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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兒已是五月節。祁老人的幾盆石榴,因為冬天保護的不好,只有一棵出了兩三個小蓇葖。南牆根的秋海棠與玉簪花連葉兒也沒出,代替它們的是一些兔兒草。祁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護它們——而只去看結果,他覺得花木的萎敗是家道衰落的惡兆;他非常的不高興。他時常夢見“小三兒”,可是“小三兒”連封信也不來;難道“小三兒”已經遇到什麼不幸了嗎?他問小順兒的媽,她回答不出正確的訊息,而只以夢解夢。近來,她的眼睛顯著更大了,因為臉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許多笑意湊在眼睛裡,她告訴老人:“我也夢見了老三,他甭提多麼喜歡啦!我想啊,他一定在外邊混得很好!他就根兒就是有本事的小夥子呀!爺爺,你不要老掛念著他,他的本事,聰明,比誰都大!”其實,她並沒有作過那樣的夢。一天忙到晚,她實在沒有工夫作夢。可是,她的“創造的”夢居然使老人露出一點點笑容。他到底相信夢與否,還是個問題。但是,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他只好相信那虛渺的謊言,好減少一點實際上的苦痛。

除了善意的欺騙老人之外,小順兒的媽還得設法給大家籌備過節的東西。她知道,過節並不能減少他們的痛苦,可是鴉雀無聲的不點綴一下,他們就會更難過。

在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從天亮,門外就有喊:“黑白桑葚來大櫻桃”的,一個接著一個,一直到快吃午飯的時候,喊聲還不斷。喊的聲音似乎不專是為作生意,而有一種淘氣與湊熱鬧的意味,因為賣櫻桃桑葚的不都是職業的果販,而是有許多十幾歲的兒童。他們在平日,也許是拉洋車的,也許是賣開水的,到了節,他們臨時改了行——家家必須用粽子,桑葚,櫻挑,供佛,他們就有一筆生意好作。今年,小順兒的媽沒有聽到那種提醒大家過節的呼聲。北城的果市是在德勝門裡,買賣都在天亮的時候作。隔著一道城牆,城外是買賣舊貨的小市,趕市的時候也在出太陽以前。因為德勝門外的監獄曾經被劫,日本人怕游擊隊乘著趕市的時候再來突擊,所以禁止了城裡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鎖了德勝門。至於櫻桃和桑葚,本都是由北山與城外來的,可是從西山到北山還都有沒一定陣地的戰事,沒人敢運果子進城。“唉!”小順兒的媽對灶王爺嘆了口氣:“今年委屈你嘍!沒有賣櫻桃的呀!”這樣向灶王爺道了歉,她並不就不努力去想補救的辦法;“供幾個粽子也可以遮遮羞啊!”

可是,粽子也買不到。北平的賣粽子的有好幾個宗派:“稻香村”賣的廣東粽子,個兒大,餡子種類多,價錢貴。這種粽子並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因為餡子裡面硬放上火腿或脂油;北方人對糯米已經有些膽怯,再放上火腿什麼的,就更害怕了。可是,這樣的東西並不少賣,一來是北平人認為廣東的一切都似乎帶著點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說它不好吃,二來是它的價錢貴,送禮便顯著體面——貴總是好的,誰管它好吃與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統的粽子是(一)北平舊式滿漢餑餑鋪賣的,沒有任何餡子,而只用頂精美的糯米包成小,很小的,粽子;吃的時候,只撒上一點白糖。這種粽子也並不怎麼好吃,可是它潔白,嬌小,擺在彩色美麗的盤子裡顯著非常的官樣。(二)還是這樣的小食品,可是由沿街吆喝的賣蜂糕的帶賣,而且用冰鎮過。(三)也是沿街叫賣的,可是個子稍大,裡面有紅棗。這是最普通的粽子。

此外,另有一些鄉下人,用黃米包成粽子,也許放紅棗,也許不放,個兒都包得很大。這,專賣給下力的人吃,可以與黑麵餅子與油條歸併在一類去,而內容與形式都不足登大雅之堂的。

小順兒的媽心中想著的粽子是那糯米的,裡面有紅棗子的。她留心的聽著門外的“小棗兒大粽子啵!”的呼聲。可是,她始終沒有聽到。她的北平變了樣子:過端陽節會沒有櫻桃,桑葚,與粽子!她本來不應當拿這當作一件奇事,因為自從去年秋天到如今,北平什麼東西都缺乏,有時候忽然一關城,連一棵青菜都買不到。可是,今天她沒法不感覺著彆扭,今天是節日呀。在她心裡,過節不過節本來沒有多大關係;她知道,反正要過節。她自己就須受勞累;她須去買辦東西,然後抱著火爐給大家烹調;等大家都吃得酒足飯飽,她已經累得什麼也不想吃了。可是,從另一方面想,這就是她的生活,她彷彿是專為給大家操作而活著的。假若家中沒有老的和小的,她自然無須乎過節,而活著彷彿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她說不上來什麼是文化,和人們只有照著自己的文化方式——象端陽節必須吃粽子,櫻桃,與桑葚——生活著才有樂趣。她只覺得北平變了,變得使她看著一家老小在五月節瞪著眼沒事作。她曉得這是因為日本人佔據住北平的結果,可是不會扼要的說出:亡了國便是不能再照著自己的文化方式活著。她只感到極度的彆扭。

為補救吃不上粽子什麼的,她想買兩束蒲子,艾子,插在門前,並且要買幾張神符貼在門楣上,好表示出一點“到底”有點象過節的樣子。她喜愛那些神符。每年,她總是買一張大的,黃紙的,印著紅的鐘馗,與五個蝙蝠的,貼在大門口;而外,她要買幾張粘在白紙上的剪刻的紅色“五毒兒”圖案,分貼在各屋的門框上。她也許相信,也許根本不相信,這些紙玩藝兒有什麼避邪的作用,但是她喜愛它們的色彩與花紋。她覺得它們比春聯更美觀可愛。

可是,她也沒買到。不錯,她看見了一兩份兒賣神符的,可是價錢極貴,因為日本人不許亂用紙張,而顏料也天天的漲價。她捨不得多花錢。至於賣蒲子艾子的,因為城門出入的不便,也沒有賣的。

小順兒的小嘴給媽媽不少的難堪:“媽,過節穿新衣服吧?吃粽子吧?吃好東西吧?腦門上抹王字不抹呀?媽,你該上街買肉去啦!人家冠家買了多少多少肉,還有魚呢!媽,冠家門口都貼上判兒啦,不信,你去看哪!”他的質問,句句象是對媽媽的譴責!

媽媽不能對孩子發氣,孩子是過年過節的中心人物,他們應當享受,快活。但是,她又真找不來東西使他們高聲的笑。她只好慚愧的說:“初五才用雄黃抹王字呢!別忙,我一定給你抹!”

“還得帶葫蘆呢?”葫蘆是用各色的絨線纏成的櫻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蘆……聯絡成一串兒,供女孩子們佩帶的。

“你臭小子,戴什麼葫蘆?”媽媽半笑半惱的說。

“給小妹戴呀!”小順兒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實的。妞子也不肯落後,“媽!妞妞戴!”

媽媽沒辦法,只好抽出點工夫,給妞子作一串兒“葫蘆”。只纏得了一個小黃老虎,她就把線笸籮推開了。沒有旁的過節的東西,只掛一串兒“葫蘆”有什麼意思呢?假若孩子們肚子裡沒有一點好東西,而只在頭上或身上戴一串兒五彩的小玩藝,那簡直是欺騙孩子們!她在暗地裡落了淚。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來一斤豬肉和兩束蒜臺。小順兒雖不懂得分兩,也看出那一塊肉是多麼不體面。“爺爺!就買來這麼一小塊塊肉哇?”他笑著問。

爺爺沒回答出什麼來,在祁老人和自己的屋裡打了個轉兒,就搭訕著回了鋪子。他非常的悲觀,但是不願對家裡的人說出來。他的生意沒有法子往下作,可是又關不了門。日本人不準任何商店報歇業,不管有沒有生意。天佑知道,自從大小漢奸們都得了勢以後,綢緞的生意稍微有了點轉機。但是,他的鋪子是以布匹為主,綢緞只是搭頭兒;真正講究穿的人並不來照顧他。專靠賣布匹吧,一般的人民與四郊的老百姓都因為物價的高漲,只顧了吃而顧不了穿,當然也不能來照顧他。再說,各地的戰爭使貨物斷絕了來源;他既沒法添貨,又不象那些大商號有存貨可以居奇。他簡直沒有生意。他願意歇業,而官廳根本不許呈報。他須開著鋪子,似乎專為上稅與定閱官辦的報紙——他必須看兩份他所不願意看的報紙。他和股東們商議,他們不給他一點好主意,而彷彿都願意立在一旁看他的笑話。他只好裁人。這又給他極大的痛苦。他的鋪夥既沒有犯任何的規矩,又趕上這兵荒馬亂理應共患難的時候,他憑什麼無緣無故的辭退人家呢?五月節,他又裁去兩個人。兩個都是他親手教出來的徒弟。他們瞭解他的困難,並沒說一句不好聽的話。他們願意回家,他們家裡有地,夠他們吃兩頓棒子麵的。可是,他們越是這樣好離好散的,他心中才越難過。他覺得他已是個毫無本領,和作事不公平的人。他們越原諒他,他心中便越難受。

更使他揪心的是,據說,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鋪戶的貨物,而後由他們按照存貨的多少,配給新貨。他們給你多少是多少,他們給你什麼你賣什麼。他們也許只給你三匹布,而配上兩打雨傘。你就須給買主兒一塊布,一把或兩把雨傘,不管人家需要雨傘與否!

天佑的黑鬍子裡露出幾根白的來,在表面上,他要裝出沉得住氣的樣子,一聲不哼不響。他是北平鋪子的掌櫃的,不能當著店夥與徒弟們胡說亂罵。可是,沒有人在他面前,他的鬍子嘴兒就不住的動:“這算麼買賣規矩呢?布鋪嗎,賣雨傘!我是這兒的掌櫃呢,還是日本人是掌櫃呢?”叨嘮完了一陣,他沒法兒不補上個“他媽的!”他不會罵人撒村,只有這三個字是他的野話,而也只有這三個字才能使他心中痛快一下。

這些委屈為難,他不便對鋪子的人說,並且決定也不教家裡的人知道。對老父親,他不單把委屈圈在心裡,而且口口聲聲的說一切都太平了,為是教老人心寬一點。就是對瑞宣,他也不願多說什麼,他知道三個兒子走了兩個,不能再向對家庭最負責的長子拉不斷扯不斷的發牢騷。父子見面,幾乎是很大的痛苦。瑞宣的眼偷偷的目留著父親,父親的眼光碰到了兒子的便趕緊躲開。兩個人都有多少多少被淚浸漬了許久的話,可是不便連話帶淚一齊傾倒出來。一個是五十多的掌櫃,一個是三十多歲的中學教師,都不便隨便的把淚落下來。而且,他們都知道,一暢談起來,他們就必定說到國亡家必破的上頭來,而越談就一定越悲觀。所以,父子見面,都只那麼笑一笑,笑得虛偽,難堪,而不能不笑。因此,天佑更不願回家了。鋪子中缺人是真的,但是既沒有多少生意,還不致抽不出點回家看看的工夫來。他故意的不回家,一來是為避免與老親,兒孫,相遇的痛苦,二來也表示出一點自己的倔強——鋪子既關不了門,我就陪它到底;儘管沒有生意,我可是應盡到自己的責任!

在一家人中,最能瞭解天佑的是瑞宣。有祁老人在上面壓著,又有兒子們在下面比著,天佑在權威上年紀上都須讓老父親一步,同時他的學問與知識又比不上兒子們,所以他在家中既須作個孝子,又須作個不招兒子們討厭的父親。因此,大家都只看見他的老實,而忽略了他的重要。只有瑞宣明白:父親是上足以承繼祖父的勤儉家風,下足以使兒子受高等教育的繼往開來的人。他尊敬父親,也時常的想給父親一些精神的安慰。他是長子,他與父親的關係比老二與老三都更親密;他對父親的認識,比弟弟們要多著幾年的時光。特別在近幾個月中,他看出父親的憂鬱和把委屈放在肚子裡的剛強,也就更想給父親一些安慰。可是,怎麼去安慰呢?父子之間既不許說假話,他怎能一面和老人家談真話,還能一面使老人家得到安慰呢;真話,在亡國的時候,只有痛苦!且先不講國家大事吧,只說家中的事情已經就夠他不好開口的了。他明知道父親想念老三,可是他有什麼話可以教老人不想念老兒子呢?他明知道父親不滿意老二,他又有什麼話使老人改為喜歡老二呢?這些,都還是以不談為妙。不過,連這些也不談,父子還談什麼呢?他覺得父子之間似乎隔上了一段紗幕,彼此還都看得見,可是誰也摸不著誰了。侵略者的罪惡不僅是把他的兄弟拆散,而且使沒有散開的父子也彼此不得已的冷淡了!

大家馬馬虎虎的吃過午飯,瑞豐不知在哪裡吃得酒足飯飽的來看祖父。不,他不象是來看祖父。進門,他便向大嫂要茶:“大嫂!泡壺好茶喝喝!酒喝多了點!有沒有好葉子呀,沒有就買去!”他是象來表現自己的得意與無聊。

小順兒的媽話都到嘴邊上了,又控制住自己。她想說:“連祖父都喝不著好茶葉,你要是懂人事,怎麼不買來點兒呢?”可是,想了一想,她又告訴自己:“何必呢,大節下的!再說,他無情,難道我就非無義不可嗎?”這麼想開,她把水壺坐在火爐上。

瑞宣躲在屋裡,假裝睡午覺。可是,老二決定要討厭到底。“大哥呢?大哥!”他一邊叫,一邊拉開屋門。“吃了就睡可不好啊!”他明明見哥哥在床上躺著,可是決定不肯退出來。瑞宣只好坐了起來。

“大哥,你們學校裡的日本教官怎樣?”他坐在個小凳上,酒氣噴人的打了兩個長而有力的嗝兒。

瑞宣看了弟弟一眼,沒說什麼。

瑞豐說下去:“大哥,你要曉得,教官,不管是教什麼,都必然的是太上校長。人家掙的比校長還多,權力也自然比校長大。校長若是跟日本要人有來往呢,教官就客氣點;不然的話,教官可就不好伺候了!近來,我頗交了幾個日本朋友。我是這麼想,萬一我的科長丟了,我還能——憑作過科長這點資格——來個校長作作,要作校長而不受日本教官的氣,我得有日本朋友。這叫作有備無患,大哥你說是不是?”他眨巴著眼,等大哥誇讚他。

瑞宣還一聲沒出。

“噢,大哥,”老二的腦子被酒精催動的不住的亂轉,“聽說下學期各校的英文都要裁去,就是不完全裁,也得撥出一大半的時間給日文。你是教英文的,得乘早兒打個主意呀!其實,你教什麼都行,只要你和日本教官說得來!我看哪,大哥,你別老一把死拿,老闆著臉作事;這年月,那行不通!你也得活動著點,該應酬的應酬,該送禮的別怕花錢!日本人並不象你想的那麼壞,只要你肯送禮,他們也怪和氣的呢!”瑞宣依舊沒出聲。

老二,心中有那點酒勁兒,沒覺出哥哥的冷淡。把話說完,他覺得很夠個作弟弟的樣子,把好話都不取報酬的說給了大哥。他立了起來,推開門,叫:“大嫂!茶怎樣了?勞駕給端到爺爺屋來吧!”他走向祁老人的屋子去。

瑞宣想起學校中的教官——山木——來。那是個五十多歲的矮子,長方臉,花白頭髮,戴著度數很深的近視鏡。山木教官是個動物學家,他的著作——華北的禽鳥——是相當有名的。他不象瑞豐所說的那種教官那樣,除了教日語,他老在屋裡讀書或制標本,幾乎不過問校務。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可是學生罵他,他只裝作沒有聽見。學生有時候把黑板擦子放在門上,他一拉門便打在頭上,他也不給學生們報告。這,引起瑞宣對他的注意,因為瑞宣聽說別的學校裡也有過同樣的事情,而教官報告上去以後,憲兵便馬上來捉捕學生,下在監牢裡。瑞宣以為山木教官一定是個反對侵略,反對戰爭的學者。

可是,一件事便改變了瑞宣的看法。有一天,教員們都在休息室裡,山木輕輕的走進來。向大家極客氣的鞠了躬,他向教務主任說,他要對學生們訓話,請諸位先生也去聽一聽。他的客氣,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學生全到了禮堂,他極嚴肅的上了講臺。他的眼很明,聲音低而極有勁,身子一動也不動的,用中國話說:“報告給你們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兒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陣亡的了!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榮!中國,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國作戰不是要滅中國,而是要救中國。中國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見識,有勇氣,敢為救中國而犧牲性命。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死在中國,是最光榮的!我告訴你們,為是教你們知道,我的兒子是為你們死了的!我很愛我的兒子,可是我不敢落淚,一個日本人是不應當為英雄的殉職落淚的!”他的聲音始終是那麼低而有力,每個字都是控制住了的瘋狂。他的眼始終是乾的,沒有一點淚意。他的唇是乾的,縮緊的,象兩片能開能閉的刀片兒。他的話,除了幾個不大妥當的“的”字,差不多是極完美簡勁的中國話——他的感情好象被一種什麼最大的壓力壓緊,所以能把瘋狂變為理智,而有系統的,有力量的,能用別國的言語說出來。說完,他定目看著下面,好象是極輕視那些人,極厭惡那些人。可是,他又向他們極深,極規矩的,鞠了躬。而後慢慢的走下臺來。仰起臉,笑了笑,又看了看大家,他輕輕的,相當快的,走出去。

瑞宣很想獨自去找山木,跟他談一談。他要告訴山木:“你的兒子根本不是為救中國而犧牲了的,你的兒子和幾十萬軍隊是來滅中國的!”他也想對山木說明白:“我沒想到你,一個學者,也和別的日本人一樣的胡塗!你們的胡塗使你們瘋狂,你們只知道你們是最優秀的,理當作主人的民族,而不曉得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甘心作你們的奴隸。中國的抗戰就是要打明白了你們,教你們明白你們並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著民族的平等與自由的!”他還要告訴山木:“你以為你們已經征服了我們,其實,戰爭還沒有結束,你們還不能證明是否戰勝!你們的三月亡華論已經落了空,現在,你們想用漢奸幫助你們慢慢的滅亡中國;你們的方法變動了一點,而始終沒有覺悟你們的愚蠢與錯誤。漢奸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們會害了我們,也會害了你們!日本人亡不了中國,漢奸也亡不了中國,因為中國絕對不向你們屈膝,而中國人也絕不相信漢奸!你們須及早的覺悟,把瘋狂就叫作瘋狂,把錯誤就叫作錯誤,不要再把瘋狂與錯誤叫作真理!”

可是,他在操場轉了好幾個圈子,把想好了的話都又咽回去。他覺得假若一個學者還瘋狂到那個程度,別的沒有什麼知識的日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他說服了一個山木,又有什麼用處呢?況且,還不見得就能說服了他呢。

要想解決中日的問題,他看清楚,只有中國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我們什麼時候把“主人”打倒,他才會省悟,才會失去自信而另打好主意。說空話是沒有用處的。對日本人,槍彈是最好的宣傳品!

想到這裡,他慢慢的走出校門。一路上,他還沒停止住思索。他想:說服山木或者還是小事,更要緊的倒是怎樣防止學生們不上日本教官的,與偽報紙的宣傳的當。怎樣才不教學生們上當呢?在講堂上,他沒法公開的對學生談什麼,他懷疑學生和教師裡邊會沒有日本的偵探。況且,他是教英文的,他不能信口開河的忽然的說起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來提醒學生們。同時,假若他還是按照平常一樣,除了教課,什麼閒話也不說,他豈不是隻為那點薪水而來上課,在拿錢之外,什麼可以自慰自解的理由也沒有了嗎?他不能那麼辦,那太沒有人味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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