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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總理張紹曾

外交總長施肇基

內務總長高凌霨

財政總長劉恩源

陸軍總長張紹曾(兼)

海軍總長李鼎新

司法總長王正廷

教育總長彭允彝

農商總長李根源

交通總長吳毓麟

從上面這張名單看來,是以保定派為中心的內閣,在幕後組閣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內務、財政和交通。吳佩孚本想留高恩洪卻辦不到。黎元洪堅持要維持政學系的兩位閣員,得到同意後,王正廷不幹司法總長,改由馮玉祥推薦的程克擔任。外交總長施肇基因為不肯設宴招待議員而被否決,張紹曾改派黃郛署理外交總長。

張本來向議員許了分配國會政黨幾名閣員,未能兌現,議員們乃準備以不同意為報復,幾經疏通,政府承認在關稅增加項下撥發國會經費,民國2年和6年所欠經費亦由財政部籌發,才算過關。

張紹曾字敬輿,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第一期畢業,和吳祿貞同期,宣統三年任清軍第廿鎮統制,武昌起義後,廿鎮由東北調入關內,在灤州兵諫,促成清廷起用袁世凱,袁出任內閣總理大臣,薦張以侍郎銜的宣撫大臣,前往長江一帶撫慰革命軍。民元出任山西督軍,因與閻錫山意見不合而去職。5年擔任陸軍訓練總監,11年黎元洪覆任總統,張紹曾奔走甚力,且在唐紹儀、王寵惠、汪大燮、王正廷歷任內閣中擔任陸軍總長。他和吳佩孚是親家,因吳不支援他組閣,故倒向保定一方。張紹曾組閣後,顯示吳佩孚被曹錕壓得不敢講話,於是津保派氣焰薰天,因此“先選舉總統”的主張獲得勝利。曹派人物便積極佈置一切。

曹銳是替他三哥曹錕安排一切的首腦人物。他和王毓芝作主,把所有願意受賄投票的議員,一律聘為直魯豫巡閱使署顧問,自1月起,按月給以津貼200元。顧問名單是由京兆尹劉夢庚開出來的,劉兼任直魯豫巡閱使署駐京偵緝處長,他一共開了3450名,名單送到曹錕手上,曹嚇了一跳,因為兩院的議員合起來不過700餘名,顧問是從700人中挑選願意投票選舉曹錕為大總統的議員,怎會超出國會議員總數五倍之多呢?這其中有個內幕,原來國會中有幾十個“政黨”,有的議員一人而列名七八個“政黨”,“政黨領袖”逢人就拉,只要一個名字,就算自己的黨羽,自己的政治資本。劉夢庚負責開列名單,為了簡化手續,就找國會中的“政黨領袖”,由他們把名單送來,將來的顧問津貼亦交給各“政黨領袖”。這些“領袖”們各送各的名冊,加起來都是重複的,所以就變成了3450名。曹錕看了好半天才鬧懂,大罵劉夢庚糊塗,改派高凌霨、王毓芝整理這個名冊。高凌霨根據參眾兩院議員名單核對,重複者刪去,這一來又發生了新糾紛,每一個“政黨”都不願他的名冊是重複的,都希望保持原額,誰也不願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發放津貼之前,眾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為了發展他所領導的“新民社”黨羽,先向銀行借了100萬元,發給屬於他旗下新民社的議員,同時宣稱其他黨的議員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這筆借款是由高凌霨擔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黨”的公忿,紛紛打電話質問高,高大傷腦筋,只得宣佈暫時停發津貼。於是議員們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來大興問罪之師,高無可躲避,只得派人攜帶支票,仍交各“政黨”代發,規定領款人須在支票存根上蓋章,以避免重複和冒領。12年1月12日為發款之期,共計開了1040餘張支票,多領的,留待下月扣還。支票上一色蓋有“檀芬堂”的印鑑。

事後查明領受津貼的議員共有380餘名,不過是國會議員總數的二分之一強。

農曆年關,曹錕致送吳景濂“炭敬”3萬元,張伯烈1萬元。正副議長相差懸殊,張伯烈大為不滿,曹錕只得補送了1000元。議員們因為議長3萬元,副議長1.1萬元,而議員們只有200元,待遇距離太大而吵鬧不休。因此曹錕遂改派袁乃寬負責經手發放2月份的議員津貼,可是還未發完,就無款可發,袁乃寬只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過年。

張紹曾組成了一個北洋好幾年所沒有的合法內閣,可是合法不代表安定或者權威,相反的這個合法內閣卻多災多難,極不安定,國內戰爭不停、各省兵變、匪患的警報愈來愈多,北京各機關和教育界出現了索薪的高潮。在外交方面,四國銀行團屢次抗議到期外債不還,公開建議國際共管中國財政,並擬委託總稅司安格聯監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外交團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代表各國嚴厲責成北京政府營救被匪擄去的外僑。

太上政府的兩位直系巨人,曹錕忙於總統夢,吳佩孚則忙於“援閩”、“攻粵”,以達到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

而張紹曾呢?他正興致勃勃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實現全國和平統一。他建議召集各省實力派代表、各政黨領袖、在野的名流假北京頤和園舉行“國事協議會”,協商和平統一的問題。

1月8日,張紹曾致電西南各省,主張“對內先謀事實上之協商,對外完成法律上之統一。”他不贊成聯省自治運動,認為“與其先爭聯治之名,毋寧力圖省治之實。”

黎元洪本來怕張紹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場,後來看到張紹曾所作所為並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謀政治上的統一,後辦大選,這和他的主張比較接近;而他的智囊、政學系閣員李根源獻計把張紹曾拉過來,實現府院合作去對付津保派,他覺得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為了謀求和平統一,張紹曾很重視直系以外的各種勢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聯絡。第一個爭取的物件是孫中山。張紹曾打算仿照袁世凱的辦法,請孫主持全國鐵路工作。黎元洪卻主張就照孫於不久前發表的主張,請孫擔任全國兵工督辦。可是張的主張也好,黎的主張也好,在國會中的國民黨籍議員都表示反對,因此這個計劃遂告落空。

對奉系方面,張紹曾找到了曾充張作霖顧問的鮑啟元,尊為上賓,叫他從中牽線,打算無條件地取消11年5月10日懲辦張作霖的命令,恢復張的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並提升張學良、楊宇霆為陸軍中將。張對此案很有決心,不顧慮保定或洛陽方面是不是反對。鮑啟元把這些情況打了好幾個電報給張學良,電報去了,就像石頭沉入大海,什麼答覆也沒有。

曹錕的左右發覺張紹曾果然不是聽話的夥伴。最讓他們憤怒的是,張紹曾先辦統一後辦選舉的政策,完全和他們進行的背道而馳。因此這個出身津保派的國務總理一上臺就使他們極不高興。

張紹曾的和平統一方針,和曹、吳背道而馳,因為曹、吳都主張武力統一。

1月8日張紹曾有電給西南各省,主張和平統一,然而廣東和福建所發生的事件,與張紹曾的願望則是相反的。吳佩孚催促孫傳芳迅速帶兵入閩,進攻討賊軍,以解救陳炯明的危機;12年1月7日,孫傳芳部開到贛東,準備進入福建,可是1月15日陳炯明在廣東失敗,李厚基也在這一天取道汕頭出走,北京所派“援閩軍”常德盛部也由閩西敗退到杉關,盧永祥暗中接濟王永泉、臧致平的軍火軍餉,許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聯名通電反對直系派兵入閩,孫傳芳在不利的形勢下只好屯兵不前。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銷討賊軍總司令,李厚基調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軍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輯令取消,“援閩軍”停止前進,所有福建境內主客各軍善後事宜,責成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協同辦理。這些命令都是張紹曾為了實踐和平統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了孫傳芳,是為了要敷衍吳佩孚,但是孫傳芳如何去福建呢?他不能孤孤單單地一個人到福建去辦理善後,因此這個命令是不切實際的,它不止不能滿足曹、吳的願望,也不符合適應福建境內各方面的要求,同時對於福建問題卻更加深了其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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