勝於庚子八國聯軍。兵變前後綿延三日。兵變的第二天3月1日下午4時，袁世凱在迎賓館（袁當選總統後改為總統府）召集北京高階軍政首長會議，決定立即採取行動制止亂事蔓延，除照章補發未變各軍應領之欠餉外，另派陸建章、曹錕等分赴各部隊駐紮所剴切開導，同時令飭毅軍隨時緝捕再圖逞亂兵士。毅軍統領薑桂題奉令後，親率衛隊四出彈壓，遇見亂兵任意搶劫者，立即格殺。

2月29日北京兵變之晚，南京迎袁專使下榻之招待所內亦受騷擾。亂兵持槍毀門而入，招待所內衛兵措手不及，無法阻擋，南來諸人只得分路避去。蔡元培、汪兆銘、範績熙人一僻室，閉門熄燈靜坐以待，亂兵在所內遍處擄掠，志不在人，飽劫而去。蔡元培等見亂勢繼續擴大，乃潛赴美國友人格林家小住。格林殷勤招待，借住一宿，第二天即由美領館派人護送至六國飯店。中午時間，王正廷、王景春、鈕永建、黃愷元、魏宸組、宋教仁、劉冠雄、陳乙白均陸續趕到，大家交換訊息，才知招待所已遭洗劫一空，南來諸人的檔案衣物已蕩然無存。

3月2日，蔡元培等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臨時參議院，認為“速建統一政府為今日最要問題，餘可遷就，以定大局”。迎袁專使態度的改變，並不是受兵變的威脅，而是感到北方局勢的嚴重。北方有北方的許多問題，南方的人是無法瞭解的。這兒作者節錄一封賀良樸先生致蔡元培的信，這封信相當深刻，他不是替袁講話，而是道出了北方的心聲：

“……諸君北來，歡迎之聲未終，愁慘之氣大作。二十九日北京變亂，使京華薈萃之區付之一炬，未幾而禍延天津，未幾而殃及保定。議者莫不歸咎項城，謂其事先既疏於防範，臨時復失於寬縱，養奸長亂，辜望喪威，莫此為甚，項城之咎無可辭矣。然僕尤不能不咎南中諸君子爭執都會地點，未免稍存意氣之私……洎乎專使南行，討論大局，彌月相持，要約寡效，暗殺之機四伏，決死之隊爭先，宗社之黨乘間構煽，桀黠之將擁兵恫愒，禁軍則意存左袒，藩服則勢將分崩，朝野張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佈猶遲，增調重兵，集於禁近，人心滋懼，一夕數驚，然未聞北京有變亂之事也。夫北京亂事不起於民軍逼迫與國體變更之時，乃於共和宣佈以後，舉國欣欣想望太平，而有此奇變，此其故大可思也。首都不定，國會未開，政府無統一之機關，總統無操縱之權力……總統南行與首都南遷之議日騰於報章，人心愈搖，奸宄思逞，卒至一朝潰裂，竟出自項城所信任最愛重之軍人……即以兵變而言，使因都會地點之爭久持不決，恐將來東南各省兵變之禍更有甚於北方者。何則？北方各鎮之兵團訓練有年，素服項城之節制者，然橫決若此，今各省民軍皆旦夕召募而來，從未受軍事教育也，彼於其主將又非素有恩信之感孚也，集數十百萬無教之民鼓以革命，則彼亦曰革命有功名富貴之望，今既宣佈共和，弭兵息戰解甲歸田之期近，富貴功名亦已無望矣，計維在上者之厚為資遺耳。南京臨時政府暨各省之財力定有餘裕，若聽此數十百萬人逍遙河上，餉盡財空，遣散無術，恐一旦譁然潰亂，挾其堅利機械縱橫於通都大邑之中，生靈荼毒之禍尚忍言哉。……”

兵變後的北京，約有一個星期都是淒涼滿目，白天的街市如黑夜一樣，店鋪住家關門閉戶，路上只有巡邏的兵士和站崗的警察以及棄置的死屍，此外則是外國兵士騰馬往來。間中有外國記者沿路拍照，蕭條零落有如死市。首善之區變為瓦礫之場，窮民嗷嗷待哺，有錢人則雖以加倍的金錢也買不到食物。警廳頒令6點後禁止行人，8點鐘後交通即停頓，入夜路燈不明，繁華的北京城成了黑暗世界。內城被劫4000餘家，外城被劫600餘家。

在這場大動亂中，有很多花邊新聞，特錄載於後：

朝陽門內竹杆巷王君，是在度支部當司員（等於現在財政部的科員），二十九日晚間有亂兵十五人叩門而入，王君延之上座，款以酒，其中一兵士操山東口音說：“俺們這回子搗亂實在是給逼出來的，你老要是有富餘錢借給俺們作些盤纏，俺在山東曹州府居住，過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兒去，俺一定加倍的奉還，這回可實在對不起的緊。”言訖張嘴大笑，王某即坦白的答說：“我本是一個窮京官，生平亦不作守財虜，所以身無餘蓄，恰巧昨日領到薪水，原封未動，諸位既然賞面枉駕，特奉上薪水袋，請勿見笑。”遂以銀元數十枚衣四套相贈，亂兵稱謝而去，午夜又折返，把一個大包袱付與王君的傭人，並且說：“些小意思，留著你們用吧！”王君開啟包袱一看，乃是襪子數十雙。

四條衚衕義豐錢鋪關閉甚嚴，亂兵來擾，攻門不得破，於是肩接攀爬登牆。錢鋪主人知不能免，乃開門揖入，亂兵蜂湧進門，四處搜掠，擄獲銀元無數，並找一人力車來掩藏，車伕亦乘機取若干置於懷中。亂兵欲壑已填，才相繼走出，其中有一人好似隊長，還向鋪主人告辭，主人躬送之出，隊長向主人打一拱說：“借光借光！”鋪主人亦答禮說：“勞駕勞駕！”

三里河一家洋廣貨鋪，在兵變前一天，有第三鎮兵數人前往購貨，貨款值數十銀元，可是兵士們所帶的錢不及一半，甚為難堪，店主人很大方的說：“老總們拿去吧！這回全國到處作亂，北京獨獨無恙，都是各位老總的力量保護我們，這一點錢太少了，您們何必計較。”士兵們稱謝取貨而去。第二天兵變，有街裡無賴領了兵過三里河欲搶擄這家鋪店，突有兵士三五衝了出來，大聲的說：“這家鋪店對我們當兵的最好，誰敢侵犯他們，我們將以死力保護。”結果這家洋廣貨鋪終告無恙。

兵變由北京擴及天津、保定和豐臺，天津的洗劫較北京尤烈。保定亂後幾乎沒有居民。豐臺本為小地方，不過是交通要道，因此過往行人受害最慘。

天津於三月二日清晨即不穩，直隸總督署衛隊和北段巡警以及張懷芝所帶的巡防營醞釀兵變，下午三四點鐘在通衢街市即見有灰色衣袴，頭扎黑巾的營兵，三五成群的和巡警聚語。晚上八點，北京火車開到，車上跳下亂兵四五十人，一下車即亂放一陣排槍，新火車站於是起火，接著大衚衕、老洋錢廠、造幣廠等同時著火，槍聲四應，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賈和新舊洋錢廠均遭焚掠，先是兵，後是匪，還雜以少數巡警，沿街挨戶搶掠。北京亂兵陸續到天津，前後共達二千餘人，正式搶掠，頗有組織。在三月二日晚間，以鳴銅管線槍為號，第一次鳴銅管是準備，第二次鳴銅管即砸搶各商店，第三次鳴銅管便將細軟一律搶齊，劫奪火車開往東三省。二日午夜維持秩序的巡警捕獲亂兵和匪徒四百餘名，三日晨在東馬路處斬，三日午後再提出十二名搶匪在北門處斬，天津華界人心才告安定。

亂起的時候，電車尚開行，可是在北馬路官銀號前，突有亂兵開槍向電車轟擊，於是所有電車均告停駛，而人力車伕亦有棄車參加行劫者。因此，天津華界居民欲遷入租界避難，都僱不到人力車搬運貨物，只好扶老攜幼，肩背手提，甚為狼狽。據事後統計，天津因屬商業城市，所以商民的損失比起北京來，實在巨大得多。

保定在三月一日即有變象。保定是個駐軍區域，駐軍垂涎保定之富，早有蠢動之意，因此一觸即發。開始是淮軍和一個剪短髮的人口角，然後淮軍出動搜捕短髮人，駐東關的第二鎮兵士乘機肇亂，以煤油將城門燒燬，到處搶掠燒殺，風大火大，西街被禍最慘，由西門至二道口一帶都成灰燼，滿城槍聲如爆竹，哭聲徹天，十室九空，連各醫院所存衣物均遭洗劫。自三月一日至五日，連續遭難，瘡痍滿目，瓦礫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數縣。

保定東關子火藥庫儲存快槍七萬餘杆，子彈不計其數，均被搶去。淮軍亂兵搶劫藩庫存款五萬餘，並燒燬各司道廳。當變亂還未開始時，亂兵曾邀約毅軍同搶，毅軍未允，其後毅軍則出力剿捕亂兵。

豐臺遭難是在三月一日午夜，由於第三鎮潰兵由北京乘車至豐臺，在豐臺亦有第三鎮駐兵二千餘人，還有自天津趕來的亂兵加入，於一日晚十一時起事，豐臺鎮居民鋪戶及洋商新泰興平和洋行等均被搶擄一空。第二天有火車開抵，車上行李貨物及旅客隨身所攜各物也均遭洗劫。

袁世凱處理兵變的緊急措施是宣佈戒嚴，並令毅軍出動，緝捕亂兵。由於第三鎮第九標計程車兵已潰散，乃調第十標兵入京，保衛總統府，調第六鎮的兩營兵來京，分駐祿米倉、羊儀賓衚衕、總布衚衕等處。另將駐小站的巡防營調京以資彈壓。同時把第三鎮的兵一部分調至琉璃河和良鄉，一部分開拔到山西，責成統制曹錕認真約束。另調駐彰德的武衛後軍王有祥、武衛中軍王汝賢、武衛右軍劉金標率部入京。

這時徐州的駐軍擬由陸路北上，煙臺的駐軍欲由海路北上，駐湯河的第廿鎮兵也打算拔隊進京，有人還建議調藍天蔚帶兵進京。可是統籌京師治安的最高首長民政首領趙秉鈞（趙原任民政大臣，這時袁尚未就任民國大總統，因此所有北京各部首長都暫稱首領），認為京師萬萬不可再增加軍隊，趙表示願獨負保護京師地方之責，於是調藍天蔚之議始寢。袁世凱並派陸軍參謀王培寬馳赴湯河，阻止廿鎮兵進京之行動。

並令第一鎮馬步兵六營駐軍南苑、北苑以資鎮懾。

在大變亂中，清的皇城全部由禁衛軍負責保衛，防守頤和園、地安門、東華門、西華門各處，由於防衛得力，使甫告退位的清皇室未受到騷擾，連清王公奕劻、載灃、載澤、載洵、載濤的府第均未受驚。禁衛軍由於在這次變亂中克盡職守，於是上書袁世凱，願入京護衛總統，請袁把所有在北京的軍隊全數調出，改由禁衛軍接替。禁衛軍雖然由馮國璋統率，可是這支軍隊原本是宣統父親載灃所建立的，其任務在於保衛清皇室。如今清皇帝退位不久，北京竟出了這麼大的亂子，作亂的軍隊又是袁的嫡系部隊，奉職最勤的卻是清的禁衛軍，對袁來說實在是一個大諷刺。所以禁衛軍的這個請求，袁是不會接受的，只是象徵性地調派一隊來京，禁衛軍因之很不滿意，再上書給禁衛軍軍統馮國璋，請調全部禁衛軍入城捍衛，並謂如有差失，願扣全軍餉銀。馮得書深怕該軍擅自行動，乃親赴該軍駐地西苑，嘉勉和撫慰一番，並阻止其擅自行動。

3月2日袁面諭段芝貴轉知各軍隊，凡未附和兵變剽掠者，不論官弁兵丁，每名各賞銀廿兩，其後又加發禁衛軍和毅軍餉銀一月，巡警因維持地方有功，賞餉半月。馮國璋則獎賞禁衛軍兵士，每名一個戒指，上刻名譽二字。珠寶市大柵欄的富商，因為在這次變亂中未受禍害，乃備銀二千兩及酒肉等物送至毅軍軍營，以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