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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益

一九〇二年,二十二歲的魯迅赴日,兩年後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成為仙台唯一的中國學生。二十多年後,才有那篇知名的《藤野先生》,以及裡頭所回憶的“幻燈片事件”。

《藤野先生》裡魯迅陳述的日本經歷成為魯迅傳奇的一部分,文章中提及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的其中一張幻燈片,引起日本同學歡呼,讓魯迅意識到自己同胞的麻木病源,也成為他棄醫從文的關鍵。許多論者認為,魯迅後來到東京著手翻譯俄國與東歐文學,參與革命活動,寫出《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都跟這個“幻燈片事件”有關。彼時一代文學家太宰治尚未出生。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歲的太宰治受日本內閣情報局與文學報國會將所謂的“大東亞共同宣言”予以小說化的委託,開始閱讀魯迅,並且於暮冬之際赴仙台探尋魯迅事蹟。翌年,日本戰敗,《惜別》出版。

太宰多數小說都有很濃厚的個人色彩,但《惜別》卻是“他傳”,寫的是魯迅在仙台的生活。太宰治虛構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醫師,在記者的來訪下,回憶和魯迅相處的點點滴滴。太宰為了寫作魯迅,將七卷本《大魯迅全集》(改造社)細讀過,作為他理解魯迅的基礎。小說中魯迅對田中的自白,內容顯然都來自於魯迅的作品。與此同時,太宰治還讀了兩本魯迅的傳記,分別是太宰治評述“像春花一樣甘美”的《魯迅傳》(小田嶽夫),以及“像秋霜一樣冷峻”的《魯迅》(竹內好)。

《惜別》在日本文學界的評價並不高,竹內好甚至批評太宰誤讀魯迅,但我卻認為它是一部極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於,這部受政府委託的著作裡,太宰借魯迅之口,某種程度上批判了軍國主義思想。其次是,太宰也藉由魯迅的文學觀,發揮了自己的文學觀。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託寫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書店之邀寫作故鄉,這就是你手中這部美麗的重訪(或告別)故鄉之書——《津輕》。

普通讀者對太宰治的認識,多半建立在《人間失格》與《斜陽》這兩部作品上。放蕩酒色、心靈矛盾、哀傷為人的掙扎,是太宰文學的典型。而他五次自殺的經歷,也常讓人與其小說聯想在一起。相對地,閱讀《津輕》將是完全不一樣的明亮經驗。

《津輕》分為“序章”及“正文”(《巡禮》《蟹田》《外濱》《津輕平原》《西海岸》五章),乍看像是以地理與特色進行“導覽”的遊記,實質上則不然。太宰認真閱讀了大量地方歷史文獻,再穿插訪友經驗與回憶片段,寫出了這部“不只是遊記”的作品。

書中內容我自不必贅述,但不妨提醒讀者注意幾個部分:論者多半認為太宰治的憂鬱性格,與他的家族有關。選擇文學為志業的太宰,很想逃離父親與兄長的權力環境(他的父親津島源右衛門是地方名紳,也是縣議員、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同時經營銀行與鐵路),而《津輕》正好為此觀點,埋藏了情感線索。

另外,讀者當會發現,除了嘲弄、戲謔的“無賴派風格”外,太宰寫景與敘事都十分出色。《津輕》與《惜別》裡的景色都十分溫暖,那些小酒館、漁村巷弄、堤川、觀瀾山,在港口緩緩落下的粉雪、粒雪、綿雪、水雪、硬雪、糙雪、冰雪(只有雪國的子民才能分得清楚),以及水色淺、鹽分淡,隱隱飄著海潮香味的蟹田海岸……他是如此努力想展示自己故鄉的美與自己文化氣質的根源。此外,太宰的歷史觀、文學觀與思想,也在這部書裡與故舊的飲宴討論中,很自然地鋪展開。

比方說在與阿竹重逢的那段,太宰刻意把拉雜的尋人過程都寫出來,卻讓人緊張地期待。他提到“在兄弟姊妹當中,只有我一個的性情粗野而急躁,很遺憾的就是來自這位養育我的母親的影響”,指的就是十三歲起就照顧他的阿竹,這是對一個女傭的最高禮讚。而當他與好友N君談及故鄉的“歉收年表”,看到每隔幾年就出現的凶年,太宰不禁義憤。他說津輕人將歉收說成“飢渴”,而“我們的祖輩一生下來就遇上了歉收,在艱難的困境中長大成人。這些熬過困境的祖輩的血液,也必然在我們的體內流動著”,甚至大膽批判了政府無能。

引用京都名醫橘南谿《東遊記》中的幾則奇幻故事,更讓我彷彿看到眼神天真澄澈的少年太宰——畢竟太宰留下的照片,眼神總是如斯憂鬱。

太宰或許不能理解魯迅留學時所受到的歧視,以及作為一個沒落帝國的子民,在日俄戰爭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顯然很努力地想理解這個影響中國的作家,並且與他在文學中對話。研究者藤井省三曾為文討論過太宰的《惜別》,提及小說裡魯迅寫了一段文章給“我”,內容正是《摩羅詩力說》的部分段落。“我”回應說:“我覺得,該短文的主旨,指出了與他從前說的那種‘為幫助同胞的政治運動’的文藝多少有些差異的方向,不過,‘不用之用’一詞讓人感到豐富的含蓄。終歸還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實際的政治運動那樣對民眾的強大指導性,而是漸漸地浸潤人心,發揮使其充實之用的東西。”“我”並進一步說:“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文藝這種東西,就會像注油少的車輪那樣,無論開始時怎樣流暢快速地運轉,都可能馬上就損毀。”

或許,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權力,對時局與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縱情慾外,真正支援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學是不斷滾動人生的潤滑劑,是無用卻能浸潤人心的物事。

太宰與魯迅的相似之處,還在於他們對父親形象的抵抗。在這特別的一年裡,他或許短暫地從多重的糾結情感裡抽身出來,體驗了人跟土地的純粹情感。

只是他終究選擇再次告別。

在太宰治的遺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於武陵的詩:“人生足別離。”勸酒的人說,不要再推辭斟滿酒杯了啊,因為“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太宰說他有一位前輩將詩句翻譯成“唯有再見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悅轉瞬即逝,離別的傷心卻黯然銷魂、如影隨形,因此我們一生都得活在告別中。

我將《津輕》視為一部“告別”之作,因為那個太宰歸去的故鄉,正是他要道別的故鄉。而他寫魯迅的作品名為《惜別》(這是藤野送給魯迅照片背後的題字),則是太宰文學精神的另一面向: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與世界告別,在我看來,正是太宰“惜別”這個世間之故。那個他想離棄的生命,就是他燃燒的生命;而他離去的故鄉,正是他留戀的母土。關於這點,你手上的《津輕》正是美麗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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