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張勳的三次徐州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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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文附帶指責北京政府對廣東問題處理不公：

“龍濟光督粵三年，縱兵殃民，姦淫搶掠，甚於盜賊，以為政府曾獎以有世界眼光，故雖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為無理之要求。近雖交印，而仍佔據孤山，勒索鉅款，以各獨霸瓊島之需……。李烈鈞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國之人，滇南起義，投袂而興，間關萬里，轉戰名城，乃其結果不及一殘暴冤酷之龍濟光，烈士灰心，端人解體。”

唐紹儀的辭職電發表後，黎派府秘書長丁世嶧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來無意於到北京參加段內閣，其外交總長一職，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動身到天津來，也是受黎的邀請。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氣對他十分不利。段認為：黎堅決邀請唐入閣，只是為了奪取內閣總理，因此不惜採取種種手段，阻止唐到北京來就職。

段利用徐州會議打擊了政敵唐紹儀，但是這個武器反過來又傷了自己。在督軍團猛烈攻擊唐紹儀的同時，徐州會議還討論到內閣問題，張勳主張推舉徐世昌組織內閣，段應退為徐內閣中的陸軍總長。張勳排斥段內閣具有兩種用意，第一是與段爭奪北洋派領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為清室復辟開闢道路。因此，徐州會議在北洋派內部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張勳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

徐州會議還存在張勳與馮國璋之間的矛盾，這兩個人的關係從來就是不好的。馮派代表參加徐州會議，並不是甘心充當張勳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會議醞釀政變，企圖奪取總統的地位。但張勳自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沒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簽發電報，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與自己一系的李純、王佔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長江三督和徐州之間的不合作的態度。

張勳與其他各省軍閥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由於張勳妄自尊大和獨斷獨行，各省軍閥敢怒而不敢言。張勳每發表一次意見，各省軍閥只能隨聲附和。一次，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同意電報來遲了一步，他就大罵李破壞北洋團體，影響盟主威信，嚇得李來電謝罪，並且委過於秘書辦稿太遲。後來北京選舉副總統，張勳命令各省盟員通電為徐世昌捧場。李很快地就有回電說：“與其推戴東海（徐），毋寧推戴我帥”。

這時候各省北洋軍閥紛紛仿照前清督撫的成例。稱為“某帥”，只有張勳一個人稱為“大帥”。由於大盟主的威風越來越大，除了退盟的長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員逐步地下降為他的應聲蟲。其中有些恬不知恥地建議以後不必召集會議徵求同意，一切問題經由盟主決定，大家無不樂於服從。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盟員對盟主的反對是越來越深了。

“大帥”駐節的徐州，有時成為政治避難所和各種各色政治野心家進行陰謀活動的“市場”。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緝的帝制犯顧鰲、薛大可都被“大帥”聘為機要秘書。張勳還有電報邀請楊度、孫毓筠等全部被通緝的帝制犯都到徐州來，北洋派有關的下臺軍人政客如陸建章、阮忠樞、龍覲光等都被“大帥”禮聘為高等顧問。暗殺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帥”的座上客。9月27日，號稱“文聖”的保皇黨魁康有為應“大帥”的邀請，也到徐州來進行活動。

徐州由“中華軍國”向前更邁進了一步，成為復活“大清帝國”的半公開活動場所了。因此，全國人民對徐州會議一致表示憤慨，南方五省督軍也有通電加以斥責，黎一再促請段內閣制止督軍團目無法紀的行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軍人開會干政的命令。命令說：

“近有少數之人，每囿一隅之見，或組眾集議，凌軼範圍，或隱逋逃亡，託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樹植黨援，假愛國之名，實召亡國之漸。……若仍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國法具在，公論胥存，本大總統為捍衛國家計，亦不能不籌所以善後也！”

這是北京政府敢於公開譴責各省軍閥的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紹儀的外交總長，這就說明北京政府對制止軍人干政是外強中乾的。

同一天，段以內閣名義發表豔電（29日）說：

“近閱迭次通電，熱誠所激，間有過情，道路傳聞，並有約期集議之舉。嗣後國家大計，諸公有所獻替，幸其各抒所見，剴切直陳；其或關係重要，亦可專員來京申意。苟利於國，敢不拜嘉。至於逾軌之行，舉非國家統一所利，諸公躬膺重寄，務乞以身率屬，共濟艱虞。”

這個電報把他們干涉國會、排斥閣員、威脅政府、圖謀不軌種種不法行為說成是“熱誠所激”，把公開舉行的徐州會議說成是“道路傳聞”，並且委婉其詞地教導他們，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採取較為隱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許的。這個電報發表，就使制止軍人干政的命令成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電（30日）分致各師、旅長說：

“各師、旅長以治軍為專責，於國家用人行政，自不應越權參預。近閱上大總統有電，竟有該師長等聯名其中，殊背軍人之義。各該師、旅長於整頓軍隊計劃有所建言，儘可到部或派員陳述。至於私約會議，有淆聽聞，甚非國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國務會議上宣告他並未預聞徐州會議。他說：

“當項城（袁）病情險惡的時候，張勳要帶五千兵到北京來，我打電報警告他說，你如果敢於帶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時我還電約華甫（馮），如果張勳敢於調兵北上，請他派兵和我的軍隊兩面夾攻。”

北京政府對禁止軍人干政發表命令後，那些“唯大帥之馬首是瞻”的各省軍閥紛紛電呈不再參加會議，並且撤回了他們派往徐州的代表。冠蓋往來的徐州頓然呈現了人去樓空的冷落場面。張勳電問段，豔電是否出自總理本人的意志？回電說：“吾輩私交雖厚，公誼難容”。因此，張勳牢騷滿腹地通電有關各省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黨難！”儘管張勳的氣焰被壓低，徐州會議不能繼續召開，但是帝制派、政治陰謀家和投機政客仍然十分重視張勳的軍事實力，段的策士徐樹錚仍然與他密電往來，梁啟超也曾到過徐州。因此，張勳還敢於以個人名義繼續發出攻擊財政總長陳錦濤的電報。當國會提出關於徐州會議的質問案時，他還敢去電恫嚇國會說：“部下健兒閱報後，群情憤激，擬入京面較曲直，然後待罪闕廷。”

民國6年1月4日，倪嗣沖和北方各省軍閥代表到南京來向馮國璋祝壽。這一時期，北洋軍閥常借各種酬應方法接觸，祝壽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壽的名單中，有段祺瑞的親信：

徐樹錚、靳雲鵬、吳光新、曾毓雋、丁士源等。

此後王佔元的五十二歲壽誕，倪嗣沖的50整壽，都是他們交換意見的機會。而北洋軍閥們自馮國璋領銜的規勸電發出後，紛紛大做文章，什麼“擁設論”、“國會不良論”、“責任內閣制論”。這一期間的中國，沒有民意，只有軍閥們的“高見”。

6年1月7日倪嗣沖邀請到南京祝壽的代表們到徐州舉行會議，這就是第三次徐州會議。國務院聽說徐州又在開會，乃發出了三個電報，一致馮國璋，請他就近勸告各省代表取消這個會議；一致各省軍閥，請撤回他們所派的代表；一致靳雲鵬，勸其勿出席徐州會議並應迅速回京，其實，這次會議，段是暗中鼓勵的，因段系要人都參加這個會議，同時因為一般空氣都支援段，而段自己不願意蒙受驅黎或者壓迫國會的惡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殺人，假手於一個老粗張勳。

1月9日徐州會議開幕第三天，決定了五點：一、請總統罷斥“佞人”；二、取締國會；三、擁護總理；四、淘汰閣員；五、促成憲法。

這次會議是段的勝利，因為所有的決定都有利於段。而在這個期間，研究系領袖梁啟超於1月5日抵北京，解散國會之說甚囂塵上。研究系是個溫和妥協派，現在他又和北洋實力派攜手，正如民國2年進步黨支援袁世凱一樣，梁這次入京，對府院問題主張調和，他且以調人自居。黎對梁說：“政治上總統立於高拱無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約法》上陸海軍大元帥之權，我是不能放棄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對內閣制，而各省督軍在《約法》上應受大總統的管轄，不應受內閣總理的指揮而為攻擊總統的工具。

梁啟超勸段在禮貌上對總統讓步，有話盡好商量。段說：“我生平就是不會說話，不會敷衍人，不會應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時候，我進府向總統一鞠躬，退出時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實在無話可說，這是多年生性。”

梁啟超做調人並沒有達到目的，因為段的個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實權上一點不放鬆，面子也不給黎，黎、段之間如何能夠化戾氣為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