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時間計量與對時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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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傑

<h3>一、時間與時間計量</h3>

每當提到對“時間”的理解，科幻迷們總是興趣盎然，人類目前所知的一切文明都生活於時間之中，當書寫一種新的生物、種族時，給他們設計一種全新的理解時間的方式，是一個不錯的實現科幻驚奇感的方法。比如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裡，那個能夠預知未來的種族“七肢桶”，他們概念中，過去和未來，原因和結果的區別並不大。現實中我們也經常一廂情願地定義人類各個文明間理解時間的差異，例如一些文章會說，中國古代的時間觀念是迴圈式的，西方則是直線式的。很可惜，這不但與史實不盡相符，也沒有看到中西方對時間的認識具有共同的科技基礎。實際上，世界各文明的時間觀念整體上是大同小異的，對時間的理解都具有周行性和直進性的特點。

“時間”，顧名思義，本意指的是時之間隔，而提到間隔，自然就有多少、大小之別，也就是說，時間本身與量的觀念分割不開。如果去追究英文time的詞源，也會發現，這一詞彙源於原始日耳曼語，也包含有間隔之意。在這一點上，現代中英文頗有相通之處。當然，現代中文的“時間”詞意應是近代以來才形成的，古文獻中的“時間”一詞是目前、一時之意，與今不同。而如果進一步追究“時”的含義，會發現其原初之意很可能是指季節，即所謂“四時”之中的“時”，《尚書·舜典》篇中有“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句，其中將“時”列於“月”之前，“時”明顯指的是比月更長一些的季節。有趣的是，拉丁文中的時間一詞——tempus之原意也有季節之意。在這一點上，中西方古代傳統又不謀而合。季節，作為有特定所指的時間段，當然也包含著量的觀念，對時間的量化認識應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

自然有其變化的節律，人類作為在自然界成長起來的高階生物，天生就具有把握這種脈動的能力。比如，在16、17世紀，伽利略等西方科學家仍會用數脈搏作為實驗中計量時間的手段，正是在利用人本身的節律，當然，我們現在有了更精確、穩定的計時方法，情勢出現了反轉，脈搏速率已成為我們計量的物件。又如清代學者趙翼曾有一首詩名為《五更不寐》描繪了憑藉自身感覺斷定時間、安排作息的現象：“倚壁燈光小炷留，宵眠醒必五更頭。吾身自有時辰表，不用雞人報曉籌。”

故而可斷言，對時間加以計量是人類在矇昧階段即已產生的文化現象。相關的史學研究亦證明了這一點。時間計量的產生早於人類進入以文字、城市、金屬工具為標誌的文明時代之前，甚至早於人類進入定居農業階段之前。這並不難想象，晝夜黑白的迴圈、一年四季的更替（溫帶地區）如此顯著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具有節律感的人類對之產生粗略的長短觀念是一種必然。大約在三萬年前，人類掌握刻痕計數能力之後，應該已經產生了利用具體數字對時間進行的計量。不過對於早期計量針對的單位究竟是日，還是月？學者們存在爭議，在西方，認為計月早於計日似是主流。歐洲發現的一兩萬前的一些洞窟壁畫中的黑點被考古學家們認為是計月的遺痕。而民族調查亦能對時間計量產生極早的觀點予以佐證，我國雲南少數民族獨龍族早先有用結繩來計日以慶祝節日的傳統，反映出對時間的計量可能產生於有完整的數字表達語言之前。

所謂時間計量，其本質就是利用週期往復的現象去反映時間的流逝。年、月、日及其背後的天文現象，因為具有這樣的特點，且又普遍可見，故而成為世界各民族用以計時的共同依託。很遺憾，中國人並不是外星人，在對時間的理解上，我們本質上和西方沒有不同，然而，在細節上和文化上，我們有著自己的特色。

<h3>二、中國古代時間計量的發展</h3>

在文明初創階段，時間計量的主要發展是曆法的產生和漸趨成熟。所謂曆法，主要就是對年、月、日這幾個自然時間單位的調配。在這一時期，世界各文明古國的主流是使用陰陽合曆，即在年和月之中，以月作為首要的時間單位，再設定閏月以反映年的實際長度。陰陽合曆在我國至晚產生於殷商時期，並一直流傳後世，直至民國元年推行公曆之前都是我國傳統的官方曆法。

曆法初步成熟有兩個公認的標誌：四分曆的發明和默冬週期的發現。所謂四分曆，即使用365.25日為歷年平均長度；默冬週期則指陰陽合曆中採用19年7閏的置閏週期。掌握了這二者，說明對年日關係、年月關係分別形成了較精確的掌握。歐亞大陸各主要古文明對這兩者的發現時間大多在伯仲之間。我國對四分曆的使用大概始於戰國初年，比古埃及明顯要晚；而對默冬週期的發現約在春秋後期，比正牌的古希臘天文學家默冬公佈其週期還早一百多年，這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陰陽合曆已經發展在世界各國的前列。

曆法只反映一日以上時間的計量，而在歷史上，對一日以內時間段進行的計量日益重要。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國的日內計量也已有發展，史載齊國名將司馬穰苴曾在軍營中“立表下漏”，是為我國日內計時之濫觴。不過到了戰國後期，在孟嘗君雞鳴狗盜逃出秦國的故事中，函谷關仍在用雞鳴報曉的方式報時，說明當年即便在邊防重鎮，日內計時的傳統仍欠發達。我國日內計時真正的繁盛大致始於秦始皇時期，成於漢武帝時期，這時將全天分為百刻的時制開始行用。

如此細密的計時方式必然依託於精準的技術，不過關於漢代採用何種具體計時儀器仍然是一個謎。日晷逢黑夜、陰雨便無法使用，故而將全天進行劃分的時制必然要依託人為製造的往復式儀器——也就是古人稱的“漏”——來實現。“漏”與我們現代人所用的鐘表同屬於守時器，其計時起點需根據天文現象給出，不能獨立計時，正如我們買來鐘錶時首先需要調錶一樣，其實它們只是用於儲存天文方法得到的時刻。所以“漏”在正常使用時，需能預測天文時間的到來，如在古代，經常面對的問題是預測第二天天明的時間，這就要求“漏”至少應實現24小時的連續運轉。而這在技術上並不容易實現，需要解決一系列的技術難題，我國到唐宋時期，水漏歷經改進，逐漸發展到了較高的水平。但漢代水漏究竟能否實現高精度的守時，具體採用何種結構，這些都還存在不少爭議。不過可以肯定，正是秦漢時期出現的高精度守時器確保了我國使用晝夜均分時制的傳統，而在西方，直至中世紀後期機械鐘在市鎮中普及之前，長期行用的都是將晝夜各自加以分割的時制，相較而言，無疑我國的時制傳統更為現代，也更加均勻，便於精準的時間計算。

精準的時間計量在古代無疑屬高階傳統，主要存在於宮廷和大城市，並非隨處可得。因而我國古代也有將精準的時間資訊進行播報的傳統。三國時期，魏國的田豫曾以“鐘鳴漏盡”之語來表示年齡到了應該功成身退，這說明當時用漏守時、用鍾報時已經成為較常見的行為。至唐宋時期，地方已經多在城市中心的譙樓設定鐘鼓進行報時，而至明清時期，地方司時系統已經普及到了很多縣城。這說明古代中國的精準時間計量並非空中樓閣，地方上尤其在市鎮中，日內計時傳統仍廣有影響。明清小說中常出現的“某牌時分”是其一個表現，“某牌”是指官方掛在鼓樓等顯要位置的時辰牌，管理者會依照時辰進行更換。

對時間計量資訊進行普及是歷朝統治者著力的物件，一個顯著的證據是歷朝都十分重視曆書的頒行。這是因為時間計量的進步與公共化會有利於社會行為同步化的實現，這不但是由於傳統的與天運相符的追求，也來自於實際的政治需要。近代以來鐘錶大普及的背後就在於不少權勢人物在積極推動，因為這會使集體行為更有效率，《紅樓夢》中對王熙鳳打理寧國府時曾有一段經典描述，其中，王熙鳳直言，隨她做事都應隨身帶時辰表。追求發展時間計量的政治取向一直是使我國時間計量蓬勃發展的強力動因，例如我國古代曾發展出高度發達的水運渾象，可自動計時、報時，堪稱近代機械鐘的祖先，這些大型時間儀器的製造成本不小，社會之所以會如此投入，顯然背後有我國傳統政治觀念的推動。此外，與此相關的天學、宗教觀念也是推進時間計量發展的重要力量，而軍事、航海的實際需要也不能忽視。

如果說，中國古代時間計量相對西方的進步一面是均勻的時制及其背後的技術依託——高精度大型漏刻，其優勢的產生主要在於管理、維護層面，那麼中國傳統的落後之處可能主要導因於缺乏科學的空間觀念。據說中國傳統中提到時空時以“時”為先，而西方則慣將空間置於時間之前，可以認為在西方文化中，空間觀念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以日晷為例，其本質是藉助太陽的空間執行軌跡對一日以內的時間進行分割，傳統中國人因幾何學發展不完善，曾長期在地平面均分太陽軌跡來描述均等的時間段，所得自然偏差不小，而符合科學特徵的赤道式日晷直到宋代才得以發明。又如精準的時間計量必然要面對兩個時差——均時差和“裡差”。二者在西方古典時代都已被希臘天文學家認識到，後者指不同經度地方之間的時刻存在時間差，是現代設定時區制的原因，古代中國因為無地球觀念，故而對此長期未能認識，直到元代才發現地方時的不同。均時差則是指真太陽時和平太陽時之間的差，一年中最多差約半小時，其原因在於太陽視運動實際軌跡是地球自轉和公轉兩種運動的複合，故而真太陽的軌跡並非勻速，用其描述每日的時間會出現偏差。因為缺乏明晰的物理圖景，這一問題在明末傳教士東來之前，也基本未被我國古人所認識，只有沈括曾在《夢溪筆談》中提到真太陽日會有遲速不均的現象，可惜其描述與實際現象並不相符。

是的，雖然生活在同一顆行星上，但中國人與西方人所理解的宇宙結構並不相同，我們的漏刻技術遙遙領先，然而當以日月群星為鍾時，偏差的裂痕逐漸呈現出來，很遺憾，世界並不是中國人想象的這個樣子，錯的是我們，還是這個世界呢？

<h3>三、中國傳統時間觀念的特色</h3>

在許多西方幻想作品中，對中國人的時間意識呈現出一種異質化的描繪，比如，認為中國的時間觀念缺少物理測度思想，不追求時間的準確性，時間緊迫感不強，故而能對時間流逝泰然處之等等觀點——想想看某些動畫或遊戲裡的“熊貓人”種族。然而，儘管世界觀有所不同，出於社會和生活的需要，對於時間的精確計量和控制的意識在中國是很普遍的。實際上中國古代有大量的惜時詩流傳，甚而田園詩人陶淵明也有“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之句，顯然，這絕非泰然的態度。而“時間就是金錢”的古代版——“寸金寸陰”之說至遲自商貿開始發達的元代就已有流傳，亦遠早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

關於時間的一些經典議題，如時間的定義、時間的流逝性特徵、時間是否具有連續性、時空是否可分、是否具有相關性和統一性等，中國古人也大多有所討論，相關記載大多在先秦諸子和秦漢時期的文獻中即可找到，內容可謂豐富。對於時間的同質性，古人也有討論，《管子》中就有這樣的問答：“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這是認為同時性具有絕對性的觀點。

不過這在中國古代並非沒有不同意見，中國傳統的文學作品中頗多對同時性相對性的描述，堪稱古代中國最具玄幻色彩的時間理解。如《隋書·經籍志》中載有一篇《洞仙傳》提到東陽人王質入山伐木，遇見幾個童子圍棋歌笑，就將斧子放在一旁觀棋，童子給他一個棗核般物件令他含住，一會兒，童子說你來得已久，可以回去了，於是王質去取斧子，卻發現斧柄已經爛盡，回家後數百年已去，早已物是人非。這便是有名的爛柯山故事，可以說，此類傳說已有些接近時間旅行的意味了。不過若細加追究，這類故事表現的只是不同空間中的時間流逝有快慢之別，就是所謂的“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並沒有時光的倒流或者隨意的時空穿梭。

其實，傳統國人之所以沒有時間旅行的創意是與他們的時間觀念分不開的。中國傳統時間觀念中，最為緊要的便是對天時的尊重，人的行為只有順從天意、時勢才會得到好的結果。但天時是變幻莫測的，故而人們會用占卜的行為去試圖把握它。且天時還涉及經常與時並用的另一個概念——“序”，序也有季節之意，但同時又有隔牆的意思，抽象開來則表示次序。次序的觀念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時間流逝的本質。而每一個時間段都處在這種次序之中，故而在中國古代傳統中，每一個時間段都有其特定的吉凶含義，生辰八字的傳統就反映了人們對時間的網格化理解。古人也因此特別重視很多重要行為的時間，比如據美國女畫師卡爾的回憶，她給慈禧作畫時的開始和結束時間都需事先問卜過。這種時間觀念與近代以來流行的同質化的時間理解截然不同。對同質化的時間來說，時間旅行的想法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在傳統中國時間觀念中，時間就像一張鋪開的“天網”，每一個網格都有著特定的含義，在其中自由穿梭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這種網格是對次序的一種表現，對時序的顛覆在傳統觀念中也絕非讓人贊同的行為。

科學史家柯瓦雷曾在其代表作《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中描繪西方近代時空觀念在科學革命中的變革歷程，從哥白尼到牛頓，一種同質化的無限的時空在這一思想歷程中逐步誕生。在同質化的時間之河中，各處的河水都是一樣的，船才可以在其上加速或逆行，時間旅行才有了存在的可能。因為告別了有更多隔膜的古代時空觀，西方的時間旅行科幻才得以解放。而在當代中國，同質化的時間之河與異質化的時間網格並存，在不同的文化群體間理解差異極大，於是，我們有了各種不同的時間故事，傳統的時間旅行與充溢玄幻氣息的穿越重生齊飛，我們生活在一個衝突的時間節點裡，它會變得更加混亂，還是更加清晰呢？希望時間能給出答案。

<b>任傑</b>

科學史博士，中國計量大學教師。從事計量科技的歷史文化研究，在時間計量領域有多篇論文發表。曾獲2016年清華大學“科史哲青年著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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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體驗，難落言詮，故著語每假空間以示之，強將無廣袤者說成有幅度，若“往日”“來年”“前朝”“後夕”“遠代”“近代”之類，莫非以空間概念用於時間關係，各國語文皆然。」

——《管錐編·左傳正義·莊公六年》 錢鍾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