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慢時間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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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恩·沃森

譯者：馮蔚驍 | 羅妍莉

<h3>1990年</h3>

超慢時間機器——方便起見簡寫為慢時機[1]——首次出現的時間恰好是1985年12月1日的正午，就在國家物理實驗室裡一個空著的地方。它發出一聲巨響，飆起一陣狂風，宣告自己的到來。當時，開爾文博士恰好看向它出現的方向，據他轉述，慢時機並非一下子突然出現，而是從最初的一個點飛快地膨脹而成，想必這倒可以解釋為什麼慢時機擠壓出房間裡的空氣時，並沒有造成毀滅性的爆炸。隨後，開爾文斷定他看到的實際上是慢時機的內爆。畢竟，門因為受到空氣急劇流動而產生的內吸力而閉鎖了，而不是向外彈開。不過這是個讓人極其迷惑的時刻，而且這種困惑持續了下去，因為慢時機裡面的乘客（僅僅這一稱謂便足以揭示其本質）不僅相對於我們而言是時間逆轉的，而且瘋得厲害。

一件讓人極度惱火的事情就是，隨著時間流逝，裡面這人明顯變得清醒起來，模樣也變得體面了（以他那種顛倒的方式）。我們感覺到針對慢時機之謎所做的一切艱苦工作和思考都像是傾瀉進了熵值窪地，因為答案要從他那裡來，從時間機器內部來，而不是從我們這邊得出。所以，可能我們應該什麼也不做，等著他的情況得到改善（或者，從他的角度來看，從這時情況才開始惡化）。可實際上，他的到來改變了我們在實驗室所進行的研究課題，令我們誤入歧途，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實在的回報。

慢時機與小型旅行車大小相當，不過它的外形很像一塊巨型硫化鉛或方鉛礦的結晶體——套用晶體學的術語，它是一個八面立方體，有著八個碩大的六邊形平面，並有六個較小的方形平面填補其中的空缺。時間機器看似搖搖欲墜，實則穩穩當當地立於方形基座之上，下方的四個六邊形向外鼓，伸向整個晶體的腰部方向，而腰部的四個正方形斜指向北極點，並與映象般的上半球垂直相連。實際上它看上去有點像地球儀，被砍鑿擰轉成很多平面。時至今日，它仍是一個孤立的隱秘世界——與裡面的那位乘客一起。

除了赤道位置正面朝南、正對著實驗室主體的一塊方形板之外，其他面都是毫無雕飾的金屬材質。這塊特殊的板是個玻璃窗，它像深海潛水鐘一樣厚，顯然可以從裡面開啟，而且也只能從裡面開啟。

裡面的乘客看上去衣衫襤褸，像個流浪漢；瘋瘋癲癲的，全身髒兮兮，一副寒磣模樣，他的頭髮亂成一團，就像古代瘋人院裡的精神病一樣。他看起來非常蒼老，或者至少這間單人牢房的幽禁讓他十分顯老。他了無生氣，弓背蝦腰，瘦得皮包骨，牙齒也爛掉了。我們拿探照燈照射他的時候，他無聲地咆哮咕噥著什麼。也可能他只是做出咆哮咕噥的口型，因為隔著厚厚的玻璃，我們根本什麼也聽不見。兩天後，我們找了一位唇語專家來幫忙，結果發現，這個老瘋子說的似乎全是毫無意義的廢話，各種胡言亂語。真是如此嗎？顯然沒有人能反向解讀唇語——楊博士已經提出，從他的行動以及姿態看來，這人的時間相對於我們而言是逆向流逝的。所以我們就用影片拍下了這位乘客的嘴型，然後倒著為我們的唇語專家播放了一遍錄影帶。好吧，依然是一堆胡言亂語。無論是倒放還是正放，我們不幸的乘客顯然已經精神錯亂了。實際上，他精神錯亂的證據之一，就是旅程接近終點，他明明應該努力嘗試用言語跟我們交流，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舉著寫字的牌子來跟我們溝通。（不過後來他又嘗試了這種溝通，但要等到1989年——或者以他的角度說，是在1989年他發瘋之前的那個時刻。）

放棄了從他這裡獲得啟發的希望，我們著手尋找科學解釋。（這完全是徒勞的，反倒毀掉了我們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驗室的各個專案乃至整個物理學界都被攪得天翻地覆。）

為了說明時間是如何被浪費的，或許可以這樣表述：第一條所謂的“線索”是慢時機的形狀。正如我所說，它形如一塊硫化鉛或者方鉛礦晶體。楊博士強調道，方鉛石起到整流器中半導體元件的作用，對特定方向的電流呈高阻態，從而把交流電轉換為直流電。這種效應是不是可以類推到時間流動上？有沒有可能慢時機的幾何形狀——或者其金屬牆中能量流動的幾何結構，大概就是印製電路的夾層之間的那些——有效地阻止了時間向前流動，並將其逆轉？我們沒有任何辦法進到慢時機裡面。我們試圖對它進行切割，但由於完全無效，嘗試很快終止。X射線也無法穿透，推測是因為牆裡的鉛合金。聲波掃描提供了內部的粗糙影象，不過並未發現電路之類的複雜結構。所以，我們只能根據觀測到的外部形狀，或者透過窗戶看到的景象——還有我們的純理論，對它進行推斷。

楊也強調，方鉛石整流器的執行方式和二極體整流閥沒什麼區別，不僅可以改變電流的流動，同時還能解調訊號。它們把資訊從調製載波上分離出來——就像電視機或者收音機一樣。我們看到的慢時機是否就是一架分離“資訊”的機器？它從時間回溯的載波中分離出“資訊”——得到的形式便是其本身這一物理載體，以及其中的乘客？慢時機是否就是對一幅三維電檢視像固態有形的模擬——只不過是倒著播放的？

基於這些理念，我們為慢時機制作了很多模型，想要把它們送到過去或未來——或者其實隨便什麼地方都行！結果全都一樣，這些模型仍然停留在實驗室裡，頑固地鎖閉在我們的時空中。

開爾文回憶起他當時的印象，慢時機似乎是從一個點向外展開的，他評論說，身為三維生物，這便是我們察覺到某種四維物體闖入自身所在空間的方式。一個四維球體先是以點的形式出現，然後膨脹成為一個完全的球體，最後又坍縮回一個點。不過如果是四維的八面立方體呢？根據我們的數學，這個形狀在四維空間中沒有一個規則的相似物，只有簡單的正八面體才有。而且，這個四維時間機器為什麼要在乘客需要上去的時候縮成一個點？不，慢時機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四維體；而我們浪費了數週時間運算程式，試圖將其描述為一個完整的四維體，然後證實乘客只不過是個被囚禁在四維空間結構中的正常三維空間人，他和載具之間存在一個維度的差異，起到了分割他和宇宙其餘部分的效果，這樣他才能在時間中逆行。

他在時間中逆行這一點已經非常清楚了，從他吃飯的習慣（也就是反芻）就能看出來，不過他的動作鬼祟到了極致，兼之他髒得可怕，所以過了好幾個月我們才確定這些基礎點。

所有這些反過來又引發了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如果慢時機真的是穿越時間回到了過去，那麼在1985年12月1日它出現在這裡的那一瞬間，又是從何處消失的呢？這個乘客來這兒肯定不是為了短期的考古旅行，不然他應該努力爬出來才對。

終於，到了1989年仲夏的一天，我們的旅客舉起一塊可擦寫字板，上面寫著這樣的佈告：

爬行下山，滑行上山！

他對著窗戶舉了十分鐘。黑色線條組成的字跡歪歪扭扭，跟他這衣衫襤褸的模樣差不多。

這也許是他最後一個意識清晰的時刻，後來他終於墮入了瘋狂，因各種與我們交流的努力都徒勞無功而陷入了絕望。按照我們的理解，他從那以後就一路每況愈下。看到我們仍然一副熱切的樣子，我們那一張張依然迷惑的臉，他只能像一隻被我們純粹的愚蠢激怒的猴子一般，語無倫次地嘟囔著。

接下來的三個月，他和我們都沒有任何交流。

當他再次（也就是倒數第二次）舉起告示時，整個人看起來整潔一些，也沒有原先那麼瘋癲了（儘管也只是相對好些，相對於他最後那副不知所云的慘狀而言）。

這份孤寂啊！

不過別理我！

直到1995年之前都別理我！

我們舉起標牌（我們很快意識到，他的標牌是對我們的回應）：

你是不是穿越了時間回來的？怎麼穿越的？為什麼要穿越？

我們也多麼想問一下：1985年12月1日你消失後去哪了？但是問這個事關重大的問題其實是不明智的，因為萬一他的消失是某種災難的話，這個問題則會導致他悲慘的命運，加速他的精神崩潰。富蘭克林博士堅持說這根本沒有意義；他無論如何都會崩潰。不過，如果我們曾經舉起那個牌子，我們仍然會非常懊悔：因為是我們把他壓垮了，毀掉了某件特別偉大的事業……我們非常確定，既然需要做出這種程度的個人犧牲、要求進行這種程度的自我剋制、如此將自己和全人類隔絕開來，那麼這就一定是件偉大的事業。我們對此確信無疑。

<h3>1995年</h3>

我們的謎題沒有任何進展。我們全部的研究都在致力解決這個問題，雖然研究生們按照輪值表晝夜不停地觀察他，我們最優秀的大腦也在大廈的各個地方絞盡腦汁地思索。不過我們一直把此事隔絕在他的視線之外。他就坐在機器裡面，沒有原來那麼髒了，也不像以往一般蓬頭垢面，但仍極為沉默，像是一位發下沉默誓約的特拉比斯特派修士。他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重複閱讀幾本折角的書籍，而那些書在我們歷史上早已不復存在，包括笛福的《瘟疫年紀事》和《魯賓遜漂流記》，還有儒勒·凡爾納的《地心遊記》。他還在聽大概是磁帶錄製的音樂——早在1989年，他有一回突然短暫地發了會兒瘋，跟在嘉年華上狂歡似的，把磁帶裡的磁條摳出來，他那狹小的居住艙內扔得滿地都是這玩意兒（當然了，我們仍然將其視作一次瘋病的突然發作，換湯不換藥罷了，速度之快，動作之乾淨利落，完全就是在發瘋，多年來散落一地的磁帶都被他拿腳踩來踩去）。

我們假設他的上一塊標牌有著某種重要性，於是直到1995年之前，我們都淺薄地無視了他（而他也同樣無視了我們）。我們的研究如今無路可去，只能期待能從他那裡撈點什麼。

到了1995這一年，因為他收拾得更整潔利索，精神也更正常了（更不必說年輕了十歲），我們對於他的真實年齡就有了更為清晰的判斷；對於他可能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這段旅程也就有了些線索。

他現在肯定是在五十歲上下——雖然最近十年以來他老得飛快，1985年的時候，他簡直就像是七老八十的樣子。假如未來的藥店裡沒有把長生藥擺上架（否則他說不定都有一百歲了，甚至更老！），他進入慢時機的時間應該是2010或者2025年間的某個時候。如果是更接近2025年的話，則意味著他進去的時候就算不是十幾歲，也就剛剛二十出頭而已，那樣一來，倒說明他很可能就只是一名“自殺志願者”、僅僅是機器裡的乘客而已；而如果是更接近2010年的話，則暗示著他可能是一位更加資深的研究人員，在慢時機的研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現在只是親身經歷以進行測試罷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原來的瘋狂已經逐漸好轉，現在只是身體保持著緊繃的固定姿態，就彷彿在冥想一般；另外，他也有些正常的活動了，比方說閱讀。我們傾向於將他的行為看成是權衡後的捨生取義，而不是衝動的自我犧牲；因此我們將他踏上旅程的時間定在2010到2015年之間（距離我們現在只有十五到二十年），那個時候他三十多歲。

除了理論物理，基礎太空科學現在也因為他的存在而極大地改變了發展方向。

要把人類送往群星，最大的希望就是開發某些深度睡眠或者冷凍系統。很明顯，直到2015年左右，這些技術都不會出現，不然我們的乘客一定會使用它。假設可以一路休眠過來，甦醒時依然如出發時一般年輕，那麼只有瘋子才肯在一個狹小的居住艙裡坐上個幾十年，不斷變老和腐爛。另一方面來說，他的生命維持系統似乎完美無瑕，他可以在狹小的艙室裡待上幾十年，而整個機器只是使用迴圈空氣、水和固態物質，效率達到了百分之百。但是單為這件事，研發成本就太高了，這些技術一定是從其他領域借來的——顯然就是太空科技。這麼說來，2015年左右，我們的宇航員會需要極為長期的生命支援系統，能夠經年累月地支援他們在清醒的狀態下維持生存。哪種型別的太空旅行才需要這樣的生命支援系統參與其中呢？好吧，只有奔向群星這事了——比較慢的那種方式；但也不算特別慢。倒是用不上幾百年，但也得要幾十年。具有高度奉獻精神的人們只能在狹小的太空艙裡被獨自關上許多年，才能到達半人馬座阿爾法星、鯨魚座天侖五、波江座天苑四或是其他某顆星球。如果他們身處的環境太過袖珍，任何額外載荷的成本都會過於高昂。誰會僅僅因為好奇而冥思苦想出一個這樣的旅程呢？誰也不會。這個想法太荒謬了——除非他們攜帶著什麼東西，可以立即和地球實時通訊。一個超光速解碼器是唯一明顯的解釋。他們攜帶著快子傳輸系統的另外一端，可以將實體物質甚至人類發射向星際。

因此，如今物理學界有一半都和時間逆轉糾纏不清，另一半則大多數錢來自太空行業的資助，試圖佔住之前就存在的整個太空領域，努力想要找出駕馭和調製快子的辦法。

快子看起來肯定存在；我們現在對此相當肯定。主要的問題是我們需要預先掌握使用它們的技術，這樣才能證明它們真的存在，並保證能正確地利用它們。

所有這些科學領域的調整，都是因為他坐在神秘的運載艙裡，故意不理我們，讀著《魯賓遜漂流記》，臉上一副緊張的表情，慢慢接近崩潰的最後一刻。

<h3>1996年</h3>

如果是你要在慢時機中被鎖上N年時間，你是希望有個一直顯示日期的日曆還是沒有？它會是個安慰還是嘲弄？顯然乘客的儀器被校準過——除非他的旅程精確地結束於1985年12月1日的正午純屬偶然。不過他能看到讀數嗎？他是否寧願在旅程的結尾才突然被告知，而不是一直忍受著漫長的折磨？你看，我們想要解釋的是，為什麼他沒有在1995年與我們聯絡。

獨自幽禁的囚犯會用指甲在牆上刻下正字來記錄日期，以保持清醒；時間流逝的感覺能讓他們振作精神。但從另一方面，對於自願在地底連續待上好幾個月的洞穴探險者來說，根據在他們身上進行的時間認知測試，我們發現最後他們的時間認知會嚴重滯後——三個月內就可能會偏差兩週。我們的慢時機乘客由於忽略了時間的流逝，他的主觀旅行時間可能滯後了一年——甚至五年！洞穴探險者對晝夜毫無概念，而他也沒有！從他到這開始，實驗室的燈光就一直亮著，他一直處於監視之下。

他並非罪犯，不然他肯定會抗議，哀求我們放他出去，讓我們可憐可憐他，提供一點線索讓我們瞭解他的困境到底怎麼回事。他是不是某些致命疾病的攜帶者——這種疾病的傳染性強得令人匪夷所思，除非將他隔離，否則就會傳染給整個人類？只有時間膠囊才能隔離這種病毒？即使隔離在月球或火星上也不能阻止病毒在人類中傳播？他可不太像……

就算有某種充足的理由把他隔離開，並且假定他同意這種隔離（顯然他是願意的，坐在那兒光讀笛福就讀了N次），又是什麼原因需要把一個人從整個連續的人類歷史，以及他自己所處的時空中單獨隔離出來呢？藥物學、精神病治療、社會學，繼物理和太空科學之後，所有的人文科學也被拉下水，捲入了這個難題。儘管他只是坐在那裡無所事事，卻成了吞沒一切物理和社會科學的旋渦，一個吸收了巨大能量的人體黑洞，而我們的知識量只得到了一點擴充套件。這名單獨的個體所積累的破壞性潛力，強烈得如同加速到光速的單個原子，需要耗盡宇宙中所有可支配的能量，才能保持其本不被允許存在的狀態。

而此時，軌道快子實驗室報告他們正在合併量子力學、引力理論和相對論的節點上，接下來他們終於即將讓首個高速粒子包“跳過”光速壁壘，進入超光速模式，然後再一次回到我們的空間。但是報告說，去年只是讓他們的粒子包作為反物質完成了“回跳”，一下就損失了價值五十億美元的裝備，還丟了三十個人的性命。他們根本沒有跳入快子模式，不過是讓自己在時空的纖維中以“莫比烏斯環”的形式穿越了蟲洞。

然而，這名道德的囚徒（當然是他自己的道德！），或者不論此君為何人，我們的慢時機乘客似乎年復一年變得越來越高貴。我們漸漸淡忘了他最後的瘋狂，越來越被他的自我奉獻與自我犧牲而感動（只是我們仍不理解他這樣做的理由），還有他那維特根斯坦式的靈性：“就他整體來看，不愧為大丈夫，我再也找不出跟他同樣的人。”[2]還有別人嗎？只有他這一位！正是這一位啊，他一年比一年更氣宇非凡！這簡直太美妙了。就彷彿是十字架受刑後的基督，作為聖子洗去了所有罪孽，他的整個生活就在我們眼前完整地重現，並且對自己真正扮演的角色具備完全和確切的認識（只不過……他的角色完全是沉默的）。

<h3>1997年</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