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9章 康宗篇1 少主當國，得安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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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康元年（1oo7年），隨著乾元殿上一場盛大的登基典禮落幕，大漢帝國至少從法理大義上完成了帝位的傳承，權力的交接。

當還未徹底擺脫稚氣的劉文澎坐在那方至尊寶座上，接受皇室宗親、公卿百官以及諸邦各國使節朝拜時，即便事前經過無數次的排練準備，到這一刻真正降臨，面對這浩大的場面，這個少年依舊打心裡感到侷促、緊張。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這一刻，他還沒有真正享受到皇帝至尊的權勢與威望，卻感受到江山社稷壓肩的萬鈞之重，讓人喘不過氣來。

國無長君，對整個帝國上層而言，都是一件“新奇”的事，畢竟已經有差不多六十年沒出現過這樣的狀況了。

當劉文澎端坐於帝座時，幾乎所有的公卿臣僚都瞪大了眼睛，觀察著這位新君，固然是萬眾矚目，但諸多的目光中也難免帶有好奇、審視乃至懷疑，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個年輕的天子能給大漢帝國帶來什麼，又能否承擔起領導帝國的重任。

就是功臣勳貴、雍熙老臣們，對這個少年天子，同樣呈一種謹慎的態度，他們早已習慣頭頂有個權威隆重的皇帝，強勢也好，寬和也罷，英明也好，任性也罷，但總有一根主心骨，能夠最後拍板。

這冷不丁，換成一個看不清深淺、摸不清脈搏的年輕皇帝，一時間總是難以讓人適應的。進入平康時代後，這新君臣關係如何相處，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一個值得深刻鑽研的課題。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六十年，整個帝國都是君權重於臣權，並且一步步走上皇權巔峰的一個過程，但可以預見的是，從新君登基伊始，這種情況將生變化了。

乾元殿上的登基大典，僅僅是向全天下宣告新皇繼位的一個儀式，一場表演，那些五體投地、恭敬禮拜的功臣勳貴、帝國高官們，也並不會因為雙膝著地，就對新皇心悅誠服，連太宗皇帝繼位之初都沒做到，何況劉文澎這一少年。

他們拜的，是帝國皇帝，是世祖、太宗兩代帝王六十載時間構造完善的一個將所有人囊括其中的制度與共識，只要身處這個體制當中，只要這套機制還在正常運轉，那麼不管誰坐在那個位置上，都將得到眾臣朝拜，否則就將遭受整個體制與國家意識的排斥。

同是少年天子，新皇劉文澎顯然要比他的祖父世祖皇帝繼位之初要輕鬆得多，至少，他不用披肝瀝膽地去爭搶權力，不用宵衣旰食地經營國家，更不用日夜憂憚生死存亡的問題。

正常情況下，他只需垂拱而治，整個天下就在他腳下，即便是無為而治，無功而終，或許也能得個“賢明”天子的好名聲。

而劉文澎最幸運的一點，或許就是他爹乃太宗皇帝。他爹在生前，用十四年的時間，匡正了開寶中後期一系列問題，極大地緩解了建國以後積攢了各種社會矛盾，留給他的，則是一個外部安全、內部穩定的泱泱天朝。

而在帝國的傳承事宜上，太宗皇帝考慮得更加周全，在駕崩前幾乎把所有的後事都安排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毫無疑問是輔政大臣的安排。

張齊賢、慕容德豐、李沆、李繼隆（高瓊去世後接任樞密使）、向德明、寇準（安南封國後調任尚書右丞）、王玄真，再兼趙王劉昉、魯王劉曖、燕王劉昭三宗王坐鎮。這樣一套輔政班子，都不需他同心協力，只需在大方向上保持步調一致，那麼就足以彈壓朝廷上下、帝國內外。

也正因為一切都有太宗遺詔作為指導，在新皇登基前後，朝廷內部方才保持著基本的穩定，相對的平衡。而不是像劉暘繼位時那般爛事一堆。

當年，畢竟情況特殊，世祖崩於外，又無遺詔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駕崩之於太宗駕崩，雖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帶給人的震撼已經帶來思想上的混亂，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而經過太宗劉暘在制度上十數年如一日的堅持匡正完善，大漢帝國的政治已然足夠成熟穩定，趨於理性。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由太宗劉暘主導的雍熙時代，就是大漢帝國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展階段。

在劉暘嘔心瀝血、勵精圖治下，大漢帝國度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安定、清平、繁榮與富強，在一干雍熙名臣的輔佐下，太宗皇帝親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輝煌的歷史畫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親手創造的一個偉大的、波瀾壯闊的武功盛世，其下啟者，則猶待少年天子劉文澎及帝國上層的當權者們去開啟，而開啟那扇門的背後，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輪盛世，還是治世，乃至亂世，也有待時間的檢驗。

時間進入到平康時代，皇帝變了，年號改了，歷史翻開了一頁新的篇章。與此同時，帝國上層階級沒變，政事堂掌握大權的那些公卿重臣們沒變，沿襲自雍熙時代的政風也沒變。

至少可以說，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個大漢帝國，似乎除換了一個皇帝之外，一切仍舊按照雍熙時代的成例，憑藉慣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軍事、經濟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規矩與制度，依舊長久地指導著新朝的君臣，也約束著體制內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頭打破這種慣性與平衡

少年天子劉文澎，既沒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鍾，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積累、堅忍不拔，實事求是地講，他並沒有把控大漢帝國這艘巨輪的穩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繼位之初，他不具備這樣的手段與實力。

因此，他無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動積極且迅地樹立自己的權威，在帝國上層注入自己的意志與理念。

蕭規曹隨，垂拱而治，做一個太平天子，未嘗不是一條“康莊大道”。然而，那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漢帝國的君主專制體制中，皇帝擁有太強的主導權了，而帝國的政治生態中，也早已注入了“強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溫文爾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國權力的角鬥場中廝殺起來，那也是張牙舞爪，猙獰可怖。

因此，平康時代的平靜，只維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這半年時間裡，小皇帝劉文澎高居寶座，學著、試著怎麼做一個皇帝的同時，並不能完全享受作為大漢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全部權力，軍國大事皆有雍熙輔臣操持，國家政令悉由政事堂布，用那些輔臣的話來講，天子年幼，還需讀書明理識政，至於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遺詔操持。

且不提皇帝劉文澎對此作何感想，繼位不久，權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對帝國那套運轉成熟的機制，實則並不能揮太大的作用。處於一種空擁寶器，而不知運用法門的狀態。

而對這種臣權蓋過君權的情勢，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作的，乃是升格為太后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后，親手打破了太宗皇帝為劉文澎構建的保駕護航的帝國上層權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后與尚書左丞慕容德豐的合謀下（實則為太后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豐不得不從），糾集一干朝臣，討論“封國王就國制”的問題。

提出此議，除了針對奔喪結束後仍舊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劉文渙、林邑王劉曙、安東王劉文淵之外，最主要的，則是高居宰堂的趙、魯二王。