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1章 太宗篇48 雍熙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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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九年（1oo1年）秋，距離劉暘登基已然快十個年頭了，新皇帝變成了老皇帝，大漢帝國也以一個更加安定、繁榮的治世面貌呈現於當下這個世界。

過去的兩三年間，在劉暘的鞭策下，朝廷進一步加強法治建設，加大對違法亂紀、竊國虐民者的打擊。每年秋決，僅各級官吏，便有數以百計的人被押到洛陽南市，被當眾處刑殺頭。

還是得說，論殺官效率，怎麼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為他往往是一殺一大片，成群結隊地殺，成百上千地殺。但在殺官頻率上，劉暘卻要過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論處，判死即殺，理性殺人。

有的皇帝殺人，會導致人心離散，朝政混亂，國家衰弱；有的皇帝殺人，卻讓人心更齊，政治清明，國家富強。而劉暘顯然是後者，因為他不亂殺人。

同時，即便在比世祖還要嚴苛的吏治環境下，大漢的權貴官僚們對劉暘這個皇帝，依舊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戀”的逢迎態度，實在是如今的大漢官場競爭太激烈了，職位早已飽和，人才也已溢位。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劉暘開始關注體制內部冗員問題，並籍多方調查、瞭解、聽取所得實況，對中樞部司以下道府州縣乃至鄉鎮村裡各級官吏，進行人數上的詳定，這毫無疑問，在大漢官場又是一場巨大的波瀾。

帝國的朝官、命官體制，已經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勳階官，都有成制，變動不大。相反，對於棲生於官制之下的“吏員”，一直以來並沒有一個明確而清晰的定位與管理條制。

一切，實則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們在“吏員”的設立任用上，具備極大的自決權，甚至可以說，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項權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權威也來源於此。

畢竟，數倍乃至十倍於官的吏員們，才是直接負責辦事、管理百姓的人，他們也是大漢帝國統治體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觸角。而地方的命官們，也往往是透過控制僚吏的前途與權途，來影響治下的局勢，決定屬民的命運.

實事求是地講，皇帝要對付官，很容易，一紙詔書即可，因為他們最重要的法統來自於皇命，治政的權力由朝廷賦予。

但是，要對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簡單了，不只是那龐大的規模，更因為那盤根錯節的關係，以及這個群體在大漢帝國這套社會管理模式中起到的關鍵紐帶作用。國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離不開的就是這群吏。

因此，劉暘對“漢吏”的整頓，人數上的精簡，只是其一，更為重要的，還是在舊制雜條的基礎，拿出了一套更為細緻、標準的管理辦法，簡單地講就是將龐大的漢吏群體規範化。其中最顯著的一個特點便是，朝廷將天下吏員分為二十級吏，基本對應著從宗親勳貴、中樞部司僚吏一直到普通村裡職吏的級別，並且按級別放年俸。

這又是雍熙朝的一項大工程，做起來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且不說在朝廷整頓下面臨“失業”的廣大漢吏們，就是各地主官也很牴觸，因為朝廷手伸得太長，伸到他們的“碗裡”，捅到他們“腚上”。

因此，這項工作的進展格外緩慢，堪比稅改，亂子也不少，但是，“吏制新規”仍在磕磕碰碰、紛紛擾擾之中樹立起來了。就和稅改最終走向妥協，吏改也是如此，角力到一定程度，穩定與平衡依舊壓倒一切，但在這個過程之中，全國各地依舊裁剪了上萬冗員

樹立一個新吏制，順便緩解一下冗吏問題，最終達成共識，這也未必就不是皇帝劉暘想要達成的效果。

而隨著大量職吏被清退，大漢的“人才過剩危機”也進一步加劇了，被清退的職吏們，很少有找不到出路或者活計的，能夠為吏的，都是有本事的，至少也能積攢下一份家當以及相應的人脈資源。

只不過，讓這些曾經在體制內部抑或邊緣打拼的“幹吏”們，去操持其他事業，顯然也不是那麼容易，至少思維很難扭轉。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又一波“人才外流”爆了，大漢東南西北的封國爭相力，從國內招攬人才，給出各種誘惑條件。

對於廣大吏員來說，背井離鄉，到異國他鄉去打拼，顯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難關的，有人不願去闖，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尤其是，在國內或許只是一個微末小吏，到了封國卻能直接做官，這種反差比較，對於長期為吏的漢吏來說，簡直就是降維打擊。

於是，在過去的兩年中，諸封國從大漢延攬了一大批的人才，且不提能力高低，但都是經過大漢體制考驗的吏幹之才，拿出去就能“打”。

而在這個過程中，收穫最大的，正是安西三國。就在雍熙七年，只花了不到半年時間，安西三國便合力攻破蒲花羅城，將稱霸河中地區上百年的薩曼王朝給滅亡了。

三國在瓜分了薩曼王朝遺產之後，緊跟著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礎上，開始建立屬於漢人的統治。而這個過程，顯然比打仗要更為困難。

即便營所制的侵略性與同化性夠強，但想要將“漢化”推行開來，仍需大量的人才，這恰恰是三國短缺的，尤其是獲得了薩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康居二國。

人才不夠哪裡找？大漢母國，應有盡有.而比起仍沒有徹底擺脫“蠻荒夷野”印象的南邊，還是誕生過璀璨文明、有過輝煌歷史並與中國密切交通的中亞地區，對大漢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尤其是中西部的人。

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現象，與過往相比，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那便是，這一次自選擇的佔比很高。

過去，有皇帝引導，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實則都是被動地接受安排，內心未必都是樂意的。

而這一次，情況變化了，是從思想理念開始的變化在這份變化中，大漢上層權貴的觀念也在悄然之間生著變化，一種在歷代帝國王朝從未出現過的變化。

別的且不提，至少他們進一步認識到了各封國的“妙用”，擋住外敵，拱衛中央帝國，只是最粗淺，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為一個強大的天朝，是不懼任何外來挑戰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洩洪理論”，到雍熙王朝的當下，卻是越凸顯出來了。

叛亂的百姓，殺了有傷天和，留著仇恨深重，對外轉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對外流放；天災之下出現的流離百姓，同樣也可以向外遷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產生的多餘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輸出.

似乎，帝國內部出現任何的問題，都找到了一個解決的辦法。畢竟，所有的問題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決了“人”，那麼問題也就解決了。

而以各封國的承受能力，或許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們對漢民、對各類人才的飢渴，也是肉眼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