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3章 太宗篇30 雍熙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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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陽伯府簡樸而又不失威嚴，換在一年前還不是這樣，只不過在皇帝力倡節儉，反覆提及，並屢次批評教育那些用度奢侈之家，鋪張浪費之舉後，作為大漢有數的權臣之一，趙匡義自然也謹遵皇帝教誨，領會皇帝意圖。

於是，廣陽伯府的日常開銷一下子減半，曾經那些張掛各處，展現權力、地位與富貴的金玉綢飾，都消失無蹤。

除了權力與名位之外，趙匡義還是一個十分嚴謹剋制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人，在生活作風這種小問題上，更不可能和某些人一般，逆著皇帝的意志來。

對於皇帝厲行節儉的舉措，朝野之間當然一片稱讚，這畢竟是政治正確的事。只不過他們背地裡是怎麼想的，就難與外人說了。

同時，依附於權貴們的那些奴僕、扈從，反倒是怨聲一片，畢竟，他們的待遇肉眼可見地下降了。權貴們的奢侈享受，有很大一部分營養，實則是被寄生於他們身上府中的蟲豸們吸取的。

當然，劉暘在生活作風上的提倡與約束，也不僅僅留於口頭上，畢竟，連詔書制命都有人敢陽奉陰違，何況這種不致命的事情，該有的手段，劉暘也用盡了。

從雍熙元年秋開始，除了對一些權貴明確提出批評之外，劉暘也開始在人事上給這些人設阻，有皇城司、武德司的輔助，勳貴、官僚們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說全部摸清，總是有個脈絡可循。

不聽上意，那麼今上就從他們最在意的地方去炮製，打他們利益核心，而正巧，從蜀亂爆之後，朝廷便藉機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教育改革要求。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清廉能幹的官吏得到了提拔，相反，曾今那些不以為意甚至肆無忌憚者，則被貶、免、流“照顧”上。其中，有不少在稅改大政下興風作浪抑或翫忽職守乃至陽奉陰違者，都得到了懲戒。

在雍熙元年下半年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裡，從中央到地方，從行政官、司法官、治安官再到監察官，在吏部尚書慕容德豐的主持下，罷免、替換、問罪官吏達五百餘人，其中有近半都是各地、各署的頭腦人物。

如此大力度的吏治整風，可是劉暘繼位以來空前的大手筆，引得上下格外不適，甚至在行政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亂，很多人都表示不滿。

尤其是川蜀爆大亂的情況，很多人都以此來勸諫、提醒劉暘，但劉暘卻也同樣的理由反駁回去，川蜀之亂正是給他們上上下下提了個醒，究其原因，正是吏治汙濁所致。

朝廷若不引以為戒，即行整飭，難道要等到全國各地，邊地烽煙，處處叛亂，再行挽救嗎？

同時，劉暘還能擺出一大堆官吏失職、權貴犯罪、豪強猖獗的案例與證據，只是在政治上整風，已經是皇帝剋制寬忍的結果了。

從河清之行，到川蜀叛亂，雖然樣本不算多，但皇帝劉暘倒也勉強觸及到了問題的根本，當然不是土地矛盾、生產所有制上的根本問題。

而是，劉暘深刻地意識到，吏治不清，皇帝的權威不固，就別提什麼改制改革，再實惠考慮再周全的政策，都別想落實好。你以為的治病良藥，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藥。

也是基於此點認識，劉暘開始從“稅改”的窠臼中擺脫出來，開始跨步前行，有力出擊，真正從吏治著手，開始收權立威。而人事權，在任何國家、任何體制中，都是最核心的大權，劉暘當然要收到手中。

當然，要實現這個目的，不是靠簡單粗暴地免些官、換些人就能實現的，如果新上任的官員與前任一般，那也只是白費功夫，反而造成政局動盪。

因此，針對前前後後、反反覆覆由內外臣僚們上奏提出的“稅改之弊”，劉暘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見，而這些根據實際問題、弊病提出來的政策意見，則在不斷的完善之中逐漸形成劉暘的施政綱領。

總結的來說，就是“肅清吏治，加強監察，與民以惠，保證公平”。治政先治吏，安邦先安民，人治社會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國安民造成的問題，終尋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決。

這條路終點難說何方，最後也未必走得通，但隨著劉暘抓住“重點”，至少眼下，是以一個穩健有力的步伐朝著一個明確的方向前進。

雍熙元年的皇帝劉暘很辛苦，除了軍國大事的處理，他將很多時間，都花費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

外放的朝官、進京戍職的地方官，從知縣令長起，他每個人都要親自接見，考察他們對履地政治民情的瞭解，聽取他們的施政想法，同時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

皇帝都親力親為到這個地步了，自然是有效果的，正是在這樣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之下，屬於雍熙皇帝獨有的權威自內而外開始建立，也是皇權也開始起步反擊。

而地方上的官僚們，或許不會在意民間疾苦，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權勢與官帽子，皇帝也透過這場政治整風，讓他們清醒得認識到，哪怕天高皇帝遠，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舊是能掌控他們前途生死的人，不要失了敬畏之心。

劉暘也向他的臣僚們傳遞著一個態度，清廉自守，盡職做事，那就無事。想要進步，則做當下最重要的事，釋民怨，安民心，衛公平。

當然，劉暘能這麼做，掀起這樣一場政治改革，也是有足夠基礎的。先，類似的“整風運動”在世祖皇帝時代並不少見，大漢的臣民對此也是“有見識”的。

其次便是劉暘是從一個實權太子進化成皇帝的，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撐，三十多年間以東宮僚屬為核心也培養了大量人才，而這些毫無疑問是劉暘的核心力量所在，從各方面支援著他的執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大漢帝國在世祖皇帝統治晚期，出現了各種弊病，國力有所衰退，但統治階級的整體實力與控制力還是很強的，朝廷的權威也足，從官方到民間，風氣從整體上也是向上。

沒有這些，像劉暘這麼搞，早就沸反盈天了。誠然，大漢諸道州都有各種跌破下限、毫無吃相、貪婪到近乎愚蠢的剝削行為，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連最後一粒糧、一枚銅錢都不願意留給底層下民小農。

而透過這麼一場“政治進攻”，劉暘也才真正意識到，世祖皇帝留給他的，究竟是怎樣一筆財富。這筆財富的核心，不是皇位、耳目與財富，而是那一套以皇權為中心穩定執行了幾十年的國家社會管理體制。

在這個體制裡，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權力，那麼皇權幾乎是無限的，當然，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觸及到那最高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